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要南巡,這個漢臣拼死勸阻,結局呢?


乾隆要南巡,這個漢臣拼死勸阻,結局呢?




《鐵齒銅牙紀曉嵐》給人留下個印象,皇帝的工作輕鬆得很,想出宮跟玩似的,說走就走。乾隆帶著和珅、紀曉嵐兩個人,走南闖北,各種歷險,好不快活。

乾隆要南巡,這個漢臣拼死勸阻,結局呢?

想想也是,歷史上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可不就是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

1758年,左副都御史孫灝上了個摺子,實名反對乾隆皇帝出巡索約爾濟(西與喀爾喀車臣汗部接壤,南與科爾沁、烏珠穆沁部相連,東與北俱與黑龍江接壤)。堂堂一個大清的皇帝,跑邊疆一個小城視察什麼?

莫非是要看北極光?

都御史是個監察官,本來就有義務挑挑皇帝的毛病,隔靴搔搔癢。孫灝這回批評了乾隆皇帝的作風問題,想把皇帝留在北京城享清福,沒想到乾隆皇帝覺得“茲事體大”,跟孫灝槓上了。

01 深刻的教訓

孫灝反對皇帝外出視察的一個理由:皇帝出巡就是為了看看美景,勞民傷財,於民生無益。

這不僅是孫灝一個人的想法,而是歷朝歷代文官的普遍認識。

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皇帝就十分熱衷外出視察。秦始皇自二十六年統一六國,到三十七年崩於沙丘,期間有不少於五次大規模的全國性巡遊,每一次出遊都帶有眾多的文武官僚和龐大的車馬儀仗隊。沒見過這麼熱衷於視察的皇帝,以至於他死就是死在視察的路上,結果給了趙高、李斯、胡亥可乘之機,不僅自己怎麼死的說不清,就連秦朝的繼任者到底是誰也迷霧重重,而這恰恰是關係到江山社稷的大事。

秦始皇開了個壞頭,本來皇帝四處視察,縱覽名山大川,體察民情都可以說是為了江山穩固,但偏偏秦始皇自己死的不明白,秦朝二世而亡,非但沒體現出來外出視察的好處,反倒讓人跟危險聯繫在一起。

所以,當唐太宗由於身體原因想巡幸隋朝的舊夏宮時,大臣姚思廉不幹了,指責皇帝“陛下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不可以人從欲。然而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事,故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

拐彎抹角罵唐太宗,你這是剋制不了自己的慾望,學秦皇漢武好大喜功,擺譜!

637年,唐太宗想視察洛陽,魏徵也忍不住發話了,他講的更明白,皇帝要外出視察,難免車駕要經過地方,地方官要想方設法討好皇帝,準備接駕得鋪張奢華,才能顯示出下級官吏對上級的重視,這些都要轉嫁到百姓姓頭上,成為新的負擔。

皇帝想要維持仁君愛民的名聲,最好就乖乖呆在都成,哪兒也別去。飽讀詩書儒家士大夫,活生生用“仁君愛民”的理念,捆住了皇帝外出視察的手腳,這不得不說是一種約束權力的枷鎖。

只是為何到了清朝這套理念似乎不管用了,康熙、乾隆爺孫兩個皇帝紛紛六下江南,木蘭秋獮,比賽式地搞外出視察,也沒見到對江山社稷產生多大的威脅。

02 遊牧民族的突破

乾隆皇帝自然對於漢族士大夫的批評有所準備,作為一個皇帝,你跟我講作風問題,我就跟你講政治問題。

我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

他先搬出爺爺康熙皇帝熱衷於木蘭秋獮講起,巡幸狩獵乃清朝祖制,不是乾隆個人腦袋一熱的舉動,康熙皇帝的治理水平天下信服,孫灝否定巡幸,豈不是要連康熙皇帝也一起指責?

乾隆要南巡,這個漢臣拼死勸阻,結局呢?

▲木蘭秋獮

接著,乾隆又搬出來自己的政績,“十全老人”的威名不是虛的,徹底肅清準格爾的分裂勢力,三軍用命,君臣一體,也多虧平日多有巡幸,整飭武備。孫灝難道連乾隆皇帝的功績也要否定?

搬出兩座大山來壓孫灝還不過癮。

乾隆又從根子上剖析孫灝的弊病,“如滿洲身歷行間,隨圍行獵素習勤苦,故能服勞,若漢人則不能矣。雖由風土不同,亦由平日好自安逸之所致也”從民族劣根性上把孫灝痛罵了一頓,反將一軍,把孫灝對巡幸的指責,看作是漢人好逸惡勞不能吃苦的體現。

如此反駁,如泰山壓頂,刀刀見血,孫灝見了估計膝蓋要碎。

不過,從乾隆的角度講,他把將皇帝巡幸的活動,上升到國家戰略安全上,確實是迥異於漢族士大夫的一種認識

歷數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中原王朝很少會將皇帝的巡幸視察跟國家戰略安全聯繫在一起。出去走走就出去走走嘛,跟國家戰略安全有個毛關係?

這個認識卻與中國歷史上的草原政權一脈相承。

具有草原遊牧基因的王朝,往往不只是受儒家的觀念約束,同樣還受到草原習俗的深刻影響。較之於是否按照儒家士大夫的意識形態做事只是一方面,入主中原的草原政權更看重能否保住辛苦打下的江山社稷,草原政權的軍事性才是他們壓制中原漢族士紳民眾的法寶。

因此,這些政權往往遵循著遊牧部落的習慣,在不同的都城,季節性地在都城之間遷徙。

比如,契丹舊俗,隨水草,逐寒暑,往來遊牧漁獵。遼建國後,皇帝四季外出遊獵,朝官隨行,設行帳稱“捺缽”。契丹國其實既有皇都,也有五京之制,然而契丹皇帝一年四季卻巡幸於四捺缽之間,政務皆在捺缽中處理,捺缽之地實際上是契丹國的政治中心、最高統治者所在地。

乾隆要南巡,這個漢臣拼死勸阻,結局呢?

