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仁东72岁的时候，依然齐整地留着造型讲究的小胡子。他还是爱抽烟、爱喝可乐，喜欢穿西装，还经常往西装口袋里装饼干，然而又忘记拿出来。过段时间再看时，饼干已经变成饼干末儿了。
南仁东去世2年后，这位国家天文台FAST工程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家，中国“天眼”之父的光环渐渐褪去，在他身边人的回忆中又被还原成了那个古怪而可爱的老头儿。
▎留长头发的科学家
还年轻时，南仁东就不安分。
1963年，南仁东参加高考，几门科目的均分有98.6分（百分制），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他在清华读书时正赶上大串联。借着大串联的机会，南仁东从北京经上海跑到广州，接着由四川陕西甘肃一直越过天山，21岁到了南疆，后来经由呼和浩特回到学校，20多岁就游遍了大半个中国。
从清华毕业时，南仁东被下放至吉林长白山附近的一个车间。在车间，他干过工匠，也开过山放过炮，水道、电镀、锻造他没有一样不了解。最后还当上了无线电厂的技术科长。
他在车间时把头发留得很长，喜欢音乐、喜欢画画。看气质不像个科学家，倒像个艺术家或者诗人。
1978年，南仁东考上了中科院天文学的研究生。他在中科院也不安分到令导师“头疼”，一会琢磨人造卫星，一会看看光学，一会又去看宇宙学。
有几年，他曾经阴差阳错地到荷兰辗转求学，几年后又到日本国立天文台当客座教授。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要建望远镜，北京天文台需要他。他就立马抛下了日本的工作，回国来了。
而那时候，他在日本一天的薪水，相当于国内的一年。
▎咱们也建一个吧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东京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10国天文学家提出建造新一代射电“大望远镜”。他们期望，在全球电信号环境恶化到不可收拾之前，能多收获一些射电信号。
会后，南仁东一把推开了中国代表吴盛殷的门：“咱们也建一个吧。”
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时机，中国的天文学研究就有可能领先国际几十年。但射电望远镜对选址的要求异常苛刻。台址处需要有一个数百米大的被四面山体围绕的大坑，山体要能够挡住外面的电磁波。
于是在之后的那段时间里，南仁东就经常叼着烟，在办公室周围找人聊望远镜的选址。有人建议他可以看看云贵的喀斯特洼地。他就迅速请遥感所出了300多幅洼地的卫星遥感图，黄黄绿绿的图上显示出当地大大小小的无数个窝凼。
凼，就是水坑的意思。遥感图上几百米的山谷被四面的山体围绕，恰好挡住了外面的电磁波。他兴奋莫名。1994年4月，他当即就带了一群人去了贵州。花了大约2年的时间，把那300多个坑，
一个一个地全都看了个遍。那一天，南仁东带人踏上大窝凼，这是一大片漏斗天坑群，像天然的巨碗。四周的青山抱着一片洼地，山上郁郁葱葱，几排灰瓦的木屋陈列其中，鸡犬之声不绝于耳。南仁东从窝凼中间爬上来，兴奋地说：“这里好圆！”
这是块举世唯一的神奇天坑。初期勘探结束，大窝凼的情况流传出去。Science撰文写道：“……望远镜的山谷，
天文学家梦寐以求的地方，希望投资2亿美金，在相对封闭的中国贵州大片喀斯特洼地中建造国际射电望远镜。”全世界都记住了贵州鬼斧神工的天然景观，只有南仁东为了望远镜，又一次开始满中国跑。
天文台没什么钱，为了寻求技术上的合作，他就坐着火车从哈工大到同济，再从同济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他的立项申请书上最后出现了，大概有3厘米厚。
他还设法多参加国家会议，逢人就推销项目，“我开始拍全世界的马屁，让全世界来支持我们。”经历了最艰难的十多年，南仁东的射电望远镜项目——他为它取名为FAST
▎没有退路
2006年，距离FAST建设工作开始已经过去10年，科学院开了一次院长会议，听取各个十一五大科学工程的立项申请汇报，路甬祥院长点评的话音刚落，南仁东就说：“您说完了，我能不能说两句？”。
他说：“第一，我们干了十年，没有名分，我们要名分，FAST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有没有可能立项？这么多人，二十多个大专院校、科研院所。”
