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韓日緊張關係現狀

目前，由美國主導的美日韓三邊同盟已嚴重失調。這主要是由以下三大問題共同作用導致的：

一是歷史問題。這不僅包括“慰安婦”問題，而且還包括日本對朝鮮半島殖民統治及朝鮮戰爭時期，強徵勞工及侵犯人權的行為。這些問題在韓國最高法院2018年作出有爭議的裁決後再次浮出水面。根據裁決，日本需要對戰爭期間強徵勞工問題負責。東京方面原以為這些問題在1965年簽署的《日本與大韓民國基本關係條約》及其附屬議定書中已得到解決。

二是出口管制程序。涉及日本和韓國如何處理敏感兩用商品的出口。日本於2019年8月將韓國從其首選出口目的地的“白名單”中刪除，韓國隨即採取報復性措施，於三周後將日本從類似的名單中刪除。

三是情報共享與軍事合作受阻。

韓國於2019年8月下旬決定不再續簽奧巴馬總統在2016年通過艱苦談判而達成的《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該協議旨在確保美日韓之間共享朝鮮核武器計劃及其他涉朝敏感情報信息。這項協議的中止已經對三國聯合海上反導演習造成了影響。

上述三大問題（涉及歷史、經貿關係及安全合作）深度交織在一起，如果能夠得到妥善處理，美日韓三邊關係在三國領導人的共同關注下將得到健康發展。然而，韓國總統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目前更加關注國內民眾的呼聲，美國總統特朗普則完全忽略了美國在美日韓三邊關係中的作用。

二

美日韓三邊同盟

對美國的重要意義

一是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大國的崛起及其強大的周邊力量投送能力，挑戰了美國長期以來在東亞所享有的主導地位。美國無法獨自在多個方面應對中國的崛起。如果美國要防止印太地區出現實力相當的對手，盟國將變得至關重要。甚至連特朗普總統都承認，其“美國優先”政策並不意味著“僅僅依靠美國”。

華盛頓必須依靠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觀的盟國來維護和平及現行經濟秩序。

二是朝鮮無視聯合國安理會的多項決議，繼續製造核武器並完善其投送工具。朝鮮首次進行核試驗距今已有13年，距1994年美朝簽署《朝核問題框架協議》已經過去25年，但如今朝鮮依然固守其核野心。成功說服平壤方面在核問題上改弦更張需要多國共同努力，不僅要解決朝鮮的核心安全關切，還要滿足中國、美國、俄羅斯、日本等國的安全要求，甚至要為實現南北之間的和平與和解奠定基礎。為確保實現美國所能接受的結果，美日韓之間的密切協調至關重要。如果無法實現三國政策的協調一致，和平與無核化談判的最終結果或將有利於朝鮮、中國和俄羅斯，並損害美國及其盟國的利益。

三是美國在印太地區面臨無數跨國挑戰。美日韓三邊聯盟網絡最初由美國建立，旨在遏制蘇聯，如今該網絡需要應對各個方面的問題：從保護航行自由到維護全人類和平利用空間；從促進貿易和投資到推進良政。發展聯盟網絡的力量源泉不僅來自共同威脅的存在，而且還來自包括尊重人權在內的共同價值觀。事實證明，整合美國、日本和韓國的資源和力量，是創造性解決棘手問題的有效方案。該聯盟網絡不僅依賴成員國聚合資源，更重要的是，它還依賴

成員國相互合作所產生的協同效果。團結協作是力量倍增器，而夥伴國之間出現裂痕將使聯盟網絡形同虛設。

三

韓日矛盾的深層原因

韓國和日本完全有理由解決分歧。即使現在，在兩國關係嚴重緊張的情況下，兩國立法人員仍然希望兩國在歷史問題上尊重事實、達成和解，尋求共同的經濟利益，並整合其安全和情報能力。從韓日緊張關係中受益的國家只有現實或潛在對手。

然而，受國內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文在寅總統和安倍首相及其各自的政府均未找到解決爭端的方法。雙方都指責對方製造緊張局勢。這種責任也很難分清，因為每一次所謂的挑釁，包括參拜靖國神社、教科書問題、慰安婦紀念物、訪問獨島/竹島、雷達鎖定、地圖名稱等，都有歷史淵源。文在寅總統領導的韓國進步政府加劇了韓日間的不和諧，他準備推翻或至少重新審視前任保守政府的政策，包括2015年11月達成的一勞永逸解決慰安婦問題的協議。而安倍首相依靠

民族主義政治基礎並致力於消除日本和平憲法的束縛，以便使日本恢復在國際社會“正常國家”的地位，從而使韓日關係變得更加複雜。由於日本公眾已經對韓國失去了好感，安倍首相深知包容對韓關係無法獲得任何政治回報。

2015年11月2日，在韓國首爾，時任韓國總統朴槿惠（右二）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左一）在青瓦臺舉行會談，雙方就儘快解決慰安婦問題加快談判進程達成共識。

韓日兩國民眾對於各自政府所表現出的強硬姿態感到滿意。根據美國一家獨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的調查數據，超過60％的韓國人對日本持“不友好”的態度，這與日本在東亞其他地區享有壓倒性好感形成鮮明對比。而近幾個月來，日本國內對韓國的態度也有所惡化。2019年6月進行的一次民調顯示，只有20％的日本人對韓國持有好感，這創下了歷史新低。

四

美國在解決韓日矛盾

方面應發揮的作用

（一）特朗普政府應採取的措施

解決導致當前日韓關係出現危機的核心問題，需要特朗普政府全面採取措施。儘管韓日方面更傾向於獨立處理歷史、經濟和安全問題，但如果兩國無法恢復信任，上述問題將難以得到解決。在互信嚴重受損的情況下，使兩個關係吃緊的鄰國恢復和諧關係，必須有第三者——美國的干預。從歷史上看，韓日兩國對美國的信任遠勝於對對方的信任。這種對美國的信任使韓日兩國能夠開展合作。目前這種信任感是否仍然可以使韓日彌合分歧不得而知，但毫無疑問美國必須進行嘗試。

