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聲良
長江日報-長江網訊（記者黃亞婷）蒼茫大漠中，“敦煌的兒女們”留下了青春、才華、歲月，前赴後繼。其中代表人物——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不久前被授予“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也再次讓全社會關注到這群莫高窟“面壁人”。
現任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接受了讀＋專訪。今年，他的新著《敦煌舊事》一書由甘肅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書中主角，正是那些為敦煌石窟的保護與研究默默奉獻終生的人們。
敦煌：古絲綢之路“華戎所交一大都會”
莫高窟經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歷代的興建，形成巨大的規模，現有洞窟735個，壁畫4.5萬平方米、泥質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地。
敦煌地處河西走廊西端，南枕祁連山，北靠北塞山，東臨三危山，西接中國最大沙漠塔克拉瑪干。敦煌寓意“盛大、輝煌”，它曾是古絲綢之路上的“華戎所交一大都會”，有“元宵燈會，長安第一，敦煌第二，揚州第三”的說法。有史料為證，公元964年（宋代）的酒賬單，記載了當地政府的公務用酒，包括數量和用途，如宴請、接待使節、犒賞等，賬單共100條，反映了當時敦煌繁榮的文化和多民族的密切交往。
季羨林先生曾評價，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敦煌文化的燦爛，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華文明幾千年源遠流長不斷融會貫通的典範。
1987年，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中國第一批世界文化遺產名錄。2019年，由敦煌研究院等單位聯合攝製了大型紀錄片《莫高窟與吳哥窟的對話》，以亞洲文明對話為題材，向人們展現了不同文明之間命運相通、文化相通、藝術相通的奇妙關聯。
敦煌的兒女們
在敦煌藏經洞陳列館的石碑上，有著名學者陳寅恪的慨嘆：“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在這個一眼千年的傷心地，經過幾代人薪火相傳，中國的敦煌研究事業終於發展起來。在《敦煌舊事》中，趙聲良將他們的故事娓娓道來。
1944年1月1日，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常書鴻被任命為第一任所長。自此，莫高窟結束了無人管理的狀態。創辦之初，常書鴻率領職工白手起家，調查洞窟內容，臨摹壁畫。但沙漠之中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極端艱苦，一年之後，大部分工作人員先後回到內地，常書鴻堅持要把保護和研究敦煌石窟的事業繼續下去，工作人員沒有了，他再次四處招聘人才。1946年至1947年，受常書鴻感召，段文傑、孫儒僴、歐陽琳、史葦湘等陸續來到敦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後來一輩子都獻身敦煌事業。
新中國成立後，敦煌藝術研究所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繼續擔任所長。到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段文傑任院長，研究條件不斷改善，研究人員也陸續增加。
作為第三代，樊錦詩是20世紀60年代初期到敦煌，她和同仁把考古學應用到敦煌石窟的研究中來。20世紀90年代，當她繼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時，她清楚地看到了敦煌石窟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意義，從世界的眼光來看敦煌，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世界一流的遺址博物館成了她的奮鬥目標。
樊錦詩說：“歸根到底，就是一個人才問題。如果沒有一批有真才實學的專家在這裡，敦煌的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趙聲良回憶，21世紀初的某一年，國家文物局統計全國文物系統高級研究人員信息，發現全國文物系統有博士學位的研究者僅十多人，其中敦煌研究院就佔了一半，“博士當然不能說明必然層次就高，但在敦煌這樣邊遠的地方，能聚集如此多的人才，也算是奇蹟了。”
趙聲良的苦與樂
第四代院長王旭東今年接任單霽翔，已經成為新任故宮博物院院長。趙聲良則是第五代。20世紀80年代，趙聲良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大學畢業生。那正是改革開放之初，帶著幾多嚮往，他奔赴敦煌。
