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末，一群自比羅馬共和國元勳辛辛那提的“國父們”在北美大陸建立了一個全新的國家，在他們看來，人類成立國家的目的就是為了制止暴力的武斷與機運的無常。然而他們完全預料不到，這個完全沒有帝國野望的小共和國，像它的前輩一樣被命運將他人求之而莫得的霸權拱手奉上，逐漸有了帝國氣象，被人或敬畏，或嘲弄地稱作“新羅馬”。
凱爾·哈珀在《羅馬的命運：氣候、疾病和帝國的終結》中以為，歷史的主宰者乃凌然塵世之上的結構與機緣，也就是自然法則與純粹運氣的混合體。命運女神將自己殘酷的意志施加於羅馬人身上，使其登頂古代社會所能成就的最高點，然後在幾代人的時間裡重重墜落。用作者的話說，羅馬人無法想象，他們所建立的文明正是自身成功和無常環境的受害者。我們看見歷史的“非人因素”寫下劇本，然後與命運角鬥的英雄人物在棋盤上粉墨登場，一如提線木偶。
在基督教的最初歷史敘事裡，人類會相繼被四個世界性帝國巴比倫、波斯、馬其頓、羅馬相繼統治，而羅馬意味著人世中最後的帝國與最強大的敵基督，將隨著基督的降臨而滅亡，世界也隨之步入末日。這個拿撒勒人的小宗教在公元2世紀之初還是一小群城市古怪人士的聚合，在地下墓室裡隱秘集會，被懷疑同巫術儀式以及驢有著見不得人的沾染，與此前(共和國)和之後(中世紀)的猶太人分享著共同的生態位。
這些小角色完全料想不到自己會在下一個世紀發跡，一如羅馬院與人民不會相信帝國將由盛轉衰。在無數次勝利以後，羅馬人自認為他們是眾神許諾的“沒有邊界的帝國”，這個地中海西部曾經的蕞爾小國如今支配萬邦，通過武力與律法實現了羅馬治下的和平，在2世紀中葉的鼎盛時期，大約有7500萬人生活在羅馬統治下，佔全球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
物候的證據證明早期羅馬人受神明眷顧的自信並非無的放矢，氣候是羅馬人的帝國的最強盟友，從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50年，地中海地區處在一個溫暖、潮溼、穩定的氣候下，太陽活動對羅馬人非常慷慨，日照水平高，火山活動也十分微弱，沒有火山爆發後的極端寒冷天氣。這段時間正是羅馬在消滅迦太基後，向外擴張征服地中海建立霸權，到羅馬最盛期五賢帝統治的年代。
《羅馬的命運》的作者指出，氣候最優期把羅馬統治的土地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溫室，即使只計算意大利境內因升溫變成耕地的邊際土地，最保守的估計可能也比屋大維到馬可·奧勒留統治期間的所有領土增長還要多。從這個角度看，人的辛勞都是徒勞的，氣候造成的巨大影響讓人類的努力相形見絀。
但換個角度講，文明從來就建立在不可控的自然環境上，只是人類在適應之餘，千方百計想要改造外界以使後者適應人類。為了應對和管理風險，人類建立了各種政治實體，後者作為一個具備吸收衝擊，並從創傷中恢復的能力的系統，能通過緩衝、存儲和冗餘等策略，來減輕或管理這些風險。從羅馬人，到美國國父，人們對國家的期望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而羅馬的滅亡既可以理解成命運的重擔壓垮了帝國的脊樑，也可以理解成帝國承擔風險的能力出現缺漏，導致原本感知不到的影響，變成不可逆轉的災難，使得羅馬成為人類試圖支配自己命運的歷史書頁裡，又一個失敗的腳註。
羅馬應對風險的能力有優有劣，數千年的農業種植經驗，使人們學會多樣化種植、存儲和集中化生產的策略，以降低荒年帶來的風險。城市糧食儲存豐富，當糧食危機爆發時，羅馬政府會隨時干預，抑制糧價。依靠地中海便利的航運條件，羅馬建立起一支規模巨大的運糧船隊，並給與商人補貼。
