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門心學之後，王守仁集心學之大成，“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盛極一時，壓倒了朱學，在學術界佔據了統治地位。
王守仁(1472—1528年)，字伯安，浙江餘姚人。餘姚位於姚江之畔，所以學者稱他為姚江。他曾經在會稽山陽明洞築室靜養，自號陽明子，所以學者又稱他陽明先生。死後謐文成，所以又有王文成公之稱。他20歲中舉人，27歲中進士，後為刑部、兵部主事。34歲時被貶到貴州龍場驛為驛丞。在這裡，他開始樹立了主觀唯心主義世界觀。5年後，劉瑾被誅，重新起用，歷任江西廬陵知縣、南京刑部主事、吏部郎中、南京鴻臚寺卿、都察院左僉都御史。46歲時鎮壓南贛農民起義，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47歲時平定南昌寧王朱宸濠叛亂，49歲升南京兵部尚書，參與機務，封新建伯，正式提出“致良知”學說，建立起他的心學體系。55歲鎮壓廣西大藤峽族起義，次年病逝，終年56歲。他為明王朝的穩定建立了特殊的功勳，得到了不同尋常的待遇。
王守仁
王守仁生活在明朝統治由盛轉衰的時代。明初長期相對穩定的守成局面，使統治者失去了建國初期勤政不怠的作風。皇帝荒廢政事，大權旁落，宦官趁機竊權專政，擾亂朝政；朝臣爭權奪利，互相傾軋；政局混亂，社會矛盾尖銳，農民起義不斷髮生，邊患頻仍，藩王叛亂，明朝統治歲無寧日。明代中葉的社會動亂，反映出人們的信仰發生了危機，對封建倫理道德準則發生了動搖。下層人民不滿、反抗以至發動武裝暴動，固然反映出他們對封建倫常的蔑視和唾棄，尤為嚴重的是在封建統治階級內部也發生了道德危機。明代以程朱理學為正宗，以科舉考試作為錄用官員的基本途徑。程朱理學成為讀書人躋身官場的敲門磚，而不是嚴於律己的座右銘。科舉取士造就了一批唯利是圖的假道學、偽君子，真正對理學教義真誠篤信，按理學教義刻苦修身的則微乎其微。這種現象，到明代中葉愈益嚴重。王守仁的心學思想，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形成的。
王守仁出身官宦之家，胸懷大志。青年時代博覽詞章，遍讀朱子之書，涉足佛、道。他不到30歲，即會試及第，“賜二甲進士出身、兵部主事”，步入官場。南京科道官員戴銑、薄彥徽等20餘人上奏勸武宗疏遠小人，被速捕下獄。王守仁上疏求助，以抗旨罪被廷杖40，關進監獄，然後貶謫到僻遠的貴州龍場驛為驛丞。龍場地處貴州西北，萬山兀立，荊棘叢生，山路崎嶇，交通險阻，荒涼貧瘠，人煙稀少。沒有住處，只得寄居山洞；食物不足，只得握鋤種地。政治上的打擊無比沉重，生活環境的反差無與倫比，王守仁不啻從天堂跌入了地獄。在這種情況下，他需要有一種足以度過艱難險阻的精神力量，“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身處困境的王守仁，“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聖人之旨，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天道，亦即聖人之道，原來就在自己心中，不必外求。只要摒除人慾的障蔽，恢復固有之天理，就足以待人接物，應酬一切。羅洪先說：
“及其擯斥流離於萬里絕域、荒煙深菁、狸鼯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即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瞀，以需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強者採，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無，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基者，則固有之良知也。”
龍場悟道成為他的世界觀轉折點。此後，他進一步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命題，建立了一個完整而龐大的心學體系。
綜觀王學的思想淵源，它首先從傳統心性儒學中吸收思想資料，講心性、仁義、良知良能、萬物一體、天理人慾，等等，俯拾即得，茲不一一例舉。其次是受禪宗的影響。其心學主要論題：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無不受禪宗的影響。如心即理的命題，既非陸九淵的發明，也非王守仁的獨創，而是由唐朝僧人開其先河。《大乘開心顯性頓悟真空論》即謂：“心是道，心是理。則是心外無理，理外無心。”王守仁也承認，“心即理”如“佛家說心印相似”。侯外廬說：“要之，無論如何改頭換面，禪宗南宋的空無本體和北宋神秀的漸修頓悟對王守仁的思想是有甚深影響的，其“四字訣”受禪宗影響尤深。
王守仁為何要吸取禪宗的思想資料？因禪宗與心學有其相通之處，在哲學上同屬主觀唯心主義。在王守仁看來，在理論思辨上儒學不如禪宗，“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必須借其“究心性命”的思辨的宗教唯心主義，補救傳統儒學之不足。王守仁處於明朝中期人心敗壞，道德淪喪之際，亟需用一種簡易速效之方，整治時弊，教義簡易、以頓悟相標尚的禪宗正適合其所需。王守仁用禪宗的義理，同儒家心性之學結合，陶鑄其心學體系，決非偶然。
但是，他卻是始終把握著“儒體禪用”的原則，以所謂的“聖道”為主題地吸取禪宗的思想資料為其修齊治平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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