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花朵財經
花朵財經ID|F-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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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兄弟對不起，我盡力了”
這幾天，華為HR胡玲發表在華為心聲社區上的實名控訴信越來越熱。相關問題在知乎上已經有近千萬圍觀。
該帖子在心聲社區上也獲得了80萬+的點擊量，相當於每一位華為員工瀏覽了7次。但目前已經無法查看。
這個“心聲第一熱帖”是HR胡玲講述了自己在崗位上近幾個月的時間力求改善研發工程師們的工作環境，卻發現自己的導師兼上司楊瑞峰以及同事高雁不作為以及反作為。
文章很長，主要乾貨總結如下：
一、研發員月加班160小時，楊卻只關心160小時中有多少划水時間。
二、楊吃著公款招待的200元一對大閘蟹，卻認為給食堂提問題的員工需要清退。
三、研發員績效B+被勸退，高雁40歲+績效三連B卻在公司如魚得水。
四、與研究員匿名訪談，卻被楊逼迫交出名單。
五、楊對領導撒謊說加班時間已經降下來了，實際上是有增無減。
六、HR和研發部門冰火兩重天，HR部門鶯歌燕舞，小姑娘穿漂亮連衣裙和恨天高，週週都有民主生活會和看電影
此貼一出，獲得了外界的大量關注，畢竟，加班是IT圈、金融圈、地產圈……林林總總各種圈的常態。對於絕大部分普通上班族來說，HR們總是一副死板板的、居高臨下的樣子，這位華為的HR胡玲能想員工所想，一門心思和員工站在一起，實在是太讓人感動了，其被領導穿小鞋的遭遇也太讓人同情了。
花朵財經注意到，網上已經有了若干個相關問題的投票，在大部分投票中，至少有2/3的人站在“勇敢的HR小姐姐”這一邊，並讓認為胡的領導楊瑞峰存在瀆職。
有華為離職員工發帖稱：“華為的企業文化是“以奮鬥者為本”，不是以人為本。我從華為離職時也曾吐槽華為底層員工、尤其是研發員工的地位低下。我從華為離職的原因之一，就是短時間內看不到研發氛圍轉變的希望。
一時間，平素被民眾尊敬甚至崇拜的華為公司陷入了輿論漩渦，有人認為，華為不尊重勞動法，員工權益缺乏保障，還有人認為，華為取得的成就，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壓榨工程師的基礎上。
花朵財經認為，此事不宜按照二元論的世界觀簡單地看待，華為的研發員當然值得體恤和尊重，但華為公司及其HR部門也不見得就是大錯特錯。
只要公司存在，勞資糾紛就是永恆的旋律。關於勞資糾紛，有一些問題需要釐清。
01
集體主義VS個人主義
我們都知道日本“失落的十年”“失落的二十年”，這指的是1989—1999，乃至1989—2009。
與“失落的十年/二十年”相伴相生的，還有一個著名的詞彙叫做“平成廢宅”，平成年號在1989年啟用，與此同時日本開始經濟衰退。時至今日人們普遍將日本經濟衰退的原因歸結於廣場協議、美國逼迫日元升值等等。
但經濟的背後是人，經濟是人創造的。1989年乃至此後的二十年，日本的勞動力面臨著一種普遍的興替：日本的戰後一代趨於中老年，社會的主要勞動力，即將從“昭和男兒”交棒給“平成一代”。
日本的經濟奇蹟，是“昭和男兒”創造的，而“昭和男兒”的思想底色，是充滿了東方色彩的集體主義。
何為集體主義？一言以蔽之：甘做螺絲釘的精神。
而平成廢宅的由來是一篇著名的新聞報道：
當時一名坦克兵在短暫的休息時間裡，將坦克內部的顯示器連接到遊戲機上，然後窩在坦克車裡打電動打發時間，結果被巡查的長官發現。上司訓斥他說：“這樣散漫，如果遇到戰事怎麼辦？”這名士兵滿不在乎地辯解道：“如果我們都已經參戰，那說明我們的空中和海上自衛隊已經完蛋了。那樣的形勢下，我們還是直接投降會比較好吧。”
