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哥馮喆，又名馮貽喆，小名二毛，1920年出生於天津。大哥馮貽善，小名大毛，比二哥大五歲。我最小，原名馮貽美，小名小妹，比二哥小五歲，也生在天津。我們兄妹成長在一箇中西文化交融的知識分子家庭。
我們的父親馮建統是廣東南海（今佛山）人。馮家是一個世代相傳的官宦人家，曾被清朝皇帝賜予三代紅頂花翎，出過戰功赫赫的武將，也出過被光緒皇帝賜封的孝子，並被列入《孝子傳》。我父親年幼時先就讀於家館，熟讀四書五經，詩詞歌賦，左傳春秋，因他天資聰穎，智商過人，又勤奮好學，小小年級就能寫詩詞，所以有淵博的古文基礎。隨著祖父棄官經商，定居於武漢，父親便入讀了教會辦的博文中學，開始接觸西式文化的影響，17歲高中畢業考入美國人辦的上海聖約翰大學。21歲畢業後又考入北京清華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考取清朝政府出洋留學的官費，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外交。父親一生從事中國鐵路管理工作，直到退休。
小時候的馮喆
我們的母親韋瑤珊是武漢大茶商韋捷成的女兒，從小受西方教育，就讀於上海教會學校聖瑪麗女校，是學校的女低音組歌者。這兩個受過西方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即在我父親出洋留學前奉雙方父母之命，按照傳統的包辦婚姻結為連理，雙雙出洋留學，母親在美先學音樂，後因生了大哥改學家政，他們回國時，大哥已經五歲。
父親對子女的管教是嚴厲的，重禮儀講規矩。比如要我們站有站相，坐有坐相。還教我們念：“立如松，坐似鍾，臥如弓”。聽到父母叫自己要立刻走過去問：“有什麼吩咐？”分食物時給我們讀孔融讓梨的故事。所以“融能四歲讓梨”早已印進我們的小腦瓜。
雖然當時家裡僕人不少，但父親規定兩個哥哥要自己鋪床疊被，自己盛飯。他認為男孩子不能做“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少爺。要養成獨立生活的能力。當我們最後定居武漢的時候，兩個哥哥就被送進一家教會學校去住讀了。父親喜歡我，媽媽偏疼大哥，因為他是長子且生在國外，又和她一塊回來。相比之下，二哥就受到冷落。二哥老穿大哥的舊衣服，連過年都是，可二哥一點也不計較。三個孩子偶爾出點矛盾，挨說的總是二哥，“你為什麼不聽大哥的話！”“你為什麼沒讓著小妹！”……二哥捱了說從不頂嘴，憨厚地一笑了事。
1943年馮喆兄妹在上海桃源村合影
二哥喜歡狗。今天回想記憶猶新。那是九一八抗戰開始，父親的工作從唐山轉移到通遼，（今屬內蒙古，當時可能是察哈爾）是個很偏僻的小城市，土匪猖狂，我們家離火車站不遠，為防土匪家裡養著狗。一條母狗一次生了十隻小狗，我們全家每人分了一隻。二哥對分給他的那隻小狗不僅十分疼愛，常省下自己的糖果點心餵狗，小狗也聽他的話，他竟教會了小狗許多“本領”。而我養的狗 “小胖”什麼也不會，我不依不饒，哭著去告狀，二哥又挨頓說，然後高高興興地去訓練“小胖”。
我們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就是在這個溫暖和睦，無憂無慮的家中自由自在地度過，完全不識人間疾苦，不知國難已當頭。
及至“八一三”事變，抗戰開始了，我們的生活就全變了。為了能使我們有個相對安全的生活環境，父親在上海法租界桃園村租了一幢房屋，把兩個哥哥送到他的母校聖約翰大學附中分別讀高、初中，把我送到教會辦的啟秀女中讀書。
我們一直住著鐵路提供的大屋，一下子住進擁擠的弄堂裡，處處都是人，孩子到處跑，很不習慣，但二哥很快就和弄堂裡的孩子們混熟了。週末從學校回來他們一塊兒在弄堂溜冰，我也跟著去。桃源村附近有辣斐溜冰場，二哥教會我花樣溜冰，後來在一次上海市花樣溜冰比賽中，我們倆還分別拿了男女冠軍。二哥不僅和大孩子玩得來，還經常被許多小朋友跟著、圍著要他講故事，一塊玩，當時弄堂裡的人都叫他“孩子王”。