在就任的頭兩年時間裡，特朗普政府對韓日間日益緊張的關係基本持放任不管的態度。美國可能希望日韓兩國能夠從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中找到解決方案，並且可能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干預日韓矛盾可能會損害美國在歷史及領土等敏感問題上保持中立的形象。然而特朗普政府的這種超脫姿態是錯誤的。儘管華盛頓方面無法將解決方案強加給韓國和日本，但特朗普總統可以像奧巴馬總統那樣，把兩個盟國團結起來，使他們認識到和平相處給美國帶來的利益，並促使兩國開展對話。

2019年夏天，在大衛·史迪威正式出任負責印太地區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後，

美國國務院開始了穿梭外交，以便在韓日爭端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但此時韓日關係已嚴重受損。正如許多美國專家所指出的那樣，目前助理國務卿級別也無法修復韓日關係。只有特朗普總統組織召開首腦會議，才能為文在寅總統和安倍首相提供足夠政治動力來改變現行政策。然而在當前環境下，舉行首腦會談的可能性似乎越來越小。

在美國協助下，韓日舉行工作會議可能會在技術性問題上取得一些進展。在出口管制問題上，如果韓日雙方能夠積累足夠的政治意願，並且工作會談人員所做出的安排足以使韓日政府體面地宣佈關切已得到滿足，那麼這些挑戰就可以得到解決。具體而言，韓國可以宣佈對其出口管制程序做出一些小幅調整，以確保嚴格遵守聯合國對朝制裁決議（這是日本將韓國從“白名單”中刪除的表面原因）。一旦日本將韓國恢復到“白名單”，韓國便可以做出對等回應。兩國的大公司都歡迎恢復簡化的貿易程序，因為當前的限制措施只會影響兩國的經濟運行。在安全關係問題上，朝鮮近期試射潛射彈道導彈為美國召集緊急工作組會議提供了藉口，並凸顯了

美日韓有效開展協調和情報共享的重要性。美國高層代表國家安全利益進行干預的時刻已經到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可確保美日韓就涉朝情況進行無縫情報共享，該機制一旦被終止，將很難重新建立。對韓國而言，挽回顏面的措施是暫緩廢除《軍事情報保護協定》。文在寅總統可以以美朝對話已進入關鍵階段為由，來消除國內民眾對政府軟化立場的不滿。

2016年11月23日，韓國市民團體示威抗議韓日簽署《軍事情報保護協定》。

在歷史問題上，韓日間的矛盾難以協調或掩蓋。兩國解決歷史問題的唯一方法是超越歷史，建立新的合作關係，逐步消除長期存在的敵對情緒。如果無法克服當前面臨的難題，那麼韓日的年輕一代將會帶著敵視對方的心態長大，這可能會帶來持久的悲劇性後果。地理位置決定了日韓必須建立更緊密的關係，才能在擁有核武器的大國面前維護主權。

（二）美國國會應發揮的作用

美國國會比白宮更加關注這場日益升級的危機，並表達了兩黨對維護美日韓三邊關係的支持。眾議院通過了第127號決議，參議院通過了第67號決議，兩部決議確認了在尋求共同利益方面需要美日韓開展三邊合作。正如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伊利奧特·恩格爾（Eliot Engel）所說：“華盛頓、東京和首爾攜手合作將加強三個國家、亞太地區以及世界的安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高級委員邁克爾·麥考爾（Michael McCaul）同樣表示：“美日韓長期形成的三邊關係對於確保印太地區穩定至關重要，也是打開對朝外交對話的關鍵組成部分。”東亞、太平洋及國際網絡安全政策小組委員會主席科裡·加德納（Cory Gardner）在參議院指出：

“美日韓關係是印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石。”

為最大程度地降低韓日關係緊張給美國利益造成的損失，國會可以採取以下措施：一是國會可舉行聽證會，對國務院和國防部為加強美日韓三邊關係所做出的努力進行更嚴密的監督。二是國會可以對《2018年亞洲再保證倡議法》相關條款的執行情況進行監督。可能涉及的領域包括《2018年亞洲再保證倡議法》第206條，主要解決與日本和韓國三邊合作的需求，特別是在安全問題上，並且還認可將功能性多邊主義作為發展美國核心利益的一種手段。國會也可以鼓勵政府放大這一信息。三是國會可以通過一項決議，敦促韓國外交部重新加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四是國會可以研究如何在下一財年撥出可用資金來支持美國與日本和韓國之間的聯盟關係。五是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和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可聯名致信美國國務卿，以支持國務院加大外交努力，重建牢固的美日韓三邊關係。

此外，國會還可以圍繞以下問題

質詢政府官員或舉行公眾聽證會。一是關於調解人作用問題。美國在化解或解決韓日糾紛中應發揮怎樣的作用？二是關於安全影響問題。韓日之間的緊張關係將對美國兌現對盟國的條約承諾產生何種影響？日本和韓國官員是否認可這種損失評估？三是關於條約關係問題。日韓關係是以1965年簽署的關係正常化條約為基礎。該協議是否已經過時？韓國現在已成為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和發達的經濟、軍事強國，現在是否應該讓日韓重新審視彼此之間的關係和協議？四是關於《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問題。韓國退出《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將對日本和美國的地區利益產生何種影響？如何說服韓國重新加入該協定？五是關於日本“正常國家”地位問題。安倍政府不斷推動修憲將對韓國和美國的利益造成何種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