“秘书长，给个小名分。但启动立项进程之前，必须有国际评审会。”路院长指示。
“第二，我们身无分文，别人搞大科学工程预研究，上千万，上亿，我们囊空如洗。”
路院长乐了：“计划局，那就给他们点钱。”
2006年，立项建议书最终提交了。在最后的国际评审中，他用英文发言，提前把整篇稿子背了下来。评审最后国际专家开玩笑：“英文不好不坏，别的没说清楚，但要什么说得特别明白。”
FAST立了项，初期就要来了6亿的资金。尽管6亿的资金和实际需求比起来还远远不够，但南仁东明白，从立项的那一天起，他就没有了退路。
在别人的口中，这个庞杂巨大的射电望远镜项目就像是为他而生的。FAST项目组里，有人不懂天文，有人不懂力学，有人不懂金属工艺，有人不会画图，有人不懂无线电。“这几样你能懂一两个就算不错了”，但偏偏南仁东几乎都懂。
2010年，FAST经历了一场近乎灾难性的挑战——索网的疲劳问题。他们从知名企业购买了十余根钢索结构进行疲劳实验，结果没有一例能满足FAST的使用要求。
当时，台址开挖工程已经开始，设备基础工程迫在眉睫，可由于索疲劳问题，反射面的结构形式却迟迟定不下来。
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技术攻关，可以想象南仁东的压力之大。他几乎寝食难安，天天与技术人员沟通，想方设法在工艺、材料等方面寻找解决途径。
后来，方向还是转向钢索的研制。整个研制工作接近两年，经历了近百次失败。几乎每次失败，南仁东都亲临现场，沟通改进措施。最终研制出满足FAST要求的钢索结构，算是让FAST度过了难关。
能够聆听到宇宙最边缘的声音，FAST极度灵敏。任何电磁设备的干扰都会对它造成巨大影响。因此，在这个巨大的中国天眼周围5公里之内，被人为划出了一个不能有任何电子设备的静默区。
2016年9月25日，中国西南，苗岭深处，中国“天眼”FAST在贵州省这个静默的山洼深处睁眼。
中国又添一件大国重器，傲视宇宙、深探苍穹。而南仁东此时刚刚结束了一场肺癌手术，不顾舟车劳顿，从北京飞赴贵州，最终只在远处默默目睹了这一幕。在他的注视下，这项雄伟的工程从此凝望太空、永恒坚守。
此时他的生命，还剩下不到一年。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否孤独？
这是FAST试图回答的问题。
FAST有能力将中性氢观测延伸至宇宙边缘，重现宇宙早期图像；能用一年的时间发现数千颗脉冲星，建立脉冲星计时阵，参与未来脉冲星自主导航和引力波探测；它还能让中国主导国际甚长基线干涉测量网，获得天体超精细结构；甚至能够参与地外文明的搜寻。
而FAST寻找“宇宙灯塔”脉冲星的表现，则更是一如南仁东为它取的英文名，迅速、敏锐 。
2017年，FAST尚在调试阶段，就已经发现了59颗优质脉冲星候选体，其中有44颗被认证为新发现的。这也是中国打破了国际垄断，首次能够观测到脉冲星。
自1994年起的20余年来，南仁东一直负责FAST的选址、预研究、立项、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可以说没有南仁东，就没有“中国天眼”。
建造天眼时，南仁东说：“我谈不上有高尚的追求，没有特别多的理想，大部分时间是不得不做……人总得有个面子吧，你往办公室一摊，什么也不做，那不是个事。
我特别怕亏欠别人，国家投了那么多钱，国际上又有人说你在吹牛皮，我就得负点责任。”
FAST建成了，一向审美极佳的南仁东对FAST工程副经理、办公室主任张蜀新感慨：“你看FAST多漂亮。”
有一年，台里开全体大会时，国家天文台研究院陈学雷正好坐在南仁东老师旁边，台领导在上面宣布当年台里成员的获奖情况。南仁东突然对他说，小陈啊，我从来没得过任何奖。
2017年6月6日，南仁东作为当时年纪最大的候选人进入院士增补第二轮候选人名单。
2017年9月15日，南仁东因肺癌突然恶化，溘然长逝。
他最终没能等来那个他早就应该得到的承认。
相较于漫长的宇宙观测，人的一生太过短暂。他走后，无数人回忆他，缅怀他，不断地提起他生前传奇一样的故事。
人们提到他曾到访荷兰，过境苏联、东欧国家时，边防海关人员向他索要贿赂。南仁东本来带的钱就不多。给钱？那就买不起去荷兰的车票。不给？海关人员不放行。
结果，南仁东用剩下的一点钱，到当地商店买了纸、笔，在路边摆摊给人家画素描人像，居然挣了一笔钱，然后买票去了荷兰。
当身边最亲近的人缅怀南仁东时，中国“天眼”的总工程师老南，一直都是那个极富有诗人气质和冒险精神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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