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士大夫與名士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鄉土小說代表作家汪曾祺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存在。20世紀40年代，他就在文壇嶄露頭角。80年代初期又重返文壇，以《受戒》《大淖記事》《異稟》等震動文壇。

但他卻始終不溫不火，一直是個邊緣化的作家。直到近年來，他的名字又被反覆提及，一股“汪曾祺熱”悄然形成，“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標籤又一次被翻出。

事實上，汪曾祺自己並不認同這一定位。他曾說：“……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思想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認為儒家是講人情的，是一種富於人情味的思想。……我很喜歡《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士大夫”是中國傳統社會里的一個概念。《辭海》中解釋為：古代指官僚階層，舊時也指有地位有聲望的讀書人。也就是說，士大夫是古代對於社會上具有聲望、地位的知識分子和官吏的統稱。他們既是國家政治的直接參與者，同時又是上層文化、藝術的創造者、傳承者。

自漢代獨尊儒術後，中國的官員和讀書人絕大部分都是儒生，信仰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人們普遍認同，只有心懷社稷，有家國天下情懷的人才擔得起“士大夫”的稱號。

進入近代社會，雖然“士大夫”這個階層實際已不存在，但從這個意義上來作比，近現代的一些文化名人中，梁啟超、蔡元培、胡適等皆可稱之，而林語堂、梁實秋、汪曾祺等就不像了。

是的，汪曾祺不是“士大夫”，而是“名士”，是一個“非典型”的儒者。他的儒家思想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家國情懷、經世濟民，而是竹籬茅舍、小橋流水人家的自然和美。他在乎的是“很美的生活態度”，追求的是一種“本乎心性，源於靈魂，按美的體驗來表達自我”的生活狀態，由內而外透出了一種“通透”。

黃永玉稱自己是“無愁河上的浪蕩漢子”，我想化用這句話形容汪曾祺——“裡下河畔的閒真人。”

02．名士風骨：享受生活的真滋味

1920年，汪曾祺生於裡下河水鄉高郵一個有著濃厚傳統文化氛圍的仕紳家庭。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貢”，寫得一手好文章，還曾親自教授這個最寵愛的孫子古文和書法。

父親汪菊生，字淡如，多才多藝，過著“富貴閒人”式的少爺生活。正因如此，汪家完全沒有舊式家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父親把汪曾祺當朋友，喝酒不忘給他倒一杯，抽菸也會分一支給他，甚至在他寫情書時還幫忙出謀劃策。

這種寬鬆民主的家庭氛圍造就了汪曾祺“閒適恬淡”的氣質和“自由灑脫”的性格。

他抽菸飲酒，熱衷吃地方小吃，品四方美食。興致上來了，他還會親自下廚，做兩個小炒。

他能文能畫，少時就“以畫名”。1958年被補劃為“右”下放農村勞動，在張家口地區的沽源馬鈴薯研究站，他畫成了一套《中國馬鈴薯圖譜》。在那樣的條件下，他沒有怨言和憤恨，而是坦然接受命運的安排。他曾幽默地回憶：“像我一樣吃過那麼多品種的馬鈴薯的，全國蓋無第二人。”

他有很深的書法修養，臨過《麻姑仙壇》、虞世南《夫子廟堂碑》、出歲啦《聖教序》、顏真卿《多寶塔碑》等。

他年輕時還愛唱戲。起初唱梅派青衣，後來改唱餘派老生，在西南聯大讀書時還唱了一陣崑曲。右派摘帽後，他到北京劇團工作，成了專業編劇，代表作是著名的京劇《沙家浜》。

他的大學生涯是在西南聯大度過的。當時大多數青年都是滿懷一腔熱血來尋求救國真理和知識的。可汪曾祺說：“我尋找什麼？尋找瀟灑。”在《騎了毛驢考大學》裡，他寫道：“……我在報考申請書上填了西南聯大，只是聽說這三座大學，尤其是北大的學風是痕子喲的，學生上課、考試，都很隨便，可以吊兒郎當。我就是衝著吊兒郎當來的。”