是不是很像老師深惡痛絕的那些頑皮學生？
這就是接棒“昭和男兒”的“平成廢宅”們，隨著日本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在年輕人群體中，集體主義逐漸被個人主義所取代。
在“昭和男兒”的眼中，年輕人們貪玩、拜金、不婚、懶惰、爭當白領、拒絕做藍領、不好伺候、加班要錢。如果不是日本社會實在沒有罷工的傳統，八成還會學歐洲三不五時罷罷工。這樣的平成一代，當然是廢物。
在“平成一代”看來，昭和一代們垂垂老朽、暮氣十足，卻佔據了社會上大部分的資源，不理解年輕人追求自由與個性的心態，還一味指手畫腳，頤指氣使，十分討厭。
02
胡玲事件，是個人主義對集體主義的一次反抗
集體主義VS個人主義，本質上是東西方兩種思潮之爭。長期以來，中國與戰後的日本相似，一直是集體主義佔主流，中國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偉力全世界可見，社會崇尚付出不求回報，任勞任怨為集體做貢獻的人被媒體和小朋友的作文一起歌頌。
但近年來的中國，情況開始與平成時代的日本相似，莫說60、70後，就連80後也與90、00後形成了較為明顯的分野。在僱傭者眼裡，尤其是製造業的僱傭者眼裡，越是出生年代靠後的，越不是好僱員。
華為HR胡玲五千字長文投訴領導，看似是一個企業偶發的事件，實際上也是典型的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之爭，兩種思維的碰撞，是年輕人挑戰老人權威的典型事件。
華為的成功，底色就是集體主義，如華為的離職員工所言，華為並非“以人為本”，而是“以奮鬥者為本”。
而且華為堪稱集體主義思維公司的典範，任正非的軍事化管理多年來被企業界奉為圭臬。
華為的中高管理層，有相當一部分是60、70後，而胡玲的信中提到，自己是“14級崗位”，基本上可以肯定胡是90後。
中年以上的管理者，與年輕的勞動者，無論哪個企業、哪個國家、哪種社會制度，都一定會存在或大或小的矛盾，而在信奉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不同兩代人中，這種矛盾更是會被無限放大。
在胡玲看來，員工自覺加班的時候用一下健身房完全無可厚非。在楊瑞峰看來，這種行為就屬於划水。
不管是哪一方，都不存在絕對的正確與錯誤。
有人說了，楊瑞峰的態度，簡直是沒人性啊，員工加班160個小時，使用一下健身房怎麼了？你加班本來就沒有加班費。
但是，在華為也好，在很多別的公司也好，不管加班有沒有加班費，考勤都是決定一個員工前途的重要依據，從這個角度來看，楊瑞峰命令下屬，識別加班時候划水的人，有問題嗎？
有問題的，從來都不是某個原則，而是判別的標準而已。
可能還有人覺得，HR也是勞動者，不能把華為研發和HR之爭歸為勞資矛盾，進而歸結到集體主義VS個人主義。實際上，HR是一種特殊的勞動者，一個公司僱傭HR，本就希望HR以資方的角度思考問題。
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最後本次事件如何收尾，就算是楊瑞峰在壓力之下被辭退，但他依然會得到高級管理層內心深處的同情。
這不是華為有問題，而是任何公司概莫能外。
不管是胡玲在信中提出的問題，還是更多相關的其他問題，其實都沒有標準的答案。
只有社會的發展，有朝一日會帶來終極的答案。但那遠遠不是現在。
03
華為是一家好公司嗎？
本次事件，使相當一部分公眾開始關心華為的員工待遇、加班文化等。（雖然作為明星公司，華為的加班文化本來就一直處於爭議之中。）
現在我們要提出的問題是：本著集體主義成長、茁壯的華為公司，它還是一家好公司嗎？
答案很明顯：華為當然是中國、乃至全世界屈指可數的好公司。