但是，好景不長，雙重打擊落到我家頭上。先是大哥在學校體檢時發現有肺病，父親知道後送他去牯嶺養病一年，哪知一年後回到上海發展成骨癆。當時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一樣可怕，為避免傳染，母親禁止我們進大哥的房間，一切由她料理。 偏偏這時隨著戰事推進，戰火連天，爸爸寄給我們的家用錢總是收不到，我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沒錢交學費，二哥只好輟學在家，當時才18歲的二哥突然變成了大人，為母親分憂。每天一早他戴上大口罩、手套要去給大哥搞衛生。母親不允，他笑嘻嘻地著舉起雙手說：“嘿！這不注意著嗎？”以後他常去大哥的房間陪伴他，還找來木板，給大哥做了個可以架在石膏殼上的小活動摺疊桌，成了大哥的寫字架、看書架。不知何時，二哥還無師自通地學會了彈吉他，常去給大哥彈唱表演。
當時的話劇演員韓非是二哥的溜冰玩伴，見二哥失學在家，人長得很帥，又能講標準的國語，就建議二哥去報考他所在的上海劇藝社當演員。二哥報考後立刻被錄取，從此開始了他的演藝生涯。
上海劇藝社是由當時上海中共地下黨領導的進步劇社，堅持演出愛國的進步劇目。但是由於白色恐怖，一些知名的左派戲劇家，如夏衍、於伶等人不得不轉移去香港或內地，上海劇藝社宣佈解散。隨後又由當時留在上海的地下黨員戴耘、張可、英鬱、柯剛和一些進步的戲劇工作者如李伯龍、朱瑞鈞、吳紉之、吳琛、吳天、章傑、李健吾、宋琪等重組了名為同茂的劇社，二哥也跟著去了，我因讀不起書，便也進了同茂劇社。這時二哥已經在劇中擔任主角，當時我們兄妹經常同臺演戲。二哥的工資高一點，就由他養家，我的工資就為我倆的零用錢。當時演員的工資很低，生活清苦，深夜下戲都步行走很遠的路回家，半路在路邊吃點夜宵。記得經常在發工資前幾天，二哥會提醒我：“明天給大哥交牛奶費，今天晚上咱們買一塊粢飯兩人分，一人再喝碗豆漿。”到吃的時候，那塊大點的粢飯糕二哥是一定分給我的。 二哥什麼時候都先人後己，從小到大一貫如此。
同茂劇社是一個嚴肅正派的劇社，演出的劇目有曹禺根據巴金的小說改編的《家》，楊絳的《皆大歡喜》，根據世界名著改編的《魂歸離恨天》，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夏衍的《上海屋簷下》等。劇社領導很注重對演員的培養，不定期舉行戲劇講座。這裡有一段插曲：為練聲我一定要二哥給我租一架鋼琴，二哥看了我一會兒就問我：“你能堅持嗎？”我說：“怎麼不能？”就這樣，租來了琴。因上海房子小，只二哥的亭子間能放，鋼琴沒法搬上樓，只好從窗口吊進去，費了這麼大勁滿足了我的要求，可是我練了沒多久，就再聽不到聲音了。二哥只說了一句：“我就知道你……”退了琴，他沒有罵我，但是我心裡明白我沒有做到父親要求我們的“凡事一定要做好”。二哥的不語比罵我更有力。
馮喆與家人
一本《演員自我修養》被大家傳閱得快散了，剛出版不久的《約翰·克里斯朵夫》更是傳閱的熱門書。大家比、看、背誦羅曼羅蘭名句，總之文學氣氛極濃。除此，我們還有地下活動，有時戴耘、英鬱等地下黨員會組織一些演員去陳鍾家的亭子間，學習從解放區帶來的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同茂劇社儼然是一個灌輸革命思想的根據地，二哥可能就是在這段時間裡由戴耘介紹加入了地下黨。
1944年抗戰即將勝利，家人團聚指日可待。可就在此時，與疾病相持了七年的大哥卻不幸去世了，沒有等到見父親一面。
抗戰勝利後，內地重慶的藝術工作者紛紛返回上海，使得上海的文藝事業得以復興，同茂劇社解散，重組了新的上海劇藝社，又接收了敵偽的電影公司。二哥這時已頗有名氣，成為三棲演員，搞話劇、搞電影、搞廣播劇，就此開始了電影事業的征途。
這時我父親由雲南直接調去粵漢鐵路局任鐵路專員，工作在廣州。多年離別念女心切，便把我接去廣州。在此期間，從家信中知道二哥轉至電影業為主，與上海柳中浩和柳中亮所創辦的國泰電影公司簽約為基本演員了，拍攝了《鸞鳳怨》，與顧蘭君合演的《十步芳草》。由屠光啟導演與陳燕燕合演的《龍鳳花燭》，由田漢編劇，應雲衛導演與周旋合演的《憶江南》，由嶽楓導演與王丹鳳合演的《愛情，愛情》等影片。
1948年，二哥被黨組織派去香港工作，他和母親來到香港後，恰好父親也退休來到香港定居，我們一家人總算是劫後重逢又得團聚，只是少了大哥。
