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林玉露》之中，記載了南宋文人趙季仁德三個人生願望：
“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
宋代隨著人生約束的鬆弛，以及社會上商業活動的繁盛，文人雅士們普遍有著觀光的熱情。
就拿理學名家朱熹來說，出行之時會帶上足夠喝一整天的酒水，即便需要多走幾十裡地，為了看到好風景也在所不辭。
可以說，這一時期，旅行和著書立說、收藏名作一樣，成為了標榜文人士子身份的一個途徑和象徵。
和唐代之前的旅行者們不同，從宋代開始，中國的旅遊名勝開始從單純的自然風光，轉向為歷史人文旅遊。
某個名勝之前的訪客中，有沒有名冠天下的大人物，成為了這個景點地位衡量的重點。
或許，宋朝文人們在乎的其實並不是所謂的風景，而是文化內涵。
單以著名的杭州西湖來說，南宋時候的西湖據王福鑫的《宋代旅遊研究》統計，共有450處旅遊景點，其中歷史人文類佔了半數。
而關注於前任的旅途和遊記，也使得兩宋時期的旅友們對自己的目的地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從而能夠在事前就準備應對突發情況的策略。
南宋羅大經到桂林一帶的溶洞進行探險時，就因為知道範成大曾經勘探巖洞失敗，所以羅大經事先準備了幾百份蠟燭備用，這才使得他成功進入並遊覽了多達84個巖洞。
甚至於，先賢們留下的花草樹木，在此時都成為了旅行者們追逐的對象。
陸游非常看重所謂的“紅梨樹”，就是因為它被歐陽修喜愛。
而蘇軾曾經為了自己在赴京趕考途中，沒有停下對路邊的柏樹致禮而遺憾，就因為宋代名相寇準曾經在巴東衙門庭院同樣種植過柏樹。
1094年，巴東的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將寇準的祠堂以及他當年種下的柏樹燒的一乾二淨。
到巴東遊歷的王闢之記載道：
“悼柏之焚，惜公手植，不忍剪伐，種凌霄於下，使附幹以上，以著公遺蹟，以慰邦人之思。”
這樣看來，之後南宋時期，陸游所見到的柏樹早已經不是寇準當年的手植柏樹。
可是，這絲毫不影響陸游以及類似陸游的朝聖者對於這個景點的熱情。
這和我們今天覆建某一個早已毀滅的歷史景點後，湧入的前來觀覽的人們的心理，可以說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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