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笑微/文
1629年1月，英國下院在料峭寒風中重開議會，議員們迎來的卻是查理一世國王劈頭蓋臉、長篇累牘的關於“噸稅和磅稅”的演講。
所謂“噸稅”，指對酒類商品徵收的進口稅，以噸計算，通常來自於西班牙和葡萄牙；“磅稅”是廣義類別商品的進出口稅，每磅按重量徵收一先令。噸稅和磅稅是英國國王私人財政的重要收入來源，從中世紀開始經常終身授予英國國王。但查理登基之後，就陷入了與國會的漫長鬥爭，在宗教態度上也曖昧可疑，於是下院只肯授權合法徵收一年，冀望國王以務實的態度年年回來談判續約——這顯然誤判了那位傲慢而篤信王權神聖的君主。對於議會不僅拒絕終身授權反而奉上限制君主稅收權利的《權利請願書》的做法，查理暴跳如雷，從此長久關閉議會，英國陷入了“十一年君主暴政”時期。
根據1217年《大憲章》，英國君主無法在缺乏下院批准時合法收稅，因此國王臨時起意的橫徵暴斂，像著名的“船稅”（海軍費用的臨時稅收，只能在戰爭時徵收）和“騎士扣押法罰款”（不參加騎士冊封典禮的罰款），都遭到普遍的抗議和抵制。終於在1640年，蘇格蘭起義爆發的壓力下，接近破產的查理國王不得不再次召開議會，籌措軍費。一場以錢拉開序幕的喜劇，最終將轉化為以血淹沒的悲劇。
約瑟夫·熊彼特曾經在《稅收國家的危機》中，富有感慨地引用葛德雪的名言“將國家身上一切迷惑人的意識形態偽裝剝去之後，剩下的軀殼就是預算”——一個民族的財政史，是民族總體歷史的關鍵組成部分，對經濟發展、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產生了塑形作用，可以用來解釋“諸多事件中包含的一切主要特徵”。
財政壓力對民族的塑造，是社會史中最常見的現象之一。與其他經濟因素不同，財政和稅收由於與國家意志的密切聯繫，經常成為上層建築的一種普遍“抵押方式”，或者更現實地表現為——政治權力在歷史市場上的直觀定價，當上層建築資不抵債的時候，國家的破產就表現為稅收失敗和財政崩潰。當查理一世走向斷頭臺之前，英國的非法稅收使納稅總值甚至“超過了貨物本身價值”。
如果我們把《霍比特人》神話中的巨龍史矛革看作國家利維坦的隱喻與化身，那麼稅收就是巨龍洞穴裡的黃金和珍寶，寶藏廣袤富饒，但巨龍的吝嗇與貪婪，使得膨脹與掠奪成為一種內生的衝動，總是試圖將龐然大物引向毀滅的命運。
“多拔鵝毛，少讓鵝叫”——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科爾貝爾
稅收的正義性與功利性之辯，是一個迷人的話題，它既含有國家調節分配不平等的良能意志，又在現實中是根據社會契約購買公共服務的價格。在一個思想實驗中的開放國家市場，稅負與公共服務品質形成價格競爭，人民通過移民用腳投票，如同霍弗在《狂熱分子：群眾運動本質思考》中獨到地指出：“移民是革命的替代品。”另一方面，稅收和財政壓力對於社會契約的改革和重新修訂，提供了一種天然正義制高點和感召力，更是將社會中間層捲入鬥爭漩渦的決定力量，迄今為止對稅收原則與實踐的不滿和挑戰，沒有在任何一項影響重大的社會運動中缺席。
稅收思想史記錄了這些稅收原則的遞變，經濟和政治思想史為稅收原則提供了前瞻性，而稅收的形式卻有跨越時代的驚人延續性。沒有任何一種負擔沉重的稅收制度是近現代獨有的，“負擔沉重”本身就是諷刺而深刻的歷史現象。基督教誕生之前，古希伯來人向羅馬繳納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稅收，法國大革命時期法國人的稅負佔到收入的81%之多。
儘管如此，稅負本身並不等於稅負痛苦。財政史上最著名也是最世故的闡述，無過於科爾貝爾所言：“稅收是儘量多拔鵝毛而少讓鵝叫的藝術”，轉移鵝的注意力，要看你在碗裡放了什麼。成功的國家也會有稅負沉重的時期，1775年到1845年，工業革命刺激經濟活動頻繁起來，個人稅負也隨之增加，但仍然取得了重大的經濟進步和普遍生活改善，在自由主義財政學的觀點看來，這是因為稅收被“明智地徵收”，它不僅出自收入，而且出自納稅人因稅收刺激而勤勉創新產生的增量收入，從而造成了沒有輸家的帕累託改進。“明智收稅”的原則，就是在能產生必要的總收入前提下，對納稅人壓力最小的稅收。