對國事從來就不太關心。在《覓我遊蹤五十年》裡，他寫道：“有一次替一個小報約稿，去看聞一多先生。聞先生看了我的頹廢的精神狀態，把我痛斥了一頓。我對他的參與政治活動也不以為然，直率地提出了意見。

本想陪凌力去看看蓮花池，傳說這是陳圓圓自沉的地方。凌力要到圖書館去抄資料，聽說蓮花池已經沒有水（一說有水，但很小），我就沒有單獨去的興致。”

是的，他的初心就是躲避戰亂，尋求一個安逸清閒，貪圖一個自由散漫。

但就是這樣一個人，骨子裡卻是個狂生。建國後，汪曾祺在主持《說說唱唱》編輯工作期間，出差坐軟臥鋪車，享受的是“高幹”待遇，但他始終把自己定位在業務骨幹，完成分內的工作，從不和政治沾邊，更不委屈自己去迎合潮流，簡直就是“不合時宜”。早年跟他有過交往的葉兆言曾說：“我伯父也談過對汪的印象，說他這人有些讓人捉摸不透，某些應該敷衍應酬的場合，堅決不敷衍應酬，關鍵的時候會一聲不吭。”

他就是這樣一個性情中人，遵從本心，隨遇而安，無問東西。

1948，汪增祺與施松卿合影

03．真愛永遠：在庸常的日子裡活出詩意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大概就是我喜歡的人恰好也喜歡我。

這樣的愛情，著實讓人羨慕。就像《紅樓夢》中林黛玉第一次見賈寶玉——

黛玉一見便吃一大驚，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象在那裡見過的，何等眼熟！”寶玉看罷，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又胡說了，你何曾見過？”寶玉笑道：“雖沒見過，卻看著面善，心裡倒象是遠別重逢的一般。”

一見鍾情，再見傾心。寶黛二人相知相愛，最終一個報前世甘霖之恩淚盡而亡，一個拋卻萬千紅塵遁入大荒山。小說裡的愛情悲劇總是撼人心魂，就讓他們永遠住在想象中吧。現實生活裡，這樣的愛情，一定要美美的。

比如汪曾祺和施松卿。

施松卿的父親是馬來僑領施成燦。1939年，施松卿和汪曾祺都考入了西南聯大，只不他們不同系，那時過二人並不認識。但緣分是沒有道理的。因為體弱多病，原本讀讀物理系的施松卿後來改讀了西語系，和文學有了一絲牽連；畢業後為謀生計，她到了中國建設中學任教，和汪曾祺成了同事。

真是機緣巧合。二人之前雖未謀面，但都聽說過對方。汪曾祺對這個性格溫和、纖瘦清秀的“林黛玉”很有好感。而愛好文學的施松卿早就知道了這個中文系有名的才子。她喜歡他那種滲透著厚實古文基礎的文章，喜歡他清淡悠長、妥帖順暢的語言風格。讀他的文章，她總會想起父親收藏的那幅水墨勾勒的仕女圖。

二人相見恨晚，愛情悄然來臨。教學之餘，同事們常見到他倆結伴而行，昆明的大街小巷，到處留下了他們愛的足跡。直到1946年7月才離開昆明，一個回到長樂，一個到了上海。

其實，當年在西南聯大時，追求施松卿的人很多，她卻獨獨愛上了小自己兩歲的汪曾祺。他們的女兒汪明說過一個趣事：“一次，爸爸媽媽聊起聯大的事情，媽媽對我們說：‘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著長衫，一點樣子也沒有，外文系的女生誰看得上！’我們問：‘那你怎麼看上爸爸了？’媽媽很得意地說：‘有才！一眼就能看出來。’”

1950年，汪曾祺從武漢回到北京。夏天，二人喜結連理。結婚那天那天的陽光極豔，兩人在一家飯館要了兩碗麵條慶祝。婚後，他做著自己喜歡的工作，有穩定的收入，她為他生了三個活潑可愛的孩子，一家衣食無憂，其樂融融。

