灣區經濟圈
舊金山灣區的精神底色，首先是冒險精神。這是有傳統的，從最初的淘金熱、西部大開發，到今天的創業，無不體現了這一點。這裡的人們似乎骨子裡就有一種不安分，對未知、新事物躍躍欲試。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舊金山灣區正在取代華爾街，成為最能吸引雄心勃勃求職者的天堂。
舊金山灣區的精神底色，首先是冒險精神。這是有傳統的，從最初的淘金熱、西部大開發，到今天的創業，無不體現了這一點。這裡的人們似乎骨子裡就有一種不安分，對未知、新事物躍躍欲試。
在世界三大灣區（紐約、東京、舊金山）經濟樣本中，舊金山灣區無疑是個性鮮明的。說它年輕，其實可以追溯百年；說它悠久，卻是新科技革命的寵兒。在經歷了時代變遷、世事更迭之後，當其他灣區經濟圈呈現疲態，或陷入瓶頸，它依然有一股魔力，吸引著全世界的人才趨之若鶩。
背後，它自有一套“保鮮”之道。
透視舊金山灣區的發展歷程和經驗，將為粵港澳大灣區建成世界第四大灣區提供有益的借鑑。
跨世紀的佈局
無論是奧克蘭借集裝箱運輸契機脫穎而出，還是聖何塞為成為科技引擎而進行土地兼併，抑或舊金山審時度勢實現自身的完美轉型，都需要決策者敏銳地把握時代脈搏，並且具有開闊豁達的大局意識。
舊金山灣區位於美國加州北部，覆蓋9個縣100多個城鎮，面積近1.8萬平方公里，人口總數超過700萬。其中，3箇中心城市最為著名：舊金山、奧克蘭、聖何塞。它們呈鼎足之勢，憑藉各自優勢，共同支撐起一個灣區經濟的奇蹟。
說起來，這三座城市的發展道路很不相同，起步甚至相差百年，其間不乏明爭暗鬥，如今卻和諧共生，相互提攜，不失為一段“佳話”。
最早“發達”的是舊金山，以一種“暴發戶”的姿勢橫空出世。
1848年1月，舊金山以北約50英里處的一個鋸木廠發現了黃金，就此掀起一場有史以來最為瘋狂的淘金熱。幾乎是一夜之間，原本寂寥的舊金山港擠滿了帆船，山坡上滿眼臨時搭建的帳篷，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在此登陸，開啟一夕致富的夢想。短短數年，舊金山便從一個只有500人的破爛漁村，搖身一變成為當時美國密西西比河以西最大的城市，人口猛增至15萬。
大批淘金者的到來，不僅生猛地將舊金山推入工業化的軌道，還迅速推進了當地的商貿繁榮。當時灣區所需物資幾乎全部來自海上，舊金山扼守海灣入口，佔盡地利。許多百年老店至今仍在：製作牛仔褲的Levi Strauss、Ghirardelli巧克力店、FOLGER咖啡、富國銀行、加州銀行……
至1880年代，舊金山已是太平洋沿岸地區最大的金融貿易中心。
淘金熱同樣也改變了另一座城市的命運——與舊金山一灣之隔的奧克蘭。它是淘金客的另一個集散地，接收的多是來自美國東部的投機客。因為背靠腹地，奧克蘭走了一條不同於舊金山的發展之路——修建鐵路。1860年代末，它成為美國第一條橫貫大陸鐵路在西海岸的終點站。
鐵路網的延伸將奧克蘭融入西部大開發的滾滾洪流。在工業化大背景下，它不斷髮展造船業、汽車和飛機制造業，到20世紀中葉，已是一座典型的“港口工業城市”。
這麼說來，奧克蘭也算是發展得有聲有色，可大約是舊金山的光環太過耀眼，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它始終委身於舊金山的陰影之下，有一種“既生瑜，何生亮”的悲傷。直至1960年代，它終於得以“揚眉吐氣”。
當時的舊金山已是不可動搖的“西岸金融中心”，但製造業和港口運輸業卻形勢嚴峻，尤其是港口存在天然不足，無法適應集裝箱運輸變革。
