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1833年—1907年），字苾園，衡永郴桂道衡州府清泉縣（今衡陽市衡南縣）人，清朝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出生於貴州省貴築縣（今貴陽市）。北京大學首倡者、戊戌變法領袖、中國近代教育之父，歷任山西、廣東、山東等省鄉試主考官、全國會試副總裁、雲南學政、監察御史、刑部左侍郎、倉場總督、禮部尚書。光緒二十二年（1896），第一個疏請設立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前身）。光緒二十五年（1899）舉薦康有為、梁啟超，支持戊戌變法。
幼歲而孤，曾隨叔父李朝儀赴京城求學，1889年秋季，李端棻以內閣學士身份出任廣東鄉試主考。閱卷時，慧眼識拔考生梁啟超，該生以“熔經鑄史”的文筆應答考題，以為是“飽學宿儒”，李端棻非常欣賞，於是將他錄取，榜上排名第八。後來，年僅16歲的梁啟超前來拜見這位識才的主考官，才華橫溢的梁啟超給李端棻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後將堂妹李蕙仙許配予梁為妻。“自是頗納啟超議，娓娓道東西邦制度”（《清史稿》）。光緒二十二年（1896）疏請立京師大學堂，各省府、州、縣遍設學堂，並建藏書樓、儀器院、譯書局，廣立報館，選派留學生。又舉薦康有為、梁啟超，支持變法。百日維新期間，授禮部尚書。戊戌政變後，被充軍新疆。後赦歸，主講貴州經世學堂。晚年歸故里，死後葬於永樂鄉。
李端棻為戊戌變法領袖人物、北京大學首倡者、貴陽十大文化名人之首、貴陽一中和貴陽市師範學校的創始人。官居一品，不僅是光緒皇帝的重要助手，也是大力倡導全國廣辦學校、推廣現代教育的先行者。遺有《苾園詩存》一卷，載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版《貴陽文獻彙刊》第五期，收集了李端棻百餘首詩。
1852年，李端棻補博士弟子員。
同治元年(1862)，應順天鄉試中舉，次年會試中進士，入翰林院任編修。以直言不諱著稱，擢內閣學士，為大學士倭仁、尚書羅敦衍所器重。
同治十一年(1872)出任雲南學政時，正當雲南政局混亂，文教事業每況愈下，跋山涉水，足跡遍全省，認真考核各地生員，多方促進。不數年，雲南的文教大有振興。
因文學而受清同治、光緒兩朝知遇，歷任山西、廣東、雲南、四川及山東等省鄉試主考官及順天鄉試、會試總裁，全國會試副總裁。
光緒十五年（1889年），李端棻主考廣東鄉試，十分賞識年僅十七歲的梁啟超，將堂妹李惠仙許配給梁啟超，後遷任刑部侍郎、工部侍郎、倉場總督。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李端棻上《請推廣學校折》，建議在全國進行教育體制改革，奏請改革專習考據、詞章、帖括的舊式書院，在全國遍設新式學堂，首都設京師大學堂，各省的府州縣遍設各級學堂，開設外文、算學、天文、地理、格致（理化）和外國曆史；還建議設藏書樓（圖書館）、儀器院、譯書局、廣立報館，選派留學生出國留學。遭到清朝王公大臣奕訢、剛毅的反對，暫時擱置。後來李端棻的這一奏請，旋即被總理衙門審議通過和光緒皇帝降旨允准，於兩年後逐一付諸實施，為北京大學前身——京師大學堂創建立下了汗馬功勞，從而敲響了封建教育制度的喪鐘，拉開了向近代教育轉型的序幕。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變法”前，李端棻向光緒皇帝密薦康有為、譚嗣同，變法時，李端棻積極參與，光緒帝將其破格擢任為禮部尚書，大力推行新政。
“戊戌變法”失敗後，光緒皇帝被軟禁，李端棻被革職流放新疆，中道滯留甘州。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赦回貴陽。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貴州巡撫聘李端棻主持貴州經世學堂講席。李端棻、於德楷、樂嘉藻（採丞）、李裕增四人出於“謀黔省教育之發展，振興貴州文化，培養新學師資以應教育發展之需求”的目的，創設貴陽公立師範學堂（該學堂是貴州第一所師範學校）。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底，李端棻聯合士紳於德楷、唐爾鏞、任可澄、華之鴻等，將原設北書院的貴陽府中學堂移至雪涯洞，改設為貴陽中學堂。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貴陽中學堂改稱通省公立中學堂。貴陽公立師範學堂更名為貴州優級師範選科學堂。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11月17日，李端棻在貴陽逝世，終年75歲。從弟李端榘子葆忠嗣，由繼子李葆忠將李端棻葬於貴陽大關口。