與食物系統的堅固相比，羅馬帝國的公共衛生概念約等於零，這導致瘟疫而不是饑荒成為毀滅帝國的頭號功臣。羅馬人不瞭解細菌的概念，面對流行病造成的死亡束手無策，沒有工具可以減輕傳染病的威脅，在古代世界無出其右的城市化水平加速了疾疫的傳播。根據文獻記錄，即使馬可·奧勒留貴以皇帝之尊，他的十四個孩子在他駕崩時能確定存活的也只有一男一女。儘管可能有檢疫措施(真實可能性存疑)，但羅馬人寧願依靠巫術儀式，而向古代醫學尋求治療的人，其存活率甚至未必能勝過巫術用戶。人們只能靠高生育率與領養，以彌補人口損失。
為了解決共和國後期軍閥混戰的問題，屋大維建立了只允許皇帝一人壟斷暴力與軍隊的體制。帝國依靠軍事與後勤優勢獲得霸權與和平，只是雖然通過自治、低稅率與直通帝國貴族的渠道，皇帝與各地方城市的精英合作，只用一個人數稀少的行政階層(元老院)便能控制整個帝國，但維持帝國與軍隊的代價依然是高昂的，羅馬的財政機器滿負荷運轉，應對突發情況的能力比較有限。尤為糟糕的是，帝國繼承製度存在嚴重不確定性，一夫一妻制加上無情的死亡率，使許多皇帝失去嫡系繼承人，羅馬皇帝的平均統治時間又相當短暫，繼承爭議將會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
公元165年，日後以五賢帝的家族姓氏命名的安東尼瘟疫將它的觸角伸入帝國境內時，它所面對的就是這樣的境況。其時，羅馬人尚沉浸在對帕提亞戰爭勝利的榮光當中，帝國可能會輸掉某一場戰鬥，但在軍事力量的對比中一直處於優勢。然而猝不及防的瘟疫，迅速席捲了整個帝國，使勝利的消息變得黯淡不已，它中止了帝國的全盛期，一個人類古代史的奇蹟，在最繁盛的時刻戛然而止。
這場瘟疫對羅馬人前所未見，現代人推測可能是天花。如前所述，羅馬人公共衛生事業是極為可悲的，羅馬對內對外發達的商業貿易和在古代社會算得上便利的交通條件，也為瘟疫的擴散提供了條件，尤其為了香料貿易，擁抱印度與非洲海岸的商旅。由於熱帶是脊椎動物與微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地區，因此這裡一直是疾病進化的溫床，是多數損害人類健康的病原體的搖籃。商隊在帶回境外的貨物與神明的同時，也將細菌帶了過來。
繁盛的城市、便利的交通、從未見過的病菌等，幾項要素一拍即合，於是古典世界第一波世界性瘟疫粉墨登場。在此之前，地中海人民雖然並不是沒見過疾疫，比如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粉碎雅典霸權夢想的大疫，但這些因為道路、戰爭等緣故，都是地區性的。羅馬治下的和平與繁榮，使安東尼瘟疫不再有過去抑制地區性瘟疫擴張的阻礙，從東部橫掃西部，至少持續到172年，其餘波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時有發現。
瘟疫對軍隊與財政皆造成重大打擊，在奧勒留皇帝的傳記中我們見到了向奴隸和角鬥士開放緊急徵兵，以及對強盜進行特殊徵召的記錄。銀礦開採突然崩潰，引發了短期貨幣危機，在帝國東部出現銀幣貶值，許多鑄幣廠停止運作。對帕提亞的軍事行動和戰爭機器的開支已使帝國財政備受壓力，而瘟疫又把它推向了更危險的境地。
雖然安東尼瘟疫可能造成10%到20%的死亡率，相當於帝國人口數量退回到奧古斯都末年，但對帝國的打擊並不是致命的，帝國的政治結構依然穩健。由於時人認為瘟疫來自阿波羅對帕提亞戰爭中羅馬士兵洗劫其神殿的報復，人們到處樹立阿波羅的神像以求庇佑，帝國一時間流行起光明神的信仰。此時的基督教已經開始擴張，在下一場大瘟疫，他們將會逐漸變成時代的主角，將帝國的傳統信仰排擠到一邊。
公元249年的西普里安瘟疫得名自記錄者西普里安主教，與安東尼瘟疫不同，在西普里安瘟疫之後，世界進入無政府狀態：邊境體系全面崩潰，帝國在多瑙河、幼發拉底河和萊茵河的防線都被跨過，禦敵於國門之外的理想破滅；古老的貨幣制度徹底消亡，貨幣含銀量一步步降低，到最後變成只有一絲含量的鍍銀銅幣，物價翻了十倍，並且開啟持續一個世紀的通貨膨脹，以至於皇帝們乾脆拋開原有貨幣，用黃金換取士兵的效忠；羅馬境內發生了長期的皇位爭奪戰，二十年間據說有三十位僭主，直到奧勒利安的上位。