相形之下，奧克蘭擁有很深的天然航道，碼頭平坦寬闊，又靠近鐵路。在這場較量中，它大獲全勝。1969年，奧克蘭港口的集裝箱運輸量超過舊金山。如今，它是美國第二大集裝箱運輸港，僅次於紐約港。
其實，當時的奧克蘭同樣面臨製造業由盛變衰的困境，也在苦苦尋找突圍之路。在美國西海岸主要港口中，它第一個主動改造了泊位、碼頭和船舶終點站，引進了更先進的裝卸設備，以迎接集裝箱運輸時代的到來。
對於城市轉型，舊金山是坦然的。早在20世紀初，即有人認識到，整個灣區“將普遍發展，而舊金山將保留工業所需的主要辦公室和銀行”。二戰結束時，它的定位指向已比較明確，即金融、管理、服務和文化。
在集裝箱競爭中，它固然是輸了，但未嘗不是“打開了另一扇窗”。此後，舊金山港轉向散貨運輸，與奧克蘭各展所長，變昔日的競爭為今天的互補。
更令人驚喜的是，舊金山利用“退役”碼頭經營商鋪、餐飲、休閒、娛樂，打造了一道嶄新的城市風景。今天的舊金山訪客，誰人不去“漁人碼頭”？它儼然已是這座城市又一張文化名片。
而當舊金山和奧克蘭呈“雙龍合璧”之時，海灣南部還是一片廣袤的果園。直到1970年代，舊金山灣區經濟圈中仍沒有聖何塞的位置。當時的提法是“舊金山-奧克蘭大都會區”。
事實上，在這片“靜寂的土地”上，正悄然孕育著一場“革命”。從惠普公司在車庫裡點燃創業的“星星之火”，到斯坦福工業園開墾“硅谷”新天地，再到高科技浪潮席捲整個南灣，無數新創公司扎堆在此落戶，一眾新興城市閃耀登場，這片狹長的谷地成了美國新經濟中最耀眼的明星。
作為硅谷所在地聖克拉拉縣首府，聖何塞理所當然領受了“硅谷首府”的榮譽。2000年，美國聯邦管理與預算總署對舊金山灣區經濟區做出最新定義，正式命名為“聖何塞-舊金山-奧克蘭大都會區”。
至此，舊金山灣區經濟區完成了跨世紀的佈局，三大城市分工明確：一個是高新技術中心，一個是金融文化中心，一個是港口工業中心，“科技”“產業”“服務”三位一體，共同構築了一個生機勃勃的全球創新中心。
綜觀這一格局的形成，貫穿其間的主題是：機遇、改變、共生。無論是奧克蘭借集裝箱運輸契機脫穎而出，還是聖何塞為成為科技引擎而進行土地兼併，抑或舊金山審時度勢實現自身的完美轉型，無不體現了這一指導思想。這需要決策者敏銳地把握時代脈搏，並且具有開闊豁達的大局意識。
在這一格局中，舊金山始終是“大哥”的擔當。早在上世紀中葉，就有研究報告指出，“舊金山不僅屬於加州、美國、北美，而且是屬於世界的城市”。這份自信，讓它引領整個灣區，在風雲詭譎的經濟大潮中一路前行。今天的灣區，正在兌現新的預言：舊金山灣區，是屬於世界的灣區。
“找投資，去硅谷”
儘管技術更新是殘酷的，即便是眼下最熱門的社交媒體、無人駕駛、人工智能，終有一天也將歸於歷史塵埃。但舊金山灣區經濟的繁榮，仰仗的不只是科技，更是推動科技進步的機制。只要創新機制在，灣區經濟的活力就在。
雖然舊金山灣區經濟區的形成歷經百年，但真正發光卻是在上世紀末。若沒有新技術革命的加持，它只是平凡的。唯當聖何塞閃亮登場之後，它旋即面目一新，從此有了鮮明的身份認定——“科技灣區”，在各大灣區經濟區中獨領風騷。
舊金山灣區崛起之前，美國的經濟重心一直在東海岸。突然在西海岸殺出一匹“黑馬”，並非偶然。
說到硅谷的起點，人們津津樂道於惠普公司的“車庫傳奇”。1937年，斯坦福大學的兩名研究生Hewlitt和Pakard決定合夥創業，用湊來的538美元，在一間破舊的車庫研製組裝電子振盪器。他們取兩人姓氏的首字母，成立了“惠普”公司，在二戰的訂單中茁壯成長，興旺至今。