趙聲良還記得他初到敦煌時的房間，土牆、土地，還有一個壁櫥，地上是掃不完的塵土，天花板是用廢報紙糊住的，還露出幾個黑洞。有一次晚上睡覺，一隻老鼠不小心從黑洞那裡掉下來，正好掉在了趙聲良的枕頭邊，又順勢沿著被子裡面的縫隙向裡鑽，從趙聲良的腳邊出去。到了冬天，作為南方人的趙聲良掌握不好火爐的封火技術，常常半夜火就熄滅了，夜間溫度零下十七八，又冷又困，早上起來，鼻孔旁邊都是冰碴子。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敦煌藝術的魅力。”趙聲良說，“如果沒有這樣迷人的藝術，我恐怕也不一定能堅持在這裡。過去段文傑先生說他當年在敦煌時是‘一畫入眼底，萬事離心中’，不管生活有多麼艱苦都不在乎。我也有同感，我是研究美術史的，敦煌壁畫彩塑在中國美術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而敦煌藝術的價值還沒有完全被世人所瞭解，我在研究、挖掘敦煌藝術的價值，就感到無比的欣慰。我從壁畫中的山水畫、故事畫、飛天等方面都作過研究，每一項研究都有很多新發現、新收穫，因為都是前人不太瞭解或者完全不知道的內容。每一篇文章的發表都很有成就感。”
而今，敦煌研究院有一千多名職工，專業研究方面包括保護研究、考古研究、美術研究、文獻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人員，相關的還有信息中心（圖書館）、期刊編輯部等機構。此外，還有相當多的洞窟管理、安全保衛以及洞窟講解人員，以及一批行政、後勤人員，“我們的研究人員包括文科和理工科等多種學科，他們都在發揮各自的學術專長在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弘揚等領域發揮他們的智慧和力量”。
窟霸樂樂大王
誰能想到，如今能在莫高窟“稱王稱霸”的，是一隻名叫樂樂的小土狗。
2018年4月4日，莫高窟官方微博發佈一則通知，稱窟區降雨夾雪致棧道積水嚴重，暫停開放，隨文附一張渾身是泥、白毛已然滾成褐毛的狗狗照片，曰：“窟霸樂樂大王早起巡山已回，路況可見圖片”。這萌狗慘狀，不知怎的就戳中了網友趣點，一時轉發無數，引來權威媒體爭相報道，樂樂大火。自此，去莫高窟跟樂樂合影，成了一種時髦。莫高窟也緊隨熱點，為樂樂繪製漫畫講述敦煌故事，讓它成了名副其實的“代言狗”。
在窟霸狗之前，莫高窟還有一位風靡的代言動物是九色鹿。1981年，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的動畫作品《九色鹿》，以敦煌壁畫《鹿王本生》為靈感創作，為莫高窟第257窟中的九色鹿賦予新生。
年輕一代用自己的方式走近莫高窟，古老的莫高窟也藉助現代科技擁抱這個時代。現在，每一位到莫高窟的遊客，都會看到臥於沙漠之中的現代化建築——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在進入洞窟之前，人們可以在這裡觀賞高清數字電影《千年莫高》和球幕電影《夢幻佛宮》等，瞭解莫高窟自然、歷史、文化背景和數字化洞窟景觀。為保障洞窟壁畫和彩塑保存環境穩定，敦煌研究院採用現代物聯網技術構建了莫高窟監測預警體系，可以實時監測氣象、空氣質量和顆粒物，當洞窟內的相對溼度超過62%，二氧化碳超過1500ppm（1.5‰）的預警指標時，工作人員可以暫時關閉相關洞窟。
“數字敦煌是用新科技保護和傳播敦煌藝術的重要方面。”然而，趙聲良並不認為新技術、新傳播能真正使敦煌變得“年輕”，“敦煌經歷了一千多年已經很衰老。我們都是唯物主義者，不相信有什麼靈丹妙藥可以‘返老還童’，我們要做的是特別小心地保護敦煌壁畫，盡最大的可能延緩它的壽命，讓子孫後代能看到，而不是在我們這一代使它毀壞。數字敦煌最根本的任務就是通過數字化手段把敦煌壁畫全部、真實地保存下來。那樣，即使遇不可抗拒的因素而毀壞了，也可以通過貯存的數據來複原它。”
【訪談】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已是歷史
利用新的科技來保護敦煌文物
讀＋：作為敦煌研究院的第五代掌門，繼承前四代的衣缽，您面臨著怎樣的局面，將做哪些工作？
趙聲良：我面臨的局面是在幾十年來取得的豐碩成果基礎上，把敦煌研究院建成文化遺產保護的典範，敦煌學研究的高地。
敦煌研究院經過了幾代人的努力，在文物的科學保護、學術研究和文化弘揚方面形成了較好的規範，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我們是在前人開拓的道路上行進。但是在新時代仍然面臨著很多新問題，特別是當前的文化建設，文化遺產的傳承與創新方面。我們將努力在敦煌文化保護研究與傳承方面努力奮進，特別是利用新的科技來保護敦煌文物，同時加大傳播弘揚敦煌文化的力度。另外，為配合“一帶一路”倡議，我們將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通過敦煌文化，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
讀＋：如果梳理1944年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以來的成就，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的成就，您如何總結？
趙聲良：敦煌研究院已有75年的歷史，經過了幾代人的努力，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在保護、研究和文化弘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
首先，在文物保護方面，從最初的看守狀態發展到今天的科技保護，由搶救性保護髮展為預防性保護。我們有一支過得硬的保護研究隊伍，在文物科技保護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4年以來，國家文物局、科技部和甘肅省委省政府依託敦煌研究院先後成立了古代壁畫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國家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甘肅省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重點實驗室，建成了全國第一個文化遺產保護多場耦合實驗室；先後承擔省部級以上科研課題130多項。其中10餘項科研成果獲國家級、省部級獎勵，這些文化遺產保護科技成果不僅有力地保障了敦煌石窟的文物安全，而且推廣應用於全國11個省（自治區）的文化遺產保護項目，有效提升了我國古代壁畫和土遺址保護技術水平，推動了整個文化遺產保護行業的科學化、規範化進程。