二哥在香港左派電影圈裡十分活躍，除了拍電影，有他和舒繡文、顧而已合演由歐陽予倩導演的《戀愛之道》，與王莘、戴耘合演由章泯導演的《結親》，又與李麗華、王元龍合演由章泯導演的《冬去春來》。平時則組織參加“讀書會”，廣泛聯繫、團結各界群眾。這時我們又常同出同入同工作，令人難忘的是1949年9月間為準備慶祝新中國成立，左派電影界要排練演出腰鼓大秧歌，組織編導的是從來未接觸過腰鼓秧歌的二哥。由於他的努力，大家熱情高漲，我們的演出有聲有色十分精彩。後來我們全班節目返回祖國在穗為勞軍演出。也就在這時期，二哥在香港做了他一生中第一次違背父母意願的決定，和一個不被父母接受他並不十分了解的一位女演員結婚。結婚當天，父親勉強的只是在主婚人必得出席的蓋章儀式的一剎那到現場，旋即離去。
1962年我去上海開刀住院，見二哥也在住院，就責備他生病為什麼不告訴我，他卻輕鬆一笑說：“我這不是好好的嗎？你又不是醫生，告訴你有什麼用？” 他也沒告訴我他已經被切除了部分內臟。同樣的國內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二哥也從不提隻字困難，我寫信問他要不要寄點營養品給他，他卻斷然拒絕，說別人能過他就能過。
在住院的三個月裡，每個月我都會在枕頭底下摸出一個小信封，裡面裝著60元人民幣。我知道這是二哥給的，我退還給他，告訴他我在醫院裡用不著，他卻風趣地說：“你留著買鞋吧，你不是還沒找到一個做鞋的嗎？”這又是一件往事，我剛進同茂劇社那幾年，因為工資低，二哥不讓我交家用，而我拿到工資後，總喜歡去鞋店轉轉，二哥見了也不埋怨，只是搖搖頭說：“我看你將來嫁個做鞋的吧。”沒想到事過將近20年，他還記得起來幽我一默。
1967年，又被借調到廣州珠影。這期間母親突然生病，咳嗽吐血，經醫院診斷說可能是肺炎，也可能是肺癌。當時我們正組團，準備一星期後就出發去馬來西亞賑災演出，我除了當演員，還搞服裝兼行政，工作忙得不可開交，只好寫信通報二哥，幸好二哥沒拍戲，正為珠影準備劇本，給紀錄片寫解說稿，配畫外音。二哥見信立即回信說廣州醫療條件好，他可以找到好醫生，也可以照顧母親的病。很快又收到他的電報，說他已辦好了到深圳的邊防證，叮囑我在指定的時間送母親去深圳。他只用了一天半時間就辦好了邊防證，可見對母親的孝心！當我送母親到深圳火車站時，二哥已在站臺等候。 二哥只匆匆囑咐我放心，工作別分心，火車就開了。
後來母親經中山醫院一位著名醫生檢查後確診是肺癌晚期，已經無法化療只有三月命。不久，母親就去世了。
1960年代，我收到二哥的最後一封信是1968年12月26日寫的，信的內容是已經收到我從廣州寄給他的毛主席著作英文版，並告訴我他離婚的事雙方已經談妥，只待辦離婚手續，並要我給他寄兩包保肝的葡萄糖（他的內臟是血吸蟲病的後遺症）和廣東老鄉的黃菸絲及三分錢一本的捲菸紙。我立刻把東西寄去，也不知他收到沒有，以後就再也沒有來信了。
後來，就接到了二哥去世的消息。
......
二哥的骨灰安葬在廣州烈士公墓。
回到香港，我不能流露出半點哀傷悲痛，我怕年邁的父親經受不了這般沉重的打擊。過了很久，有一晚我回家，父親在屋裡等我，見我就問：“你二哥呢？”我一怔，父親把菸斗重重地敲在桌子上說：“你當我在成都沒有朋友？二毛是被活活打死的。”我呆住了，一時不知該說什麼。我找不出任何謊言來回答他，衝進自己的房間嚎啕大哭，也是我第一次痛哭我冤死的二哥。以後一段日子，我和父親都陷入了沉重的悲痛中，相互沒有話，迴避著彼此的目光。夜裡，父親屋裡的燈光徹夜亮著，我輕輕借送茶進去，屋裡煙霧繚繞。
二哥平反昭雪的消息見報以後，我收到許多關心、熱愛他的觀眾給我的慰問信，這些信有的直接寄到香港，有的由峨影廠轉來。有的觀眾在信上說，馮喆沒有死，他永遠活在《南征北戰》《鐵道游擊隊》《勝利重逢》《沙漠追匪記》《羊城暗哨》等著名影片裡。有兩位小妹妹還寫詩紀念他：
昔日的人已化為泥土，
哺育著一棵生意盎然的大樹，
你在永恆的天穹下，
永遠唱歌，攀上生命！
我的好二哥，父母的好兒子，大哥的好弟弟，到今年，你離開這個世界已經40年了，40年後的回憶，你音容笑貌仍歷歷在目、言猶在耳！你還是那麼帥氣英俊、那樣真誠質樸，一如你小時向我走來時，嘴角上那彎我再熟悉不過的笑靨。你那親切地微笑著，向我走來……走來！
（轉自 凱迪社區 風雨讀書樓）
閱讀更多 藍墅說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