從氣候的角度講，羅馬氣候最優期在2世紀結束後，氣候緊接著不斷動盪並趨向乾旱化，尤其在瘟疫發生的3世紀40年代出現大面積乾旱，尼羅河甚至斷流。但以帝國的糧食儲備，本能平穩過渡這次危機，瘟疫放大了乾旱的危害，成為壓垮駱駝的稻草。
這一次的瘟疫對帝國同樣前所未見，現代人推測可能是一種流行性感冒或者一種類似埃博拉病毒的線狀病毒。雖然帝國撐過了安東尼瘟疫，但在西普里安瘟疫放大的一系列危機裡耗盡了能量，即使在經濟復甦後，城市的規模與數量也都不復往日，新的政府承受著更大的壓力，手中的牌卻越來越少。
只有基督教抓住了機遇，從瘟疫前的默默無聞到舉足輕重，再到變成羅馬的國教不過64年，也就三到四代人時間。一方面，基督教比傳統多神教有更高的生育率與組織度，所謂的異教既缺乏高級的神學理論，也沒有一個與信徒聯繫緊密的統一組織。另一方面，在瘟疫時期，只有基督徒社團願意照顧病人，而能不能得到最基本的水、食物與看護，以使患者有機會靠免疫系統撐過瘟疫，對存活率影響是非常關鍵的。基督徒對病人的照料，不但使基督徒的存活率提升，也使受其照顧的病人在疫後大批大批的受洗。
羅馬在4世紀緩慢復甦，但其成色要打個折扣。因為經濟的衰退，傳統的地方自治被中央集權的專制君主與膨脹的官僚主義取代。奧古斯都還勉力維持共和國的外表，戴克裡先乾脆扮演成亞洲式的萬王之王，英白拉多這一頭銜從希特勒式的元首越來越接近中國人所理解的皇帝。複雜的地方稅制被整合到一起，以方便中央政府汲取社會資源來維持帝國與軍隊，帝國甚至還為一千二百種商品出臺價格管制。為了方便統治龐大的帝國，皇帝們轉移了統治中心，儘管被稱為羅馬帝國，羅馬卻不再是帝國的首都。但人力始終不足，因此君士坦丁擁抱基督教是一個出乎意料，但合乎情理的事情，因為基督教是帝國生育率最高並最有活力的組織。
總體來說，4世紀的氣候對羅馬是有利的，但也非常飄忽不定，而乾旱對羅馬人的影響增強，再好不過地說明這時帝國的虛弱。與帝國盛期相比，4世紀存在大範圍的饑荒，而在以前旱災只會止步於地方性的糧食危機，並很快會被解決。幸運的是在西普里安瘟疫後，一百多年時光裡都不再有這種強度的病菌蹂躪羅馬人，不幸的是，一個世紀的喘息不足以使帝國迴歸盛期。
於是一個誰也料想不到的危機宣告了帝國的終結，4、5世紀中亞地區的氣候劇烈波動，推動遊牧民族向西遷徙，壓力多米諾骨牌般傳遞，將帝國在西部的政治結構徹底瓦解，羅馬陷落，八百年來第一次被蠻族洗劫，儘管羅馬在帝國的位置裡越來越低，但依舊震撼了所有人的心靈。
在成為國教以後，基督教修改了歷史敘事，帝國不再是基督的敵人，而是上帝醫治世界分裂的工具，羅馬的和平是救世主降臨的準備，是基督教信仰普遍化的重要基礎，皇帝成為教會在塵世的代理人與保護者。但不管哪種，大家都認為羅馬與世界相始終。
而現在，末日到了。
在接下來的幾百年裡，所有人都相信末日的鐘聲正在敲響，更多的乾旱、瘟疫與戰亂，無不使人們相信人類正在趨於滅亡。從氣候上來說，人們的判斷不無道理，西羅馬破滅後，地中海世界正步入小冰期，將長達三百年左右。
雖然在窮兵黷武的查士丁尼前期，依靠儘可能壓榨民力，羅馬從蠻族手中收復了大部分失地。但可能源頭是一種鼠疫的查士丁尼瘟疫，讓帝國“makegreatagain”的夢想破滅。這個致死率可能高達50%的疾病，在橫掃地中海以後，在各地潛伏起來，不斷反覆，不僅折磨著羅馬，同時還蹂躪羅馬人七百多年的勁敵波斯。
在兩大帝國的境外，未受到鼠疫影響的阿拉伯人、突厥人與摩爾人成為舊世界毀滅的最大贏家。麥加的宣禮塔下，先知揮舞刀劍，將古典社會的殘山剩水在命運的餐桌上分食乾淨。巧合的是，霸權的交接與氣候的轉暖正好同步。大概，命運最喜歡獎賞最不需要機運獎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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