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藝人對網絡言語暴力的抵制、反抗，最投入的可能要數演員熱依扎。11月起，她不斷轉發網友謾罵她的微博，反擊諸如“抑鬱症營銷”“買熱搜賣人設”“熱依扎瘋了”之類的言論：“憑什麼抑鬱症要退網治病？你們這些鍵盤俠、口噴子、髒心眼的，才應該被網絡監督制裁！”
在媒體稱自己患抑鬱症的熱依扎，被網友攻擊營銷抑鬱症人設，加之此前穿衣風格引發的爭議，不斷遭受網友言語暴力。11月3日，熱依紮在微博上放出自制圖片並配文：人言可畏，晚安。
熱依扎自制圖片“雪花警告”，圖片來自熱依扎微博。
在熱依扎微博發出的指責網絡言語暴力的圖片中，有四個字分外醒目：“雪花警告”。這四個字脫胎於近一年來流行於中文互聯網中的“雪花論”——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雪花警告”造詞，反映了人們對於“雪花論”的複雜態度。從重慶公交車墜江事件，到韓國偶像崔雪莉自殺事件，再到熱依扎爭議事件，有多少人喜歡引用“雪花論”，就有多少人厭惡它。熱依紮在微博上回應網友如果哪一天她真“瘋”了，也是被“雪花”們逼瘋的。
現在，我們不妨以“雪花論”為線索，將互聯網對話文本視為考察對象，觀察一番這把批判“群氓”的言論武器，如何在中文互聯網世界成為人人皆知的熟語，也許能幫助我們思考現在的熱依扎事件。
撰文 | 榕小崧
01
“雪花論”溯源
作者不是伏爾泰
如果在網絡中搜索“雪花論”代表名句，很多詞條會顯示它的作者是伏爾泰，然而這是中外網絡中都存在的誤傳。在英文互聯網世界中，來源錯誤的偽語錄同樣盛行——伏爾泰的存在，就好比中文世界的魯迅。
“雪花論”真正的來源，是波蘭猶太詩人斯坦尼斯洛（Stanislaw Jerzy Lec）。他的作品早年多為抒情詩，晚年則以格言和警句聞名。在斯坦尼斯洛的《凌亂的思考》（More Unkempt Thoughts）中，我們可以看到“雪花論”最初的原型——
雪崩了，沒有一片雪花認為自己有責任。Żaden płatek śniegu nie czuje się odpowiedzialny za lawinę.（波蘭語）No Snowflake in an avalanche ever feels responsible. 斯坦尼斯洛生前最後一張照片。
斯坦尼斯洛所屬家族的猶太祖先，從西班牙，經由荷蘭和德國抵達波蘭。19世紀，斯坦尼斯洛的家族在奧匈帝國的皇帝那裡獲得封爵。但1909年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斯坦尼斯洛，面對的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和隱秘的恐怖現實的世界。
1927年，他在波蘭大學學習波蘭文學，兩年後在一家文學雜誌上發表了處女作。此後他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放棄貴族頭銜。1933年，斯坦尼斯洛從學校畢業，並出版了第一部諷刺詩集，他決心要成為一名作家，同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並於半年後，以90%的支持率，當選為德國元首。
1939年，當波蘭被納粹入侵佔領，斯坦尼斯洛逃到了家鄉利沃夫，當時的利沃夫處於蘇聯的控制之下。斯坦尼斯洛分屬左翼文學陣營。1941年，德國侵佔利沃夫，身為猶太人的斯坦尼斯洛被關進了集中營。他幾次試圖逃跑，並在第二次逃跑未果後，受到了死刑判決。但在1943年，他成功逃脫了。
據斯坦尼斯洛在自傳中的描寫，當時他被押到叢林中，被逼為自己挖掘墳墓，趁警衛放鬆戒備，他用鐵鍬殺死了警衛成功逃脫。這則經歷也成為他一首著名詩歌的主題——《自掘墳墓的人》：給自己挖墳墓的人/看起來堅決果斷/對掘墓人的工作，但並不書生意氣：因為他/掘的墓/不為自己。
