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6日，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批覆，中國的“良渚古城遺址” 獲准了列入了世界遺產名錄，由此標誌著中華5000年文明史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承認，而此前國際社會只承認中華文明史起始於商朝，只有3700多年的歷史，而今中華民族可以憑藉5000年文明史，理直氣壯地傲雄於世界之林了。
良渚古城遺址
位於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遺址”，是人類早期城市文明的範例，曾被譽為“中華第一城”，隨著2019年的申遺成功，一個沉寂了80年的名字漸漸浮出歷史與歲月的水面，被公眾重新認識，他就是“良渚古城遺址”的發現者——施昕更，而2019年也是他辭世整整80週年，歲月曾將他隱藏的很深很深。
施昕更
施昕更（1911—1939）原名施興根，因嫌棄名字太俗，遂依據諧音更名為施昕更，浙江餘杭人，“武昌起義”那年出生在餘杭縣良渚鎮，“良”乃善也，也有美好之意，而“渚”為小洲之意，因此良渚這個地名有“水中之洲”之意，這肯定與當地河網密佈的地理環境有一定的關聯。
施昕更出生於一個普通市井之家，父親施甫才在當地一家商貨店當店員，母親駱蘭英是一個善良賢淑的家庭婦女，施昕更自幼聰穎好學，曾就讀於餘杭縣立第二國民小學，儘管學習成績優異，但小學畢業後就因家貧而輟學，其校長感到非常惋惜，遂多次上門勸說施甫才讓孩子繼續讀書，因此家裡借錢送施昕更到“杭州貢院”讀初級中學。
“杭州貢院”曾是浙江省舉行科舉考試的場所，每當舉辦鄉試之年，這裡都聚集了10000餘名全省各地的考生，場面可謂是蔚為壯觀，施昕更入校後也時有耳聞，他深知自己讀書機會來之不易，因而讀書更加勤奮刻苦。
1926年7月，施昕更中學畢業後考入浙江省立高級工業學校藝徒班，當時這個班分金工組和文工組，施昕更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而選讀了文工組，專攻繪圖專業，同時兼修國畫和西洋畫，著名敦煌藝術專家常書鴻當年曾在該校擔任美術教員，施昕更曾受益於常書鴻的教誨。
常書鴻
施昕更於1929年6月畢業之時，適逢浙江省在杭州舉辦了規模宏大的“西湖博覽會”，施昕更作為志願者被老師推薦到“西湖博覽會”歷史廳擔任臨時講解員，由此接觸了許多歷史文物和礦石標本等，由此眼界打開，並對歷史文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也是他人生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1929年底，浙江省政府決定以“西湖博覽會”展品為基礎，成立永久性的“浙江省西湖博物館”，在招募工作人員時，施昕更因在“西湖博覽會”期間表現突出而被聘用，出任自然科學部地質礦產組助理幹事，第二年又擔任繪圖員，當時尚不滿20歲的施昕更虛心好學，潛心研究地質學，尤其對考古感興趣，其出色的工作表現，深得館長董聿茂的讚許。
1933年，浙江省西湖博物館組織赴天目山北麓的孝豐一帶發掘古生物化石，採集了一批三葉蟲、貝類、魚類等古生物化石，為了研究古生物化石，施昕更經常去圖書館查閱考古文獻，當他看到剛剛出版的中華考古報告集《城子崖——山東歷城龍山鎮黑陶文化遺址》時，可謂是如獲至寶，閱後獲益匪淺且深受啟發。
“城子崖遺址”是吳金鼎於1928年4月在山東章丘進行野外調查時偶然發現的，這位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的高材生曾師從李濟學習人類學，“城子崖遺址”發掘是中國政府首次對史前遺址進行有計劃大規模發掘，由考古專家梁思永擔任考古科學顧問，因此“城子崖遺址”考古都是按照現代科學考古方法進行的，具有標杆和指導意義，而由吳金鼎、梁思永、董作賓等人合作編著的《城子崖——山東歷城龍山鎮黑陶文化遺址》，更是由中國人自己撰寫的第一部田野考古發掘報告。
《城子崖》
1935年5月，西湖博物館組織人員對杭州附近的“古蕩遺址”進行發掘，施昕更在整理出土器物時，發現了幾件頗為眼熟的文物，尤其是其中一件帶孔的石斧，這讓他想起了自己的家鄉良渚，良渚一帶曾經是盜挖文物成風，也曾挖出許多玉器、石器以及陶片等地下文物，兒童時代的施昕更曾經看過熱鬧，因而留有深刻的印象，這讓他產生了聯想，良渚似乎也是一個古遺址存在。
施昕更於是在當年7月回到家鄉良渚，在曾經被盜挖的地方巡視，他在乾涸的池塘撿到了幾件石器，並在其他地方搜尋到許多陶器的碎片，其中還有一個相對完整的陶鼎足，遂將這些“寶物”帶回杭州，請董聿茂館長進行鑑別，並彙報了自己所瞭解到的情況以及自己的一些想法，當董聿茂看到施昕更帶回的這些“寶物”，初步斷定這些陶器碎片年代很古，說不定是個重大發現，因此支持施昕更繼續進行關注和研究。
董聿茂年長施昕更14歲，曾在日本帝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專門從事甲殼類動物研究，他與施昕更幾乎是同時進館工作，並擔任自然科學部主任兼技師（工程師），可以說是施昕更的頂頭上司，董聿茂後來又取代西湖博物館首任館長陳屺懷出任館長。
董聿茂
在董聿茂的支持下，施昕更於1936年11月初帶隊再赴良渚，由於良渚是施昕更的家鄉，在當地具有廣泛的人脈，因此董聿茂指定由施昕更帶隊並主持這次田野調查和考古挖掘工作，在名為“棋盤墳”的地方進行了第一次嘗試性發掘，儘管是小試牛刀，卻出土了一大批陶器。
