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16期，原文標題《軍裝風和20世紀功能時裝》，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文 楊聃

Stone Island

形式追隨功能

在某種程度上，看似單調乏味的男裝無法和絢麗多彩的女裝相提並論。然而在20世紀，西裝、長褲和牛仔服，女人們順理成章地穿上原本屬於男人的衣服招搖過市。同樣，在男裝體系中起初被視作與時尚無關的運動裝和工作服，也成了當下持續在T臺上發酵的主題。如果這能引發你對男裝的興趣，可以去看看《顛覆與重塑：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館藏馬西莫·奧斯蒂男裝展》，從中感受上世紀男裝進化的原動力——“形式追隨功能”。

展覽於4月剛剛開館的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舉辦，精選了52件意大利設計師馬西莫·奧斯蒂（Massimo Osti）的古著收藏，時間從1910年跨越到1990年。保羅·史密斯（Paul Smith）曾這樣評價馬西莫，“他是第一批從軍用服裝中汲取大量靈感並運用到服裝製作上的設計師之一”。喜歡顛覆和改造的馬西莫從各地收集軍用服裝，研究它們的口袋、褶皺、帽子、內部圈繩，雙層設計、皮帶輪、鉸鏈等設計。

帳篷披風

起源於英國海軍的粗呢外套採用的是栓扣和繩圈而非釦眼，對嚴寒中麻木的手指來說非常實用，同時延伸至兩肩的抵肩還能夠承受繩索、電線的壓力。上世紀30年代的A2飛行員夾克具有把衣領閉合的拉環、收緊腰部的雙帶綁扣、阻止空氣透過拉鍊的皮條、袖子上的加固貼片和腋下的三角形襯布等特點，既保暖又耐磨。

拐角處陳列的“Zeltbahn Cape”是德國軍隊使用的多用途組合式三角形布料披風。兩個三角形披風可以作為擔架使用；如果把披風裡裝滿蘆葦秸稈然後綁密，就成了臨時救生筏；如果將幾件披風緊固在一起，可以搭建一個容納8人的帳篷。衣服邊緣的孔眼就是為將其固定時穿繩索和釘子預留的。

在馬西莫的主導下，軍用裝備的各種細節被重新轉化到了設計中，並改變了上世紀後30年的男裝審美。展覽中可拆卸襯裡的野戰夾克是以美國傘兵在諾曼底登陸時所穿的作戰夾克為原型改造的。它也是馬西莫個人最愛的日常穿著，夾克上的幾個口袋剛好可以分裝筆記本、硬幣，和他幾乎不離手的菸斗與菸草。在設計時，馬西莫可能沒想到，這件新夾克將步兵基本款變成了日後都市青年傳播自主意識的載體。

1982年C.P.Company的秋冬系列推出了一系列可拆卸領子和袖子的模塊式夾克，同時它使用了針織、油布、皮革和仿鹿皮等多種面料以及色彩鮮豔的緞質襯裡。這個成為公司商業轉折點的系列是受荷蘭警員夾克的啟發。80年代末“Mille Miglia”古董車大賽的贊助服裝護目鏡夾克（Goggle Jacket）也是在研究了日本民防部隊使用的防護面罩之後設計而來。

在展覽的中間部分，一面由材質和顏色排列組合的牆壁顯示了馬西莫對面料行業的推動。他首先提出了成衣染色的理念，如果在一次單浴染色中同時染兩種或多種不同面料，比如棉、羊毛、尼龍、皮革等，就會對染色劑產生不同的反應，進而獲得“同色系”的效果。這個新流程是紡織工業變化的基礎。

他還是第一個自產混合纖維布料的人。從生產商手中拿到的布料，如果不進行一番改造，馬西莫幾乎不直接使用。如果一種布料太鬆垮，他會添加樹脂塗層以達到“塑形”目的；如果布料太堅硬，他會用硅軟化劑進行水洗處理。起初只是單純從審美的角度，慢慢地，在其實驗下誕生了“橡膠塗層”“金剛砂打磨”以及“壓縮纖維”等材質。“科技羊毛”是他在檔案館發現一件40年代的水手短外套時，受其內部的黏合單層尼龍的啟發，用羊毛和不抽絲的針織尼龍網通過熱熔工藝製作而成的新型防皺透氣面料。

