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總是說，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其實，培根並不是這麼說的，他的原話是：人類知識和人類權力歸於一（Knowledge and human power are synonymous）。
這句話出自培根的哲學著作《新工具》（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1984年10月版，許寶騤譯）第一卷第三條語錄。循著書中譯註，還能找到關於“人類知識和人類權力歸於一”的若干衍生表述——
這三種發明（印刷、火藥和磁石）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第一種是在學術方面，第二種是在戰事方面，第三種是在航行方面；並由此又引起難以數計的變化來；竟至任何帝國、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的力量和影響都彷彿無過於這些機械性的發現了。……而說到人類要對萬物建立自己的帝國，那就全靠方術和科學了。因為我們若不服從自然，我們就不能支配自然。（第一卷第129條語錄）
雖然通向人類權力和通向人類知識的兩條路途是緊相鄰接，並且幾乎合二為一，但是鑑於人們向有耽於抽象這種根深蒂固的有害的習慣，比較妥當的做法還是從那些與實踐有關係的基礎來建立和提高科學，還是讓行動的部分自身作為印模來印出和決定出它的模本，即思辨的部分。……現在我們可以看出，上述兩條指示——一是屬於行動方面的，一是屬於思辨方面的——乃是同一回事：凡在動作方面是最有用的，在知識方面就是最真的。（第二卷第四條語錄）
顯然，人們所熟知的“知識就是力量”，是對培根在《新工具》中一系列論述的濃縮並格言化的結果。當然，這並不妨礙人們將這頂知識史上的語言桂冠戴在培根頭上。
對知識史進行考察，人們有理由認為，是弗朗西斯·培根重新定義了“知識”。因為培根，人類的知識，即對世界的認識、對自然的探究，被截然分為兩個階段——他之前的和他之後的。
培根言說的知識，一如《新工具》書名本身所傳遞的信息，具有濃厚的工具色彩。在人類歷史上，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後，聲稱人類要運用知識支配自然、對萬物建立統治的，不乏其人。但少有人像培根這樣如此鮮明地提出：有用的知識才是真知。
有用的真知從何而來？
“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之《神聖家族》，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版）培根認為，從實踐（驗）中來。培根反對那種脫離實際、脫離自然的所謂知識，他把實驗觀察、事實積累和生活常識引入了認識論。文藝復興之後，歐洲自然科學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支撐了培根的抱負。《新工具》第一卷開宗明義：“人作為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釋者，他所能做、所能懂的只是如他在事實中或思想中對自然進程所已觀察到的那樣多，也僅僅那樣多；在此以外，他是既無所知，亦不能有所作為。”依照書中的觀點，知識源自實踐，又將付諸於實踐；它既是先前行動的總結，又是後續行動的法則；它是經驗的，而非超驗的。
《新工具》堪稱不列顛經驗主義的開篇宣言，知行合一這篇宣言的基調。從“知行合一”的模板上拓印出“人類知識和人類權力歸於一”乃至“知識就是力量”，是邏輯的必然，是語言在某種思想法則框定下的填空。
經驗主義者，在思維模式上天然傾向於歸納法。因為基於感性經驗的認知，在思考和解決問題時總是習慣於從具象的、特殊的而非抽象的、一般的方面著手。培根《新工具》的“新”，正是對亞里士多德《工具論》所強調的演繹法的揚棄。
《新工具》
作為新工具的歸納法的提出，也標誌著近代意義上英倫經驗主義與歐陸理性主義的分野。培根之後，兩種思維模式塑造了所涉人群不同的哲學觀念、行為方式、法律體系、政治風格和社會經濟風貌。而培根之前，溯源歐洲哲學史，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兩種思想類型也長期處於相互對立、鬥爭，又彼此交叉、滲透的狀態。兩種思想類型的糾纏，始於米利都學派與畢達哥拉斯學派對萬物之始為何的認識分歧。此後，經歷了普羅塔哥拉感覺經驗說與蘇格拉底天賦觀念論的對立、德謨克利特唯物主義反映論與柏拉圖唯心主義先驗論的鬥爭。而亞里士多德，則搖擺於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之間並實現了兩種思想傾向的調和，第一次創立了比較完備的形式邏輯體系。進入中世紀後，哲學淪為神學的婢女。但在經院神學內部，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對抗仍以“唯名論vs唯實論”的形式延續著。直至近代，哲學終於擺脫神學的羈絆。與此同時，科學也逐步從哲學中分化、獨立出來。於是，培根全新知識觀的提出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梳理認識論的發展，因為有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對抗、論戰的大背景，可以發現，人們對知識本身的態度也不盡一致。相對而言，經驗主義由於堅信通過經驗可以洞悉自然奧義，注重感覺的作用，所以更側重於知識的功能屬性；而理性主義由於篤信唯有理性才能把握事物本質，注重心靈的力量，所以更強調知識的倫理價值。譬如，蘇格拉底就曾探討過“美德即知識”的假設，柏拉圖則闡述了“一切知識都是靈魂回憶”的命題，而亞里士多德又有“學問是富貴者的裝飾品，貧困者的避難所，老年人的糧食”一說。
《工具論》
上述三位古希臘思想家，除了亞里士多德帶有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相調和的痕跡，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都屬比較純粹的理性主義者。所以，蘇格拉底和柏拉圖論及“知識”大都與“美德”“靈魂”之類的詞彙掛鉤，而亞里士多德所言“學問”則多少有了些功用的屬性。
人們可以認為，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是構成培根哲學體系重要的思想源流。然而，單論培根的“人類知識和人類權力歸於一”，很難說他們給予培根何種提點或啟發。事實上，查閱古希臘羅馬的相關典籍，對“知識”的論述中未見有與“權力”或“力量”相捆綁的句式。可以這麼說，如果要為培根的名言找一句“前世”，它應該不在古希臘羅馬一脈。
那麼，作為西方文明的另一個源頭——基督教文化中，是否有與“人類知識和人類權力歸於一”類似表達？
《聖經》是人們必然會想到的文本。從“知識”的視角看待《聖經》，它不僅是一部宗教經典，還是吸納融匯了近東和歐洲社會早期歷史、文化和哲學的文獻彙編，是一部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作為“智慧之書”的《聖經》，有不少關於知識和智慧的論說。在《聖經·舊約》中就《詩歌智慧書》五卷：約伯記、詩篇、箴言、傳道書和雅歌。其中，箴言一卷裡有大量關於人生哲理的探討，“智慧”是串聯此卷各章節的關鍵詞，如“智慧的賞賜”“智慧的高超”“智慧的呼召”等等。箴言卷，就是一本高濃度的智慧語錄。例如：第二章的“智慧必入你心，你的靈要以知識為美”；第八章的“因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愛的，都不足與比較”；第16章的“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懲治”……而在箴言卷第24章中，有一個讓人眼熟的句子：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識的人，力上加力。
“有知識的人，力上加力”與培根所言“人類知識和人類權力歸於一”，儘管句式有差異，但都表達知識與權力（力量）的關聯。前者比之後者，在含義上甚至更接近於廣為傳播的“知識就是力量”。
人們無論多麼艱深的思考，都是在訴說著古老的命題。培根又何嘗不是？或許，他並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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