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公司控制的媒体，作为美国富裕精英的领先财富和赚钱资产，与其拥有的地位一致，是为权力服务的，旨在让美国公民服从于资本和美国帝国政府。它经常把美国描绘成民主和平等的伟大典范。它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认为美国是一个富人因为勤奋和诚实的工作而享受富裕，而穷人因为懒惰和不负责任而变得贫穷的社会。每晚的电视新闻广播、电视警察和法律和秩序电视剧都痴迷于美国黑人贫民区和拉丁裔区的暴力犯罪，但他们从不谈论极端贫困背后，是种族主义、资本外逃、大规模结构性失业、资金不足的学校和大规模监禁等相互关联的力量造成的。
占主导地位的美国主流媒体，经常夸大由美国两个政治组织--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之间的差异和选择的程度。它从来没有注意到，两个执政党的共识远远超过他们的分歧，特别是当涉及到商业阶层权力和美国帝国的基本和相关问题时。美国的新闻人想要维持职业生涯，就必须学习逃避的艺术。他们以高超的技巧绕过了报道中最重要的部分，提供了一堆垃圾新闻，充满了太多的卡路里和没有什么营养。
美国媒体同行经常鹦鹉学舌，散布这个帝国精英的错误外交主张，例如称委内瑞拉是一个专制、腐败的国家。事实上，美国的一些盟国才是地球上最残酷和最反动的政府。在美国“主流”媒体中，华盛顿的目标始终是仁慈和民主的。它的客户和盟友是进步的，它的敌人是邪恶的，即便有受害者也是偶然的。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偶尔也会犯“错误”和“战略失误”，但其外交政策从来不是不道德的、犯罪的或帝国主义性质的。
就媒体而言。这与“美国例外主义”的学说是一致的，根据这一学说，美国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国中，从不谋求自私或帝国主义在国外谋取利益。奥威尔式的双重标准在美国主流媒体对全球事务的报道和解释中盛行。在其他国家，华盛顿认可的政客赢得了选举，因为这些政客可以指望为美国企业和军方的利益服务，美国媒体将这些政客描绘成良好和干净的竞争。但是，当选举让那些不想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人上台时，美国媒体就把竞选描绘成“被操纵的”和“腐败的”。
当美国人或与华盛顿结盟的人在国外被杀或受伤时，他们是“有价值的受害者”，并在媒体上得到极大的关注和同情。相反美国和美国盟友杀害、致残、流离失所和以其他方式伤害的人，都是没有名字只有数字的“毫无价值的受害者”，他们的经历很少引起提及或关注。美国公民经常在世界各地看到对美国感到愤怒的人的图片。美国主流媒体从来没有认真讨论为何存在这种愤怒。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被留在孩童般的无知中问道：“他们为什么恨我们？我们做了什么？”
从其多面性和伪造的现实中可以广泛看到，美国媒体的使命，就是大规模制造的白痴，在希腊和雅典人的原始意义，“白痴”不是愚蠢，而是孩子气的自私和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例如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以军事政变建立独裁统治，然后在文化和政治上将智利从一个积极参与的草根社区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由脱节的、不关心政治的个人组成的国家。而现在美国其实也是这样一个充满白痴民众的国家。
在美国，通过美国电影、电视情景喜剧、电视剧、电视真人秀、商业广告、彩票广告和电子游戏中塑造出来的理想型美国公民，实际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白痴：一个只关心自己的幸福、消费和地位的人。这位高尚的美国白痴对美国为维持国内和国外的统治而付出的可怕的代价无动于衷。这种媒体文化的一个普遍主题是这样一种观念，即美国底层民众的困哪都是源于“个人不负责任”。美国大众媒体的工作是将社会从公共生活的语言中抹去，将”种族和社会经济差距的问题“定义为私人问题，包括个性和文化堕落。
制造大众白痴，是美国“主流”媒体的核心部分。这一点在美国企业媒体不断涌现的速射广告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早期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的，即买卖双方都足够成熟理性，消息灵通，可以从事具有共同利益的交易。但是商业广告使这个想法变得“落伍”。电视广告致力于用完全不合理的主张来说服消费者。他们不依赖于证据和逻辑论证的合理呈现，而是依赖于暗示性、情绪化的，幼稚的操纵手段。。