其次，在學術研究方面，基本完成了對所有洞的時代、內容的考證。完成了多個系列的研究專題，出版了大型學術系列著作《敦煌石窟全集》（共26卷）。並在石窟考古報告的撰寫，石窟美術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在敦煌歷史文獻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成果。在石窟考古、石窟藝術、敦煌文獻與民族宗教研究方面形成了本院研究的特色和優勢。
從1981年開始創辦的院刊《敦煌研究》至今已出版175期，現在已成為中文核心期刊，CSSCI來源期刊，是國際敦煌學界的必備參考。
不論是文化遺產的保護還是學術研究，都伴隨著國際合作與交流的發展，通過國際交流與合作，推動了敦煌事業的長足發展。我們在國際交流中得到發展，我們也同樣推動著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以及國際敦煌學的發展。
最後，傳承弘揚方面，在保護好的前提下搞好莫高窟旅遊開放。以新的保護與利用理念進行旅遊開放的管理，通過遊客承載量的調查，確定洞窟每天的遊客承載量，在這個基礎上有效地控制參觀人數。為了解決保護文物和開放利用的尖銳矛盾，建立了數字展示中心，使遊客對敦煌藝術獲得更好的欣賞和全新的視覺體驗，達到文物保護和開放利用的雙贏，也形成了莫高窟特有的參觀體驗新模式。
此外，我們讓敦煌藝術走出敦煌石窟，多次在國內外舉辦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敦煌藝術展覽，所到之處，無不在當地引起轟動，取得了良好社會效果。同時在數字敦煌成果的基礎上，通過各種新媒體虛擬洞窟的形式，把敦煌藝術經典之作傳播到世界各地。
敦煌文物包含多元文化、多民族、多宗教、多種語言的信息
讀＋：《敦煌舊事》回顧了您紮根敦煌30餘年的所見所聞所感，您見證了中國敦煌學由弱到強，“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這個說法今天是否已經完全推翻？
趙聲良：“敦煌學”是指以敦煌石窟、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文物以及敦煌周邊的歷史文化為研究對象的學問。由於敦煌文獻與敦煌石窟的內容浩如煙海，敦煌學內容十分廣泛，涉及古代的歷史、宗教、民族、藝術、科技等等方面的內容。可以說敦煌學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可是，敦煌學一開始就是一門“傷心的學問”，由於大量文物流失，我國自己的學者反而要到外國去調查這些本來屬於中國的文物。更令人傷感的是，經歷了10年浩劫，中國的敦煌學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經落後於國外，以至於有人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
這個說法已經成為歷史，通過改革開放以來幾十年的努力，中國已經在敦煌學研究上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我們也不能自滿。還應該學習國外好的經驗和做法，還應該加強與國外的合作與交流。季羨林先生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就是要有開闊的胸襟，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團結國內外的學者共同研究敦煌學。
讀＋：為什麼海外同樣熱衷敦煌學研究？
趙聲良：一個客觀原因，由於上個世紀初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文物大量流失國外，主要存於英國（1萬多件）、法國（6000多件）、俄國（1萬多件）以及日本、美國等，大量的古代文物引起了歐美及日本學者的廣泛關注，並有相當多的學者投入到研究工作中來，因而形成了世界性的敦煌學。
另一方面，敦煌作為絲綢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要地，敦煌文物包含著多元文化、多民族、多宗教、多種語言文字等十分廣泛的內容，是瞭解中國和古代絲綢之路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資料，因而受到海外學者的重視。
讀＋：敦煌是絲綢之路的“咽喉”之地，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敦煌研究院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趙聲良：為了響應“一帶一路”倡議，敦煌研究院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已經有一些工作在開展，與吉爾吉斯斯坦、阿富汗、烏茲別克斯坦、柬埔寨等國家都已經有一些交流，比如阿富汗希望共同研究保護巴米揚石窟壁畫，今年與柬埔寨在吳哥窟保護方面達成一些合作意向。未來，敦煌研究院作為文化遺產的保護管理機構，可以為國家承擔一些大國責任，在國際社會的文物保護弘揚方面努力工作，特別在應用現代科技進行科學保護和開發應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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