戰後，斯坦尼斯洛和家人曾移居以色列，這在波蘭看來是一種背叛。然而斯坦尼斯洛認為自己在以色列從未感受到賓至如歸，並於1952年回到了蘇聯控制下的波蘭。1955年，斯坦尼斯洛的出版禁令解除，開始大量發表作品。他的格言作品《凌亂的思考》，從1957年開始，不斷增補再版。
斯坦尼斯洛本人並沒有對“雪崩了，沒有一片雪花認為自己有責任”一句進行意義闡釋。不過結合他的人生經歷，人們認為他筆下的“雪花”，是在猶太種族清洗過程中認為自己只是在完成工作的德國納粹，批判的矛頭，指向的是漢娜·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或“惡之平庸”），一種不加思考的罪惡——藉助體制存在為自己辯護，淪為不道德體制的踐行者。
阿道夫·艾希曼，納粹高級官員，猶太人屠殺方案的主要負責人。戰後流亡阿根廷，被以色列情報部門摩薩德逮捕
02
“雪花論”傳播
從“有責任”到“無辜”
如今流行的金句將“有責任”改成了“無辜”，一詞之差，讓這句指控“平庸之惡”的金句，多了一重“因果報應”的意味：每個參與者終將會因為無意識的同謀而得到報應，後世不會用“無辜”一詞為其免罪。
討論語義，離不開具體語境。如果以百度搜索和微博搜索為工具，設置時間節點，搜索“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我們大致可以描摹出這句話在中文互聯網中發生詞語乃至語義變化的過程。
“雪崩了，沒有一片雪花認為自己有責任”一句，在2012年以前零散地出現於“外國名言”“最有營養的句子”之類的整合內容之中。當時有的翻譯成“有負罪感”，並歸到伏爾泰的名下。
在新浪微博中搜到的早期用法。圖片來自微博截圖。
2013年到2014年，除了名言整合文章外，它漸漸在少數博客平臺的批評文章和微博討論中出現，批判群體內部的責任推諉，或者呼籲大家關注某個與群體利益切身相關的話題。
2015年搜到的相關引用，在數量上有了明顯的提升，批判的實際語境也開始和公共事件相聯繫。但當時批評的對象，有的指向的是公權力。在2014年12月31日的上海外灘踩踏事件當中，有人引用這句話批評管理失職者為保“烏紗帽”而逃避責任。《鄭州晚報》於2015年1月8日發表的報道文章《上海外灘踩踏悲劇應由誰來擔責》寫道：“每一片雪花都應愧對雪崩。何況城市的管理部門呢？”
當時，“雪花論”批判的對象也包括普通人——絕望的哭聲響起，不明就裡的市民仍在倒數計時。微博上，賬號@作家崔成浩 的引用，得到了較多的轉發。
微博上的“雪花”用法。圖片來自微博截圖。
除此外，在2015年的相關討論中，也有人將“雪花”與網絡暴力聯繫起來。
微博上的“雪花”用法。圖片來自微博截圖。
同樣在2015年，“雪花論”開始改變表述。最開始的表述方式為：“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認為自己有責任，當災難來臨，所有人都覺得自己很無辜。”後來漸漸成為今天流行的表述：“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隨後，在食品安全相關的批評中，有評論者認為不顧消費者權益、暫時沒出事抱有僥倖心理的不法利益鏈條上的既得利益者，是“雪花”。2016年喬任梁因抑鬱症逝世的相關討論中，也出現了“雪花論”的身影。
以上引用，批評的對象大多是“加害者”或者“漠視者”。但在2018年10月重慶公交車墜江事故中，“雪花論”徹底改頭換面，將矛頭指向了事故中的受害人。鋪天蓋地的“雪花論”令人感到心寒，我們去年發表過評論指出其背後的不合理性——受害人真正的活動在我們的認知範圍之外，指責他們為“不無辜的雪花”，是一種站在道德制高點之上的簡化批判。
今年兩起與網絡暴力相關的事件，讓“雪花論”再度以流行金句的面目來到我們大多數人的面前。
此時“雪花論”的屬性與公交車墜江事故不同，“雪花”在話語上指向的是模糊的“加害者”。但是公眾開始對“雪花論”產生了較為明顯的反感：雪莉的死因還不確定，為什麼都要怪到網絡暴力頭上？熱依扎為什麼不反思自己的問題，只怪網友是“雪花”？
03
反思“雪花論”