光緒十五年(1889)秋，衡陽籍內閣大學士李端棻為主考官典試廣東鄉試，福建王仁堪為同考官。此年為巳醜恩科，考生雲集。作為主考官的李端棻見梁啟超少年倜儻，俊秀儒雅，便格外留心。及至閱其文章，見其文熔經鑄史，言辭犀利，氣勢沛然，與自己的心思頗有默契，便點為第八名，並親率梁啟超入京會考，考後多次約見。幾經會晤，言談中，李端棻見他溫文爾雅，謙恭有禮，知其有憂國憂民、胸懷四方之志，久後必成大器，遂萌生聯姻之意，慨而作媒，將自己堂妹——京兆尹李朝儀的千金李蕙仙相許配，成就了一樁好姻緣，李梁聯姻一時傳為佳話。
光緒十七年(1891)，梁啟超前往北京與李蕙仙完婚。梁啟超初至北京，語言不通，賢妻教之以京腔，幫助消除語言上的障礙。在京期間，梁啟超與李端棻朝夕相處，每相聚之時，娓娓而談“西學”，侃侃而論“維新”，師友相待，無話不談。李端棻與梁啟超的關係可謂情同父子。梁啟超曾說：“啟超以光緒己丑受學貴築李公，旋婿公妹，飲食教誨於公者數十年。”字裡行間表達了對李端棻的敬愛之情。1889年至1898年十年間，梁啟超到京師多寓住在李端棻府第，李端棻利用自己的政治關係為梁啟超援引，使梁得以結交各界名流。梁啟超由一個未經世事的年少書生成長為倡導變法維新的領軍人物，與李端棻的一手栽培提拔息息相關。李端棻與梁啟超建立密切的關係，為策劃維新變法提供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後，光緒帝“欲興庶政而圖自強”，降詔徵求“通達中外能賙濟時用之才”。不料時過數月，應者寥寥。光緒帝多次降旨求賢，但朝中大臣懾於慈禧太后的淫威，為保全自身的福祿富貴，極力阻撓革新。唯李端棻竭力保薦了16位俊彥維新之士，其中包括創建自立軍、從容就義的唐才常，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熊希齡，貴州提督學政嚴修，用進化論研究中國歷史的夏曾佑等。僅此，李端棻的功績可光耀千古。甲午戰敗反映出中華民族深刻的社會矛盾和民族危機，更加暴露了清政府腐敗無能的本質，先知先覺的李端棻與康有為、梁啟超力求國家振興、民族富強，共同謀劃上書光緒皇帝。他們聯絡了十八省的舉人，在北京松筠庵集會，號召了一千三百餘人聯名上書，請求“下詔鼓天下之氣”、“變法成天下之治”，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現存上書的題名錄共計603人。作為朝廷大臣的李端棻不便公開支持，但其中李氏一門參加上書的就有李端棻的堂兄弟李端啟、李端榮、李端慨、李端檢，另其親戚故舊若干人參與上書。
康有為是眾所周知的維新變法的風雲人物，但是如果沒有李端棻竭力保薦，使其與光緒帝相見，恐怕百日維新的曇花一現也只能是一廂情願。李端棻與康有為結緣，自然始於梁啟超。李端棻、康有為皆為梁啟超的老師。李端棻為朝廷重臣，又長康有為25歲，故康有為對之一直是尊敬有加，以苾園老稱之。光緒十四年(1888)，康有為蘸起熱血，慨然寫成《上清帝第一書》，本答應薦舉轉呈的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在看了上書之後，恐獲罪最終未上達皇帝。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雖多次上書，極言變法維新，由於位卑言輕，絲毫不起作用。光緒二十四年(1898)7月24日，李端棻向光緒帝上奏，密保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光緒閱後，認為李端棻所言屬實，但因公車上書的事，慈禧恨透了康有為、梁啟超，光緒不敢公開授官職，只任命譚嗣同、林旭、劉光第、楊銳四人充當軍機處章京，由他們與康有為、梁啟超聯繫變法事宜。因為引薦是秘密進行的，所以李端棻在戊戌變法中的保舉之功鮮有人知。
變法需要人才，薦舉維新人士是李端棻施行變法思想的第一步，此舉為變法爭取了必要的人才條件。