這和華為本著什麼樣的管理思維發展無關，只需要看華為創造的價值、業內的地位、對社會的貢獻和世界性的影響力。以上述標準，華為皆是頂尖，則華為當然是毋庸置疑的金字塔尖上的公司。
那麼，胡玲等“加班160小時”的控訴，是有益的嗎？
花朵財經認為，對於華為來說，一定程度上的勞資糾紛，一些“控訴”，同樣是有益的。糾紛和控訴，有利於華為的管理層思考自己與年輕員工的代際差異，把握住未來的人才趨勢。
說到這裡，我們再說說日本。
本來前幾年關於日本還有“失落的三十年”的提法，但近來漸漸無人提了。
因為人們發現，雖然日本確實經歷了20多年的經濟停滯，製造業近乎全軍覆沒，但日本在核心科技、高端產業鏈上仍位於世界第一梯隊，且地位比30年前更穩固和靠前。前陣子日本斷供韓國兩種高端元器件，立即掐住了韓國國民經濟的脖子，即可見一斑。
回顧我們自己，60、70後何嘗不心憂80、90後？80、90後何嘗不心憂00後？
但事實總是證明，“一代不如一代”的擔憂，是多餘的。
後人在“工蜂”的屬性上不如前人，但卻擁有更快樂的人生、更富有創造力的思維、更國際化的視野、更不唯唯諾諾的“膽大妄為”的精神。
其實，華為對所有員工乃至對公眾開放的“心聲社區”，何嘗不是對“膽大妄為”的一種鼓勵呢？
華為這家公司強悍的地方在於，它的底色是集體主義，但對於個人主義也不是完全的排斥。華為排斥的是“划水”，但不排斥“特立獨行”。
任正非舉過一個俄羅斯科學家的例子：這小夥子不會談戀愛，只會做數學，來到華為十幾年天天在玩電腦，別人也不知道他在幹什麼。有一次，華為一個管理五萬研發人員的人到莫斯科去看他，打個招呼，一句話就完了。而任正非給他發放院士牌牌的時候，跟他講話，特也是三個“嗯，嗯，嗯”完了。但是，有一天這位俄羅斯小夥子突然跑過來告訴任正非，他把2G到3G的算法突破了，華為馬上在上海進行實驗，而華為也因此在這個領域一下就領先全世界。
此事可以充分地說明，對於真正的人才，華為不搞絕對的KPI，不強迫別人做跟隨羊群的一隻羊。
另外，在此不得不提，相比那些信奉“不要問公司為你做了什麼，要問你為公司做了什麼”的企業，華為有一點是非常難得的——華為很慷慨，這一點花朵財經就不再引述相關薪資數據了，職場人盡皆知，在華為上班意味著同等崗位更高薪水。
這一點，已經優越於過去的“集體主義”，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不求回報的奉獻”是集體主義的思想精髓之一。但是在任正非、在華為這裡，強調奉獻，也強調“錢要給夠”。
這可以說是“集體主義PLUS”，或者說“華為特色的集體主義”。
04
華為、以及中國製造的未來
花朵財經為什麼在本文中大談“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
因為這關係到華為的未來，也關係到我們這個國家的未來。
有一個說法，大家已經很熟悉了。要將“中國製造”變成“中國智造”。
換句話說，如何將現有產業儘量從勞動密集轉向智力密集？如何將產業鏈從底層轉化為頂層？
不管通過何種途徑，最終達成這個目標的，將是00後、10後、20後……是下一代們。
再問一個問題——
日本的國民經濟從製造業轉向高科技導向，付出了20多年的代價，包括經濟停滯、社會迷茫、通貨緊縮……
中國該如何儘量避免這種代價？如何將陣痛降到最低的程度？
“華為模式”可能是一種有效的答案：在尊重人的價值的前提下，繼續發揚集體主義；在集體主義主導的前提下，允許一定的個人主義；在強調軍事化管理、企業如戰車般隆隆向前的前提下，允許一些需要創新的崗位上，存在將遊戲機接到戰車的主機玩遊戲的“頑皮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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