武王伐紂，是周國全力以赴的一次軍事行動，力求一擊必中。然而，周武王召集的軍隊數量，卻令人難解，因為僅召集了4.5萬人。
《史記·周本紀》於是武王遍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根據史書記載，武王伐紂的關鍵戰役——牧野之戰中，紂王就召集了17萬軍隊（數量質量都有爭議，但至少在10萬以上），考慮到紂王是在家門口作戰，面臨滅國危機之下可能反撲，會召集更多軍隊。在夏商周時代，軍隊數量一定程度上會決定戰爭勝負。
因此，這就令人難以理解了，事關國運之戰，為何周武王不多召集一些軍隊？不說數量上壓倒紂王，但求至少不會落後太多，這才符合正常邏輯。中國最古老的兵書，揭開了武王伐紂中周武王僅率軍4.5萬的內幕真相！
中國是世界兵法之鄉，層出不窮的兵法鉅著，足以證明中國成為唯一流傳下來的文明古國並非偶然，而是存在著內在的戰爭基因因素。據此，有學者認為，在宋朝之前，中國才是真正的戰鬥民族。
鮮為人知的是，中國最古老的兵書，不是我們熟知的《太公兵法》、《孫子兵法》之類，而是叫《司馬法》。它保存著春秋前期的一些非常古典的作戰原則，有濃郁的貴族色彩，如“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所謂“司馬”，相當於如今的國防部長。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 王子（成父）能紹而明之”，可見司馬遷認為《司馬法》源頭在於姜子牙，此後又有數人重新編撰，形成歷史上的《司馬法》。
令人可惜的是，此書流傳至今已有兩千多年，大部分已經失傳，如今僅殘存五篇。然而，就是這殘存的五篇兵法，卻還記載著從殷周到春秋戰國的作戰規則，其中就有記載解釋了武王伐紂的兵力之謎。
根據《司馬法》的記載，商周時期的軍隊分為兩個部分，即“鄉遂和乘馬”。兩者最大區別在於：鄉遂制度之下，出重裝士兵數量大，而且裝備由官方提供，史書記載是“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供）”；乘馬制度之下，出重甲士兵數量不大，差不多8戶出1兵，而且裝備由民間自備。
《司馬法》逸文：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
由於周朝實行的是井田制，一井有9戶，“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所以一甸64井576戶。
乘馬制下，64井576戶，出戰車1乘，甲士3人，步卒72人，馬4匹、牛12頭，一共出兵75人。
鄉遂制下，64井576戶，出戰車1乘，甲士10人，民夫20人，一共出兵10人，民夫20人。史書記載是“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其中“成”是指“方十里為成”，但由於“緣邊一里治溝洫”，所以一成實際還是64井。
所謂“甲士”，應該就是重裝步兵，步卒應該是“炮灰”性質。
根據學者推算，西周時期全國不到900萬人，因此武王伐紂時周國最多420萬人。如果按一戶三人計算，即可以得出：（4200000/3）/576=2430甸（一甸64井）。
全部按照鄉遂徵兵，可得2430乘馬車，24300甲士，48600民夫。
全部按照乘馬徵兵，可得2430乘馬車，7290甲士，174960步卒。
由於周武王這一次是國運之戰，應該會大幅度提高徵兵比例，但受制於冶金能力，馬車和甲士兵種很難大幅度擴大，最多能夠增加一倍。
而且，還有兩個影響戰爭的關鍵因素：一是周國留守部隊，肯定要防止西部犬戎等外族入侵，以及商朝的偷襲，這也要分攤很大一部分兵力；二是後勤影響，以當時生產力來看，軍隊數量太多周國未必能供養得起，有學者考證認為，周武王的後勤民夫與步卒數量，大約38萬人。
回頭再看《史記》記載，周武王投入的戰鬥兵力是“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車兵和虎賁都是甲士），如果加上沒有記載的民夫與步卒，估計實際在45萬左右。
以《司馬法》記載來看，“鄉遂和乘馬制”之下，4.5萬甲士已經到了極限，周武王已經使出吃奶的勁了。而且，根據史書記載，其中還有一部分屬於諸侯甲士，周國實際投入應該不到4.5萬。
然而，武王伐紂投入的是精銳甲士4.5萬，以及大量步卒，軍隊總量上可能超過了紂王大軍，而紂王卻是臨時召集的部隊，武器裝備可能都不齊全，再加上內部致命叛亂戰場倒戈，紂王焉能不敗？因此，牧野之戰或許沒那麼神秘，周武王並非冒險滅商，而是要數量有數量、要精銳有精銳，至於史書上只記載“4.5萬”，主要是說明周武王的“仁者無敵”，所以才能以寡敗眾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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