抗疏維新冠九卿——組織變法
光緒二十二年(1896)6月12日李端棻上奏《請推廣學校折》。這一奏摺是戊戌變法的教育改革指針，後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有名的綱領性文件。它表面是講教育制度，但實際上已觸及到封建用人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學校普及之時，也就是科舉廢棄之日。許多靠科舉晉升為官的朝臣，擔心一旦廢了科舉，自身的官職難保，深感恐懼不安，乃多方阻撓辦學工作的進行。自1896年6月李端棻上《請推廣學校折》至1898年6月，前後兩年之久，擬辦的京師大學堂仍在“議行”過程中。對此，光緒帝很不滿意，遂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下《定國是詔》重申：“京師大學堂乃各省之倡，應首先普及……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接著，又於1898年7月2日下詔宣佈廢除八股。7月5日再次詔諭，敦促加緊開辦京師大學堂。李端棻以《請推廣學校折》投身於變法，從而促成了康有為、梁啟超變法之根本在興學育才上的實現，提出維新教育的變法綱領，為維新教育指明瞭方向，並貫穿近代中國教育制度的改革。其倡導的京師大學堂創辦於1898年5月，為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中國近代最早的大學，是戊戌維新留下的最重要的改革成果。因此，李端棻是當之無愧的中國近代教育之父。
1897年11月，膠州灣事件發生，康有為上《上清帝第五書》，指出光緒皇帝再不變法，國家將面臨亡國之禍：“職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對於冒犯刑誅的《上清帝第五書》，無人敢為代遞。這時李端棻挺身而出，欲聯絡九卿上折支持康有為上書，但九卿中無一人敢聯名，李端棻最後決然一人上折，大言維新變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向光緒皇帝上《應詔統籌全局折》，請求大誓臣工、開制度局，遞交總理衙門後，立即引起了“京朝震動”。而此時原本策劃薦舉康有為的帝師翁同龢發生了動搖，對於康有為提出開制度局的變法主張，翁同龢表示極其反感，並最終放棄了保舉。直到3月11日，此折才呈到光緒皇帝手中，諭令議決，但最終被奕劻等守舊大臣否決。不開制度局，維新派就不能掌握變法的領導權，新政則難以推行，變法將會層層受阻，處於嚴重的危機中。在此千鈞一髮的時刻，作為支持維新變法的唯一中央大員，李端棻毅然堅持對康有為的薦舉，條陳具體變法事宜，這對於平衡當時變法的形勢，改善康有為等人所處的不利地位，無疑起了關鍵的作用，同時，李端棻的此舉增強了光緒帝重用維新派將變法進行到底的決心。李端棻始終如一地薦舉康有為，其原因在於他全心全意地致力於維新變法事業，時刻關心變法的榮辱成敗。
開懋勤殿、刪改則例——推行變法
儘管李端棻知道變法的道路艱難，前途難料，但他仍不畏懼、灰心，仍然抓住時機，憑藉自己所處的官職和地位，向光緒屢屢上書諫言。光緒二十四年(1898)7月24日，李端棻上《變法維新條陳當務之急折》，該折內容有：一請御門誓群臣、以定國是；二曰開懋勤殿，選通人入值，議定新法；三請改定六部之則例；四曰派朝士歸辦學校，請派各省通才辦學堂。此折其實是一份政治改革的綱領。而這時正是維新派開制度局受阻，康有為被守舊派圍攻驅逐之時。李端棻依據其“君民共主”的思想，提出“開懋勤殿”、“改定六部之則例”變法策略，實質比康有為所提出的“制度局”更勝一籌。其所言的“懋勤殿”相當於西方的議院，所言的“通才”不是由朝廷委派的官員，而是由臣民推選的維新人士，既有權制定法律，又能監督朝廷施行。選通人入懋勤殿即已涵蓋了對康有為等人的薦舉，可謂是“密薦康有為及譚嗣同堪大用”。
李端棻曾任刑部侍郎，深知幾千年來禮儀之邦的中國所流傳下來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一規矩的不合理性，且對於清代法律的弊端感同身受，因此要求議定新的法律。但如果一旦修改了舊法，必將動搖清廷樞臣後黨的現實地位和既得利益，因此遭到抵制。康有為曾在被光緒召見時請刪裁則例，因李鴻章、榮祿的反對未能付諸實現。而今李端棻具折極言舊則例的積弊，請求刪定，受到光緒帝的重視。對於康有為開制度局的陳請，光緒皇帝的處理方法是按例交由部議；對於李端棻開懋勤殿的陳請，光緒皇帝最後“決意欲開懋勤殿”，打破交由部議的定例，直接向慈禧攤牌。光緒皇帝還親自擬定入值懋勤殿顧問官名單，由李端棻擔任首席顧問官，領導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顧問官以議制度。由此，李端棻在維新變法中的作用自然無庸置疑了。