慣性化的金句表達，具有欺騙性
像“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之類的慣性金句表達，其實在不少情景中也具有一定的欺騙性。它看似至理格言，卻無視了真正的事實，同時也模糊了應該有的事實層面的討論。
重慶公交車墜江事件中，“雪花論”批判模糊了司乘關係與行車安全的討論，將公共討論化為一場宣洩式的“咒罵”，而在雪莉和熱依扎事件中，“雪花論”的欺騙性則更為複雜。
重慶公交車墜江事件發生後，被熱議的《車四十四》（2001）劇照。
反對者提出雪莉死因未定，不能一味怪罪網絡暴力，指出了“雪花論”的第一重欺騙性——除了網絡暴力之外，逼死雪莉的外在力量究竟還有誰，仍有太多疑點。除此以外，“雪花論”還有兩重欺騙性。
首先，停留於道德層面的金句審判，為了確保語言的力量，往往通過羅列事實，最終以一句金句結尾，淺嘗輒止。這看似對網絡暴力進行了強有力的批判，卻沒有討論出任何有實際應用價值的策略：網絡暴力從何而來？為什麼我們那麼容易恨一個人？如何在制度層面防止網絡暴力的傷害？
另一重欺騙性在於，當人們開始反感“雪花論”時，也開始反感對網絡暴力的討論，在某些人的言論裡，網絡暴力相較於娛樂體制等原因，成為了不足為道的事情。求真的渴望迫使人們想要找到那個最終需要負責的“元兇”，忽視了網絡暴力無論如何都具有討論的必要性。
類比來看，熱依扎事件中，“雪花論”“雪花警告”式的批判言論，同樣具有相似的欺騙性。熱依紮在微博中批評“雪花”們不成氣候，不會形成雪崩，就像春天的“柳絮”，一燒便沒。反對者認為熱依扎將自己視為“雪花”，是一種對自己的不合理指控，他們擁有討論明星的自由。
熱依扎：“別自詡是雪花，所以也引不起雪崩。”圖片來自微博截圖。
這種宣洩式的批判，模糊了導致二者分歧的關鍵問題：言論自由有無邊界？謾罵可不可以成為一種自由？手握傳播權力的人有沒有“掛素人”的權利？
回顧“雪花論”在中文互聯網興起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它和微博所關涉的公共討論興起有一定的關聯，而且均指向了權責劃分的模糊地帶。當法律無法做出明確的責任劃分，大眾會基於自己內心的是非觀念，對事件當事人的行為做出評判。
此時，大眾需要一把批判的語言武器，於是“雪花論”作為流行的互聯網金句，就被當作一把利刃，使用於不同語境當中。它夠簡單，也夠戳人心。但它說到底，只是一種比喻修辭，與真實情況不能完全等同。現實中的是非討論，仍應該訴諸更為嚴謹的邏輯論證。
回到熱依扎事件，我們先暫且擱置“雪花論”。以往明星藝人指責網絡暴力的時候，都是含糊籠統地表達，而熱依扎則轉發單人的言論，針對個體展開了回擊。如此行事，可能因為受抑鬱症影響，熱依扎的情緒也許已經瀕臨崩潰。身處這個體系之中廣攬注意力的人們，似乎已經從行動上放棄了從“黑粉”那裡爭回名譽的衝動，沉默以對。
@來去之間：沒必要，弄得自己心情也不好，善用屏蔽功能可以了就……@熱依扎：說我“抑鬱症去死”，我覺得有必要；說我“黑佟麗婭”，我覺得有必要；說我“買熱搜”，我覺得有必要；說我網暴、說酸話的、辱罵我的、誹謗我的，我覺得有必要！但是，我們否定“雪花論”的簡化批判，不代表不去思考匿名場合下、大眾權力可能會推向的可怕未來。
當言論自由等同於謾罵自由；當公眾人物選擇反抗，等同於粉絲為其以暴易暴……這樣亂畫等號，最後，我們還會擁有真正的自由嗎？有人不願意為公眾人物提供更多的便宜，可能是不願意看到他們賺取利益的方式變得更“容易”。
可是，忍受辱罵，必須視作成名的代價嗎？它存在，就意味著合理嗎？假設辱罵成為不受道德約束的自由，那時的輿論場將變成全景監獄，每一句話都要提防被人過度誤解，一旦惹人不開心，再微不足道的素人，都有可能成為另一撥人攻擊的靶子。而暴力，只會煽動更多的暴力。可以想見，那並不是我們期待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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