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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國家分稅制改革之後，地方政府面臨的財政問題越來越嚴重。《預算法》的頒佈實施又規定不允許地方政府列赤字，不能直接從金融市場融資。要找錢可是越來越難了。
面對越來越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壓力，地方政府只能另闢蹊徑。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僅衝擊著股市和個人生活，因危機而實施的救市政策也催生了副產品——地方融資平臺債務的迅速擴張。
其主要表現形式為
地方城建投資公司，也就是說由政府牽頭設立並劃撥土地等資產，成立能夠承接各路融資的公司，再將資金用於市政建設。我戴了副手套，你總不能說我是在違規融資了吧？新渠道的注入使地方政府煥發生機，地方融資平臺公司開始大規模舉債，除去銀行貸款，還包括企業債、專項債、互聯網金融、P2P等等。截至2018年底，地方融資平臺的帶息負債超過30萬億人民幣，佔GDP的比例為34%。
顯而易見的，這種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風險最後很容易轉化為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政府作為融資平臺最大的出資人、決策者以及經營者，實際上是承擔著最終還貸人的角色。多種融資使得地方政府債務增長飛快，規模擴大帶來的償債壓力使得問題更加嚴重，地方政府對土地出讓收入的依賴程度也越來越高，
形成土地收入—債權融資—城市建設—徵地的循環。既要建設基礎設施拉動經濟增長，又要出讓土地來填補財政資金，兩廂一合計，新城新區便和城投債上了一條船，成為了新的增長極。
截至2014年，全國281個地級以上城市（除了直轄市和拉薩）有272個城市有在建或已建設完成的新城新區，平均每個城市建有2.5個新城。各城市已開建新城中，77.8%的新城面積和71.8%的新城人口是在2008年及以後規劃設立的。
2014年的政府報告表示要促進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同年國務院公佈城鎮規劃，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要達到60%。
這麼多人口、產業的加速集聚給城市帶來交通、醫療等等公共資源的壓力。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調整城市佈局，進行新城建設必不可少。
而在近十年的發展中，新城新區也的確發揮了不少積極作用。吸納人口居住就業，推動城市轉型升級，改善人地矛盾提升發展質量，還可以有效疏解城市功能。
在日積月累的地方政府性債務中，68%用於了基礎設施等市政建設。2017年的城市建成區面積為56225.4平方公里，城區人口40975.5萬人，而2007年的建成區面積為35469.7平方公里，城區人口33577萬人。
對比十年間的數據我們不難發現，城區擴張速度已經遠超人口吸納速度。
這就是鬼城。
從新經濟地理的角度來說，密度、距離、分割是經濟發展中地理變遷的三大特性。但是由於一些非市場因素的影響，新城建設並不是完全以土地高效利用為目標，甚至選址和規劃都偏離有效利用的需要，或是基礎設施超前，或是缺少足夠的產業和生活配套設施支撐，鬼城的出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豐厚的土地收入好像一棵搖錢樹，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地方債務也綁上了房地產市場這艘神船，對地方經濟影響巨大，牽一髮動全身，從銀行、開發商再到地方政府都是利益相關方，要是真翻了船，那誰的日子也不好過。
我們之前的《河南一億人的希望》裡就寫到，鄭州產業還比較給力，鄭東新城成功地甩掉了“鬼城”的帽子，其他空城就不一定有這種命了。
[1] 張文君.地方政府債務擴張之謎:內因還是外因[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2,25(06):5-9.
[2] 常晨,陸銘.新城之殤——密度、距離與債務[J].經濟學(季刊),2017,16(04):1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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