同样的技术毒害了美国的选举政治。对欺骗性和操纵性的竞选广告的投资，通常决定着在商业包袱的候选人之间进行的大众营销的选举竞争中的成败，这些竞选竞争像牙膏和除臭剂之类的品牌出售给观众和选民。恰如其分的是，这些政治广告的巨额成本是推动美国竞选费用如此之高的一个主要因素，从而使候选人更加依赖大笔资金、公司和华尔街的捐赠者。
70年前，杰出的荷兰左翼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帕内科克就指出：美国媒体当然完全掌握在大资本手中。支配着美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最重要的事情甚至不是隐藏关于大型金融统治的所有真相，而是将民众的注意力都指向粗俗，避免任何可能引起思考的事情。媒体上充斥着关于富人的家庭琐事，性丑闻，黑社会的罪行，以及各种比赛的信息。全世界媒体上，把民众的注意力从社会发展的现实上转移开，没有哪个地方像美国这样彻底。
美国所谓的“自由”和“独立”媒体作为向国家经济和帝国精英进行大规模灌输的一种手段，这一事实并不令人惊讶。媒体主要由代表富裕阶层的巨型企业所有。目前在美国，只有六家大型的全球性公司--康卡斯特(Comcast)、维亚康姆(Viacom)、时代华纳(Time Warner)、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和迪士尼(Disney)--共同控制着全国90%以上的印刷和电子媒体，包括有线电视、广播电视、广播、报纸、电影、视频游戏、图书出版、漫画等等。三十年前，50家公司控制着同样数量的美国媒体。
当然有人不同意，他们会举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WSJ)这些大媒体，因为他们制作了很多信息量大、质量高且往往坦率的报道和评论，思想家和活动人士通常会引用这些报道和评论来支持他们的激进和民主变革。但实际上，这些媒体目标并不是唤醒美国普罗大众。这些媒体认为，普通的工薪阶层和下层公民是“乌合之众”，无法接受知识分子的长篇大论。这些人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是保持安静，努力工作，被娱乐和购物。
这些大媒体，是给美国社会“聪明、仁慈、专业和负责任”的精英(实际上，他们对大萧条、越南战争、入侵伊拉克、大衰退、全球变暖和ISIS国的崛起负有责任)来看的。这是20世纪美国领先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宣传狂热者沃尔特·李普曼的思路。这些精英包括公司高官、律师、公共行政人员和(大多数)终身大学教授。由于这些精英执行着关键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任务，他们需要“纽约时报”这类严肃媒体，而不是制造白痴的媒体，来进行一种合理而真诚的精英内部政治和政策辩论，同时不会偏离美国狭隘的意识形态范围。
当然，互联网的诞生，使得美国民众能够接触一个“主流媒体”控制之外的内容，但互联网的进步影响很容易被夸大。因为美国主流媒体很快就拥有自己的互联网。很难有东西能够挑战美国大公司控制的“娱乐”媒体宣传力量。互联网的技术基础设施越来越多地被少数大公司所主导。像脸谱、谷歌等大企业经常鼓吹伟大的互联网神话，声称美国公众和监管机构不需要担心他们的权力，它们更自由。但从爱德华·斯诺登、格伦·格林沃尔德等人的揭露中了解到，谷歌、雅虎、脸谱等公司已经与国家安全局合作，监视美国公民和活动家的私人通信。
不得不承认，美国企业在发展大众说服和思想控制的技术、方法、艺术和科学方面，一直走在全球前列。在冷战时期，美国官员和媒体从未将苏联的国家电视台和电台或其主要国家报纸称为“俄罗斯主流媒体”，而是称之为“苏联国家媒体”，并将这些媒体视为传播苏联“宣传”和意识形态的手段。没有理由认为美国的企业和商业媒体比苏联主要媒体机构在他们那个时代更“主流”。它就像曾经的苏联国家媒体一样，致力于推进东道国统治精英的教义视角--而且更加有效。
但另一方面致力于培养白痴的美国主流媒体，却没能完全成功地消除了民众的抵抗。调查显示，美国“千禧一代”(18-29岁的年轻人)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比“资本主义”更积极。美国精英利用媒体建立乌托邦，追求控制每一个美国人的心灵和思想方面的成功，不会取得成功，就像他们无法在华盛顿操控一个星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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