1898年8月27日，光緒帝下詔令各部院堂官，督飭司員各將該衙門舊例細心修改，並於9月1、2日兩次詔諭吏部、戶部迅速刪定各衙門例案，令將例章仿照史表，分門別類列為一表。伴隨修改則例之舉的是裁減冗員。清廷機構龐雜、官員繁多是腐敗的溫床。李端棻曾任倉場總督，對漕員的閒置深知弊害，曾奏請裁撤，並自行辭職以示決心救治腐敗。光緒深受感動，不顧舊官僚的阻遏，毅然接受裁撤之諫，將鴻臚寺、太常寺、大理寺等閒置衙門裁汰，遂將變法維新向前大大推進了一步。
鑑於李端棻在維新變法中的卓越表現，光緒對其特別器重，1898年9月3日，光緒擢升李端棻為禮部尚書(相當於主管宣傳教育科研文化的副總理)，負責掌管全國的教育行政，同時提拔支持變法的翰林侍讀學士徐致靖、少詹事王錫蕃為左右侍郎。自此禮部皆有喜言新政的官員主持，從而言路大開，變法得以暢行。1898年9月5日，在李端棻的力薦下光緒又任命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議新政事宜。李端棻到職尚書視事之後，就立即大刀闊斧地進行教育改革，將其興學育才的思想從上而下地開展起來，由京師遍及各省州府縣，立學堂取代科舉，以普及教育，將全國的教育變革事業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從李端棻薦舉康有為，到光緒皇帝任命禮部新堂官、軍機四卿;從李端棻提出開懋勤殿，到光緒皇帝決意開懋勤殿並親自擬定入值顧問官名單，作為濟難瑰偉之才的李端棻，受命於危難之中，“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的唯一人，在維新變法的過程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1898年9月21日，變法漸入高潮之時，慈禧太后公開出面訓政，廢除新政，發動政變，百日維新夭折。李端棻因密薦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首當其衝，被處以僅次於死刑的流刑。十月四日，慈禧向內閣下達懿旨：“李端棻濫保匪人，自請懲治一折，該尚書受恩深重，竟將大逆不道之康有為濫行保薦，並於召對時一再面陳，今據後檢舉，實屬有意取巧，未便以尋常濫保之例稍從未減，禮部尚書李端棻著即革職，發往新疆，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以示儆懲。”但今天人們在大讚康有為梁啟超維新功績，歌頌戊戌六君子為革命獻身的高尚氣節之時，卻少有人提到起到核心作用的功臣李端棻。
戊戌變法雖然以血染菜市口，康有為梁啟超流亡，光緒帝被幽禁，李端棻被流放而告終，但是在歷史車輪滾滾前進的道路上，慈禧為代表的保守勢力卻不得不接過李端棻所提出的教育、政治改革，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宣佈實行“新政”；1905年宣佈停止科舉制度；1906年，被迫進行憲政。戊戌維新的罪臣終成歷史的功臣。《清史稿》中有明證：“戊戌變法，德宗發憤圖強，用端棻等言，召用新進。百日維新，中外震仰，黨爭劇起，激成政變。”
整個戊戌變法中，光緒皇帝是推行者，康有為是倡導者，真正謀劃策略的則是李端棻，其是兩者聯繫的橋樑，對變法起著關鍵樞紐的作用，是領袖層的核心。李端棻自1892年始，以刑部右侍郎進入清廷中央權力層，以後又轉任工部侍郎、倉場總督直至百日維新中的禮部尚書。作為光緒皇帝的股肱之臣，李端棻能夠直接就國家大事與光緒皇帝對話，對於清廷的重要決策起了重要作用。倘若沒有李端棻的牽線搭橋，嘔心瀝血地努力爭取，變法無疑是鏡中花水中月，李端棻在戊戌變法中的貢獻，相對於康梁有過之而無不及，乃戊戌變法當之無愧的領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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