1987年，馬西莫工作室的風格搭配助理洛倫佐·皮亞齊通過調研瞭解到日本東麗公司開發出了一種叫sway的尼龍。它塗有一層含熱敏微膠囊的樹脂，這些三四微米的微膠囊中含有染料和顏色中和劑，會對周圍溫度的變化做出反應。溫度的升高和降低都會讓其顏色發生改變，冬裝的變色溫度為11～19攝氏度，夏裝為24～32攝氏度。工作室拿到的第一件樣品是白色的，溫度降低後就變成了藍色。

就這樣Stone Island推出的第一件由液晶製成的冰夾克可以隨溫度的變化而變換顏色，同時既防水又防風。在伍迪·艾倫的電影《西力傳》（變色龍）流行之後，冰夾克承襲了變色龍夾克的別名。這種總體呈現功能性和材質優越性的設計在如今的巴黎時裝週上仍能窺見。

Stone Island 古著

冰夾克衍生系列

Stone Island古著

時尚的沉澱

“在沒有聚酯纖維，沒有尼龍和塑膠材質的時候，人們在棉質品上塗抹油來防水，因為這是最自然的實用方法。現在科技改變了一切，伴隨石油化學工業的發展產生了防水材質尼龍。事實上，我們並沒有那麼大的改變，衣服還是它該有的樣子，只不過應用了新的材質，更貼近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美籍華裔設計師朱欽騏（David Chu） 在導覽時說。事實上，《顛覆與重塑》這52件展品和近4萬件馬西莫收藏都是他對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的捐贈。

上世紀八十年代，馬西莫和朱欽騏先後在意大利和美國開始了他們的時裝產業，前者是軍隊風格的運動裝，後者是海洋風格的休閒裝。同樣是為其品牌的設計尋找靈感，在NAUTICA創建之初，朱欽騏開始從各地收集古著。後來在一位做採購的朋友告知下，他了解到當時已經是肺癌晚期的馬西莫有意把自己的收藏轉手給能夠欣賞它們的人。就這樣朱欽騏來到了馬西莫位於博洛尼亞的工作室，那是他們第一次見面。

馬西莫古著收藏

工作室的牆上掛著畫家皮耶羅·曼奈（Piero Manai）的作品，沉迷於肢體語言的曼奈用大量的黑色描繪彎曲的脊椎和身體的韌帶。他眼前的馬西莫剛經歷了事業上的一系列轉變，親手創建的公司已被其他財團收購。這位歷來低調、創意瘋狂的傢伙即便患病還是一根接一根地抽著煙。朱欽騏回憶道：“他帶著我大致看了看他的收藏。工作室裡根本不可能放下，所有東西都儲藏在室外的集裝箱裡。當我看到這些令人驚歎的收藏時，直接簽了一張支票。”這筆價值不菲的交易幾天就完成了。

2002年，3萬多件服被打包成7萬個箱子，用幾個集裝箱從意大利發到了朱欽騏香港的倉庫。在接手馬西莫的藏品後，他將自己的6000多件古著男裝作品納入其中，150平方米的空間裡架了3層，才勉強把它們懸掛開來。“倉庫設置了固定的溫度和溼度，否則布料在那樣潮溼的環境裡是無法儲存的。每次需要創作的時候，我就會架著梯子爬上去，一件一件撥開看。”他笑著說，“十幾年來也沒有完全搞清楚每一件是什麼。”這也是朱欽騏把整個收藏捐贈給中國美術學院的原因之一，“學院有這個能量給它們做個整理。將這樣專業的收藏接手和重新經營，無疑延續了它們的生命”。

朱欽騏和馬西莫都喜歡收集軍裝風的古著並研究它們，是因為其功能性。他指著一件上世紀30年代的獵裝解釋說，腋下側方的布丁是為了夾槍，肘部的補丁為了支撐時耐磨，前面的各種口袋是為了分類收納，“每一個元素都是有原因的，並不是單純基於審美和裝飾”。

歷史上男裝都是從軍服和工裝發展而來。比如說由印度語“khak”（灰塵）演化而來的卡其色（khaki，土色的）。究其歷史，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英國攻佔南非的時候，戰爭僵持了許久，英軍終於總結出，原因在於紅衣黑褲白帽式的英國軍裝走到哪彷彿都在說“我來了”，而南非游擊隊卡其色的戰服則完全隱藏在自然屏障中。這讓英國人狠狠上了一課。從1848年起，駐印度的英國陸軍換上了卡其制服。隨後，卡其服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又從美國傳播到了澳大利亞。如今，卡其服簡直和牛仔潮一樣無處不在。