這是美國電子信息產業第一家高科技公司。那間紅磚砌成的車庫，至今仍在接受來自全球創客的“朝拜”。然而，榜樣的力量固然無窮，但如果沒有後來的“斯坦福科技工業園”，這點“星星之火”恐怕很難成燎原之勢，最終成就硅谷的真正傳奇。
為改變學生一畢業即奔赴東海岸求職的現狀，1951年，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院長弗雷德裡克·特曼決定在校園創辦“斯坦福科技工業園”，將土地租給當地高新技術企業使用。這一舉措阻止了大批師生“東進”的腳步。他們留下來，帶著技術和科研成果，從實驗室走進工業園，以最短的距離對接市場，以最快的速度兌現財富。
此後，創業成功的師生們又以捐贈和資助反哺母校。在這一良性循環中，斯坦福大學源源不斷地向高新企業輸送人才、專利和技術，同時也一次次提升自身實力，逐步成長為足以和東部“常春藤大學”媲美的“西部新貴”。除惠普公司外，當今許多科技巨擘，如雅虎、谷歌、思科、蘋果等，都與斯坦福大學有著密切關聯。
值得一提的是，舊金山灣區的名校遠非
“一枝獨秀”，這裡散落著七十多所高等學府，可謂是“春色滿園”。其中有9所進入2016年AR-WU榜單（上海交大世界大學學術排名）“全球100強”，斯坦福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分別位居第2和第3名，共有超過150名諾貝爾獎得主。如果算上南加州的加州理工學院，更是如虎添翼。再加上幾個國家級航天、海洋、新能源、生物醫藥等研究中心，這裡儼然一個“西部騰飛”的“智力基地”。
很快，創業之風飛越校園，吹遍整個南灣。聖何塞及周邊一眾城鎮看準了機遇，以極大的魄力，將大片果園夷為平地，改建一座座寫字樓，在新一輪“淘金熱”中，以低廉的租金，迎接全球創客的進駐。
同時，由於硅谷背靠“西部金融中心”舊金山，新創企業更容易在這裡找到資金，從而擺脫公司成長中的一大掣肘，大大提高成活率。許多公司（包括外國公司）不遠萬里前來“輸血”，或祈求好運。這裡已然成了全球創業風投的一片福地。
舊金山灣區委員會經濟研究所數據顯示，過去3年裡，灣區吸引了全美45%-50%的投資，大量風投位於舊金山及周邊地區，以至於圈內流行這樣一句話：“找投資，去硅谷。”
另一份最新報告也印證了，在全球投資低迷的當下，舊金山灣區依然保持著強大的吸引力：全球有101家獨角獸公司的總部位於加州，紐約有23家，中國33家，歐洲只有13家。
而作為交通樞紐的奧克蘭，也在新經濟大潮中發揮著自己的熱量。四通八達的公路、水道、航空網絡，極大地延伸了灣區的輻射面和影響力；同時作為距離新科技革命中心最近的工業城市，它也得到近水樓臺的關照。
就這樣，技術、企業、市場、資本無縫對接，各項資源得到最高效的整合，舊金山灣區創造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創新機制。
儘管技術更新是殘酷的，即便是眼下最熱門的社交媒體、無人駕駛、人工智能，終有一天也將歸於歷史塵埃。但舊金山灣區經濟的繁榮，仰仗的不只是科技，更是推動科技進步的機制。只要創新機制在，灣區經濟的活力就在。
“流動”，是這裡的常態
有一點大約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所有的硬件都可以複製，甚至包括創新機制，但有一樣東西很難，至少短期內難以複製，那就是一個地方的文化精神。
話說美國東海岸是傳統的工業基地、金融中心，擁有著名的“常春藤盟校”以及大批一流科研機構，風投資本也不少，在1990年代以前，新澤西一帶在創業和VC產業方面甚至遙遙領先於硅谷，可為什麼後來漸行漸遠，差距越來越大？