可是，命運時不時就會和他開一個黑色的玩笑。對政治毫無興趣的汪曾祺偏偏遭遇了政治風浪。

1958年反右整風運動開始，因為一首《早春》的詩汪曾祺被扣上了莫須有的“反革命“罪名，被劃為了右派，下放到了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1967年”文革“開始，因為劇作《小翠》《雪花飄》，他又一次被打成了右派；1977年，“四人幫”倒臺，他卻因寫了樣板戲《沙家浜》，被認為是“四人幫”同黨而被隔離審查。

在那個特殊年代，不知有多少人家忙著“劃清界限”，父子成仇、夫妻反目、抑鬱自殺的事件屢見不鮮，可他們的愛卻堅如磐石。

不管處境如何，汪曾祺始終不改文人的小情調，施松卿也從不埋怨，和孩子們用愛一次次溫暖他的心，讓他平安走過了那些時光：被批鬥的時候，她偷偷給他買酒喝；被下放時，她忙著給他買“狼眼毫”，教孩子們用漢語拼音給他寫信……在那個動盪的年代裡，他們的感情絲毫沒有苦難的痕跡。

後來，當他文章寫不出時，她笑他“下不出蛋”；分房時他不肯打報告，她假裝生氣叫他“老頭子”；1997年的5月他病逝，一年後，她也追隨而去……

這個世界上，只有她懂他，他只要有她便足夠。從昆明初見的第一眼，他們就註定了自然真實，不苟流俗，在庸常的日子裡活出詩意來。

04．文如其人：懷溫柔敦厚之心，過簡單從容人生

汪曾祺的作品內容閒適恬淡，大多取材於自己的童年和故鄉，更多的是記憶中的人和事，是對簡樸生活、淡泊心境、自然景色、閒適人生的書寫。

細細研讀他的作品我們便會發現，無論是敘述方式還是結構方式，或者是情節架構、人物塑造和語言表達，都顯得自由散淡、隨意單純，簡潔質樸。這其實和他對待生活的基本態度、文學理想與人生境界是一致的。

汪曾祺的恩師沈從文自學成才，曾說自己師從契訶夫，汪曾祺也特別推崇契訶夫：“他好像完全不考慮結構，寫得輕輕鬆鬆，隨隨便便，瀟瀟灑灑，他走出了結構，於是結構更多樣。”

同樣，他的小說散文也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採用散文化的結構形態，語言平淡質樸，如話家常，讓人頓生親近之感的同時亦能發人深思。

他的小說很少描寫繁華市井中世人對功名利祿的汲汲追求，而是營造了一個“小民百姓”的世界，是一幅幅世俗生活畫。比如《大淖記事》中敢拼敢搏、敢愛敢恨的的女人們；《王四海的黃昏》中視愛情為最高人生境界的武功藝人；《晚飯花》中自尋郎君的秦家三姐妹等。

他的散文，則似乎更能夠代表他的性情和文字。在西南聯大求學期間，師生們關注的是國事天下事，他卻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做自己喜歡的事。

在《昆明的雨》一文中，他回憶木香花，回憶好吃的菌子，回憶與朱德熙雨天去小旅館喝酒……那種寂寥的時光，那種青春歲月裡淡淡的惆悵和憂傷，就像中國畫的筆墨和意境，蘊藏著詩意，耐人尋味。

即使在被批為右派時，他也不忘一枝梨花的美：“都說梨花像雪，其實蘋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麼呢？——梨花的花瓣是月亮做的。”（《葡萄月令》）字裡行間散發出的那種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閒適與恬淡，令人悠然神往。

汪曾祺一生經歷了無數苦難和挫折，受過各種不公正待遇，儘管如此，他始終保持平靜曠達的心態：對生活，他愛如初戀；對不幸，他照單全收，創造了積極樂觀詩意的文學人生。

在《隨遇而安》的開頭他說：“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那些苦難和不公在寥寥數筆中一帶而過，既沒有對時代的怨言和憤恨，也沒有擺老資格式的炫耀。這並不是不在乎，而是千帆過後的通透和包容。

“萬物靜觀皆自得。”活著是好事，生活是樂事。這一切，又似乎與清淨、沖淡的道家之氣藕斷絲連了。無怪賈平凹評價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煉成老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