1936年12月和1937年3月，施昕更又先後組織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發掘，把發掘範圍由良渚擴大到周圍的安溪、長命、大陸三個鄉等十幾個村落，發掘出土了兩大筐的石器、陶器及陶器碎片，大約有500餘件，從科學考古發掘的角度，確認了良渚一帶存在著尚不為人知的遠古文化遺存。
良渚出土文物被搬上郵票
1937年4月，施昕更又專程陪同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的董作賓和梁思永到良渚遺址進行參觀和考察，並向心中傾慕已久的兩位前輩彙報和介紹發掘情況，董作賓和梁思永是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發掘的組織者，是中國著名的考古專家，具有豐富的現代考古方法和經驗。
施昕更（左）與董作賓合影
按照當時的考古慣例，施昕更對在良渚三次發掘的文物進行了研究和整理，在董聿茂和鍾國儀等同仁的協助下，很快就撰寫完成了《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的初步報告》，這份報告長達5萬餘字，製圖100餘幅，詳細介紹了發掘經過以及收穫，並提出了頗有創見性的意見和建議，全書被冠以《良渚》之名，準備由西湖博物館出版。
《良渚》文稿正在付排之時，“七七事變”爆發，很快“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江浙滬一帶成為中日兩國軍隊決戰的主戰場，11月12日上海淪陷，12月24日杭州淪陷，《良渚》在上海的印刷工作被迫中止，施昕更攜帶《良渚》清樣文稿隨西湖博物館遷徙浙南的蘭溪、永康、松陽等地流亡，最終在瑞安縣抗日自衛會擔任秘書工作，投筆從戎於抗日救亡運動之中。
施昕更（左一）與同仁在蘭溪合影
“良渚文化遺址”是浙江省的考古成果，而《良渚》一書的出版，不但關乎浙江，而且關乎中國，更關乎人類文明，董聿茂多次遊說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許紹棣，呼籲儘快出版《良渚》，因為西湖博物館隸屬於浙江省教育廳管轄，許紹棣這位曾當過蔣介石秘書的教育家，最終同意由省教育廳出資付印。
1938年秋天，《良渚》在上海恢復印刷出版後，只有少量書籍流出，立即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和矚目，這是中華民族繼河南安陽殷墟考古之後的又一重大考古發現，但由於當時處於戰時環境，無論是國家和浙江省都沒有條件，對良渚遺址組織進一步發掘，而收藏在西湖博物館的良渚出土文物，也都損毀於戰火之中，所幸《良渚》一書被及時印刷出版，為中華民族留下了“良渚遺址”考古發掘的全過程和歷史證據。
《良渚》
但令人遺憾和惋惜的是，施昕更本人未能等到抗日戰爭勝利的到來，他於1939年5月29日下午因罹患猩紅熱不治身亡，年僅28歲，被人葬在瑞安西山，至今未能魂歸故里，如果不是因為戰時缺醫少藥，施昕更不會如此英年早逝，否則他將在良渚遺址考古發掘中將有更大的作為。
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個比施昕更年輕兩歲的何天行，也是良渚遺址的發現者，他當時是復旦大學國文系的學生，課餘熱衷於考古，他曾在良渚遺址發現了一個橢圓形的黑桃盤，上面刻有十幾個符號，經過與甲骨文、金文中的符號進行比對，找到了相同的符號，因而斷定這些符號為象形文字，何天行成為發現良渚黑陶文字第一人。
何天行
何天行意識到其重要價值後，經過反覆調查、研究和考證，於1937年4月出版了中英文對照的《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一書，得到了時任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的高度評價，併為該書題寫了書名，此書很快就流傳到海外，這也是良渚文化研究的開山之作，其歷史貢獻不可磨滅。
《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
1959年底，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將“良渚遺址”這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命名為“良渚文化”，夏鼐當年曾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的重要成員之一，也是1949年沒有追隨傅斯年去臺灣的骨幹，後來成為新中國考古工作的領軍人物。
夏鼐
2019年7月6日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批覆，“良渚古城遺址”獲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標誌著中國5000年文明史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在這一重大歷史榮譽面前，我們不應該忘記施昕更和何天行的歷史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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