▲四時捺缽

這種詭異的制度安排在漢族士大夫看來如同兒戲,天子是天下秩序的中心,怎麼能動來動去,到處亂竄?在草原民族卻是繼承舊俗的體現。

元朝更是如此,蒙古貴族倔強地堅持著許多蒙古部落的習俗,並不心甘情願被漢族同化。蒙古有大都(北京)也有上都(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每年陰曆二三月,大汗的車駕離開大都,北行到上都,避開北京的炎炎夏日,恢復騎射生活,到了秋天再從上都返回,週而復始。

雖然有漢族官員提意見,可蒙古大汗根本不鳥這套東西。畢竟,在蒙古皇帝眼中,漢族官僚是被統治的一群人,儒家的意識形態只是統治的工具之一,絕非唯一。

若此,從遼金蒙元這個線索看下來,乾隆皇帝對於巡幸的堅持就可以理解了。

03 乾隆皇帝的殺手鐧

這場爭論針尖對麥芒。

漢族士大夫有自己信守的理念,基於儒家的觀念和王朝歷史,他們強調皇帝應該“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而乾隆皇帝則從“天下雖太平,武備斷不可廢”的角度,將巡幸狩獵視為滿洲政權穩固的重要因素。

大家都有道理,誰也說服不了誰。但乾隆畢竟是皇帝,鬥爭手段老辣,總有辦法讓人服。

孫灝說,索約爾濟這個地方離京城太遠,害怕出意外。這話本來是關心乾隆皇帝的“貼心話”,沒想到氣頭上的乾隆根本不理這茬,劈頭蓋臉地問,“索約爾濟難道不是大清的國土?此番出行難道不是受到蒙古王公的盛情邀請?能有個什麼意外?”

孫灝的摺子裡提到“索約爾濟非江浙勝地可觀”一句話,又戳中了乾隆的心窩。你孫灝為什麼要說索約爾濟不像江浙地區一樣有風景名勝可觀,這難道是在影射乾隆下江南是去旅遊嗎?

笑話,乾隆下江南難道不是為了看風景名勝?乾隆可不這麼認為,他一面強調遊覽江南風景名勝是奉了皇太后的旨意,盡孝道而已;一面強調自己下江南是為了查看民情、水利,心裡想的還是百姓蒼生。

乾隆下江南到底主要為了旅遊,順道辦理點政事,還是主要為了辦理政事,順便旅旅遊,這事後人說不清,只有他自己知道。

孫灝擔心“隨從侍衛官員人等長途費重,生計艱難”,這本來也是實情,乾隆依然不依不饒,又搬出了爺爺康熙做擋箭牌,先說當年康熙每年出巡二三次,那個時候的侍衛兵丁還不說苦,現在又是預先借錢給地方政府,又是中央專項撥款,給予充分的經費保障,地方官在康熙到時候都不叫苦,這會叫苦是什麼意思?

這話其實站不住腳,康熙南巡時心裡有“幾項規定”,每次隨行不過300人,甚至很多時候都是自己搭帳篷住宿。而乾隆南巡可不是一回事了,隨從多達2500餘人,每人配單馬或雙馬,另外還有400輛騾車、800匹駱駝,縴夫達3600人。據統計,乾隆6次南巡花費總計竟達2000萬兩,康熙所用的錢財卻不到乾隆的十分之一。

乾隆要南巡,這個漢臣拼死勸阻,結局呢?

▲上圖為康熙所乘御船靠岸,有官員也有圍觀群眾。

乾隆要南巡,這個漢臣拼死勸阻,結局呢?

▲上圖是乾隆皇帝南巡時,江南地方官員和百姓在接駕場面。乾隆在大批御前侍衛的促擁下,進了城門。城門兩側邊跪著是江南巡撫,總督、知府等高官,城門的左側還置放了香案,右側的戲臺正在唱戲。

所以,康熙南巡地方不叫苦,真不代表乾隆南巡也不叫苦,

只是他不願意聽到罷了。

孫灝說一句,乾隆懟一句,簡直拉開架勢在打嘴仗。

打嘴仗的殺手鐧就是扣帽子。潑婦罵街,往往先聲奪人來個定性分析,“你個××”。乾隆比較有涵養,在最後才進行總結式發言,即使是扣帽子也讓人覺得有理有據:

(孫灝)意將使旗人盡忘淳樸服勤之舊俗,而漸惟染漢人陋習,人人頹廢自安。

這下完蛋了,孫灝只不過給皇帝的作風問題提了個小小的建議,結果被皇帝視為別有用心的敵對勢力,代表著陳舊沒落的漢族士大夫,要搞跨滿人的立身之本。

天大的帽子扣到了孫灝的腦袋上,孫灝找誰說理去?

自古以來向當權者提意見都讓人頭疼,本來表面上或許只是一件小事,可人世間有一種能力叫想象力,而統治者的想象力尤其豐富

。明明在勸誡皇帝不要輕易外出巡幸,而皇帝卻能將之聯想成對於滿洲立國之本的挑戰,明明是在善意提醒,到了皇帝耳邊就成了惡意批評。

若是遇到稀裡糊塗的皇帝也就罷了,偏偏遇到的是愛較真又有理論功底的乾隆帝,激起了“真理越辯越明”的興趣。當大臣的,難道還真指望讓皇帝輸得心服口服?

參考書目:《馬背上的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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