硅谷模式成功之後，許多地方都試圖複製，但均告失敗，新澤西、波士頓、達拉斯、哈佛大學，無一例外。新澤西甚至請來“硅谷之父”特曼親自設計方案，也未能如願。
有一點大約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所有的硬件都可以複製，甚至包括創新機制，但有一樣東西很難，至少短期內難以複製，那就是一個地方的文化精神。
舊金山灣區的精神底色，首先是冒險精神。這是有傳統的，從最初的淘金熱、西部大開發，到今天的創業，無不體現了這一點。這裡的人們似乎骨子裡就有一種不安分，對未知、新事物躍躍欲試。
有人說，硅谷的全部文化可以歸結為兩個字——“變化”。在硅谷，從事某項工作兩三年差不多就是最長的了，因為不斷有一些更有趣的事情發生。如果你看到某個人在一個兩三百人的小公司裡待上10年，會覺得很奇怪，會認為他是從東海岸來的。
“流動”，是這裡的常態。
冒險光榮，失敗也被社會接受。同一家新創公司，在東海岸很難拿到風險投資，但在灣區就容易得多。大家對失敗有更多的寬容，創業者得以輕裝上陣，有更大的勇氣試錯。這應了一句老話：“自古成功在嘗試。”
舊金山灣區另一個精神傳統是“自由”。著名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堪稱全美高校中“自由主義”的橋頭堡，1964年由該校發起的“言論自由運動”，改變了一代美國人的政治和道德觀念，它因此成為當時美國社會變革的中心之一。
之後，嬉皮士文化興起，舊金山的海特街至今仍被奉為“嬉皮士聖地”，其實它最早也是在伯克利的校園裡孕育。體現反抗精神的奧斯卡獲獎影片《畢業生》就以伯克利為背景拍攝。著名作家張愛玲也曾在伯克利從事學術研究，她特立獨行的個性與這所學校的校風倒是相當吻合。
對於自由主義、嬉皮士文化，世人各有評說，但其背後隱含的叛逆、反權威、不服約束，卻與“創新”有著類似的精神基因。
舊金山灣區的自由還體現在它遠離傳統政治經濟中心，大多是新興城市，沒有歷史包袱。它的管理也是非精英的，沒有一定“規矩”，呈一種開放狀態，更具柔性，也更親和。
這最直觀地體現在東西海岸人的著裝區別上：東岸人常穿夾克、系領帶；西岸人愛穿牛仔褲、T恤衫。
此外，舊金山灣區的人口構成多為移民，這自然形成了當地文化上的又一特色——多元化。有資料顯示，從1995年到2005年，硅谷的工程技術初創公司中，有52.4%的公司創始人來自美國以外地區，是全美平均水平的兩倍；這一水準保持至今，在硅谷所有初創企業中，創始團隊仍有50%來自國外移民。
移民意味著不同背景文化、不同思維方式、不同生活習慣，意味著差異。差異帶來碰撞，產生火花，萌發創意，改變生活；差異有時也帶來衝突，卻能在當地文化的“包容”中被悄然化解。當“多元化”以一種正確的方式打開時，呈現的是滿滿的正能量。所謂“有容乃大”，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這樣的文化精神，對於人才無疑有著莫大的吸引力。而時下最大的競爭，就是人才的競爭。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舊金山灣區正在取代華爾街，成為最能吸引野心勃勃求職者的天堂。單谷歌一家公司就從美國大型投行挖走了1200名僱員，從紐約移居加州的人數規模正處於2006年以來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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