英國財政學者麥克勞，對稅務和蘇格蘭威士忌蒸酒器改革之間的互動，做了一個深入精彩的案例研究，被格羅夫斯教授收入《稅收哲人》。1786年以前，在蘇格蘭對酒精提煉徵稅，是以產量為稅基的，因為統計不便，政府後來改為以蒸酒器的體積容量計徵，稅率也因此調整，目的是讓酒廠的稅負和政府的收入都維持在與從前相當的水平。但稅收政策一變，兩個聰明的酒廠經營者立刻受到啟發，對蒸酒器的形狀進行改造，減少深度而增加直徑，使總體積不變，但蒸酒器底部接觸火的面積增加，蒸餾時間大為縮短，過去一星期完成的工作量現在可以減少到幾個小時，產量顯著增加，容器的單位稅率沒有改變，產量的實際稅率卻大大降低了。這個方法不脛而走，成了蒸酒者的常識。為了保證稅收收入不變，被鑽了空子的政府不得不提高稅率，但政府的這種行動反而刺激酒廠進一步推廣改造，政府和私人部門反覆博弈，蒸酒廠商經常行動更快，最後的結果是極為振奮人心的——蒸酒器的生產率與最初相比，提高了2880倍！
亞當斯密從古典的理性主義財政觀點出發，總結出“斯密教義”。像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水晶般純粹和理性的分析框架一樣，“斯密法則”假設了一個完美信息與產權清晰的稅收市場，濫用稅收不僅是一種暴政，更是一件愚行，即使以純利益衡量也應被摒棄，因為它將使避稅的動機大於生產的熱情，引致稅基的坍塌。
累進稅有利於降低不平等嗎？
2016年的美國大選初選，曾有位一度頗熱門的候選人，黑人外科醫生本傑明·卡森。此君發於貧賤微末，以個人奮鬥成為傑出的神經外科醫生，但就整體政治立場而言極端保守，在稅收政策上尤為令人側目。卡森主張以聖經的宗教十一稅為模版建立單一稅制（FlatTax），代替目前複雜的累進稅，不分貧富稅率一刀切，直到接受採訪時主持人告訴他，若以單一比例稅想達到目前的聯邦稅收收入水平，實際稅率將達到20%，意味著窮人大幅度加稅和富人大幅度減稅。
儘管場面一度尷尬，但是一位公開總統候選人的稅收政策，不會沒有基礎。與卡森抱有相似觀點但不至於過分極端的候選人，有人氣很高的參議員蘭德·保羅與克魯茲。前者甚至認為，17%的均一稅之後，就應該取消所有的資本利得稅和利息稅。
現代福利國家奉行的累進稅制，即對課稅收入/財產金額增加而執行遞增的稅率，本質上是為了對抗均一比例稅的累退性。累退性，指一種稅收方案就課稅人群的實際收入而言，收入越低卻實際稅負越重——如果所得稅採取均一稅率，如同卡森醫生的建議，那麼低收入區間的稅負痛苦會遠遠大於高收入區間，原因在於它沒有按“負擔能力”衡量福利淨損失。間接稅中的營業稅和消費稅，直接稅中的財產稅，特別是房產稅，都顯示出重要的累退性，導致社會分配不平等的惡化。
累進稅的理論基石是福利經濟學的效用理論所奠定的，斯密教義的公平原則被擴展到“負效用”的公平，從邊沁到埃奇沃斯和庇古，效用學派的經濟學家們以“平等犧牲”和“最小犧牲”定義稅收的福利損失，對抗累退性，政府應當如同耶穌對待窮寡婦的兩個銅板和富翁的十個金幣，去再調整稅負在社會階層之間的分配。
累進稅歷來是普遍認為的社會公平調節機制，為左派所推重，就連《共產黨宣言》都明確支持徵收高額累進稅，並將其視為“最先進國家”的特徵之一。歐洲福利國家“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體系背後，也有非常悠久的累進所得稅和財產稅歷史。然而累進稅的實質，其實是對社會公共服務執行價格歧視，對不同人群出售社會契約的不同定價。價格歧視可行的前提，是壟斷者掌握完全信息，以及不同市場的有效隔離，前者會造成稅收成本的提高，後者則會催生套利行為（逃稅和避稅）。更不要說，累進稅本身所具有的效率缺陷，會抑制高收入階層的創造力，一旦避稅的驅動力超過創造價值，“成功者懲罰”就會從反面抑制稅收總收益，導致福利支出的不可持續。
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有力呈現了不平等加劇的現實趨勢，累進稅制並沒有成功地調節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結果，相反卻成了一種平等主義的幻夢。國家對穩定稅基的需求，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依賴，令累進稅制的大部分負擔由中產階級而不是富人承擔，全球化進程極大刺激了資本收益避稅工具的豐富，當國家調節能力弱化，累進稅制不僅沒有解決貧富差距，反而微妙地激化了衰退的中產階級和下層民眾之間的對峙，為民粹主義崛起創造了財政條件。在這個意義上，國家的主動介入導致了國家的自我綁架。
或許平滑一點的累進稅曲線能夠將單一稅的優點吸納改善一部分，或許引入集體談判機制商討彈性稅率是一個可行的改革方向，然而真正應該凝視的，還是國家這條史矛革巨龍，有多少惰性，又有多少動力，抓起又放下洞穴裡的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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