“在馬西莫的藏品中有一件日本飛行員夾克，內裡是一層禦寒的北海道狗毛，其面料考究，拉鍊質量比現在的還好。”朱欽騏補充道，“喜歡研究軍用裝備，因為它沒有預算問題，也沒有限制製作數量的問題。它只是追求最出色的實用功能。”的確，當時軍官的衣服都是量身定做的，士兵的衣服才大批生產。這也是後來，軍裝的版型可以直接拷貝到西裝的原因，英國定製品牌吉凡克斯（Gieves & Hawkes）最早不就是海軍定製嗎？

在朱欽騏看來，所謂“形式追隨功能”，其中的形式是沒有時間界限的，設計師的創造性來源於如何從已有的形式中提取基礎元素重新演繹和組合。就像他所說的，“設計是個沉澱的過程”。而如今，大部分女裝又演化於男裝，也是基於同樣的邏輯。時尚元素正是經過這般循環往復才得以保留。

Goggle Jacket

Stone Island 古著

Stone Island 古著

Travis Scot是Stone Island擁躉

文化的反作用

從軍裝到西裝，再到如今的運動裝，20世紀男裝是現代社會生活方式演變的標本。朱欽騏的理解是：軍隊的等級制度非常鮮明，特定的款式、顏色和徽章等組合顯示了他是誰。進入現代社會，從軍裝演變來的西裝成了男士們的新戰服，人們還是需要看起來莊重。然而，隨著如廣告、設計等創意行業的出現，休閒風格同時具備舒適和個性的需求被釋放。如今，在科技行業大家都可以在家辦公，更不需要所謂的象徵意義了，服裝完全成了個人主義的表達。

威爾士親王是那個推動功能性服裝向時裝轉變的關鍵性人物。緊接著戰後“迷失的一代”瓦解了之前通過著裝規範來界定社會階層的刻板模式，運動裝和時裝的界限開始模糊。佈雷澤西裝和法蘭絨長褲被當作日常服裝，紅極一時的費爾島毛衣和爵士套衫讓針織服裝脫離了僅限體育場所的標籤。而塹壕外套這種雙排扣、大翻領、右胸口處有“槍插片”（gun flap）、肩章和袖口可以調節收緊的“正統”款式，卻因為弗萊·鮑嘉（Humphrey Bogart）在電影《卡薩布蘭卡》中的形象，與地下活動產生了關聯。

另一方面，社會學家將青少年從成人中分離出來，其專用術語被精簡為teenager。他們被看作是一個獨立的群體並具有相同的共性——與主流文化進行對抗的同時，在情感上又充滿了對自身的焦慮和對外界環境的懷疑。亞文化中的年輕人將服飾和音樂作為一種挑戰和對抗權威的工具，以少數派和極端的穿著方式去抵制社會主流文化所界定的著裝規範。

從20世紀20年代在高校生中大肆流行的闊腿褲（Oxford Bags），到20世紀80年代的新浪漫主義風格，佐特西裝、泰迪男孩、嬉皮士、摩登族和朋克風，他們對時尚的影響無處不在，併成為20世紀下半葉影響時尚最為顯著的因素之一。就這樣通過黑市流入市場的飛行員夾克、達夫爾海軍外套和粗磅水手針織衫被那些沒有經歷過戰爭的叛逆年輕人繼承了。

馬西莫在創辦Stone Island的時候，本想為那些喜歡高爾夫、滑雪、航海和其他奢華活動的中產人士提供機能性的服飾，卻引來Paninaro青年（原意：快餐三明治，也指愛穿大牌的年輕人）的青睞，他們深受50年代美國片的影響，開著他們的機動自行車穿梭在各個咖啡廳間。從英國足球迷們跟著球隊旅行歐洲開始，看到那些有錢的意大利和法國人都穿著Stone Island、Fila等運動品牌。這些對賽況不滿、動輒訴諸暴力的“足球閒人”（Casuals）也開始買大牌運動裝當作偽裝，由此不再因為穿著球隊配色的制服而受到警察的騷擾。如今，馬西莫時期的Stone Island又開始在二手市場上回潮，其擁躉是大批美國街頭風的“粉絲”。同一種設計語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吸引了三種不盡相同的受眾，相應地，他們也豐富了它的文化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