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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 生活漲幅僅為工資漲幅的1/2？
- CPI≠實際生活成本
- 住房貴，每年2.7萬餘人逃離悉尼
- CPI失靈還有很多原因
- 減稅降息≠生活水平改善
前 言
根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的報道，雞蛋又要漲價了。
原因很簡單，乾旱天氣影響了農作物的收成，導致全澳穀物價格暴漲。由於穀物佔蛋農浮動成本的比例高達65％，因此，澳大利亞蛋農協會組織（EFA）開始向各大超市喊話“漲價”。
目前，包Aldi和Coles在內的超市都回應願意提高採購價格。
為此，不少澳大利亞居民開始直言傷不起，電費漲、學費漲、醫保漲、鮮奶漲、這回連雞蛋也漲，感覺生活成本壓力又升了不少。
在過去一年中，由於負擔不起悉尼日趨上漲的生活成本，超過2.7萬人逃離悉尼，選擇前往其他城市定居。
然而，經濟研究和預測機構BIS Oxford Economics發佈的報告指出，因為貸款成本降、通訊和交通成本下降、工薪家庭的“生活成本”漲幅僅為同期工資漲幅的1/2。
為什麼通脹率數據和我們實際感受到的“生活成本”呈現出截然相反的態勢？
同時，如果通脹率無法如實反映居民的生活成本變化，澳大利亞央行（RBA）為什麼又要依據該指標來做出利率決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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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漲幅僅為工資漲幅的1/2？
在對澳大利亞統計局（ABS）數據進行研究後，BIS Oxford Economics指出，由於貸款、通訊和交通成本下降，澳大利亞工薪家庭的“生活成本”漲幅僅為工資漲幅的1/2。
這一點似乎和我們實際感受到的生活成本上漲壓力“截然不符”。
然而，ABS的數據的確顯示，截至今年9月的一個季度內，工薪家庭的生活成本上漲了0.1％，較上年同期則上漲了1.3%，低於同期工資2.3%的漲幅。
另外，自2014年6月起，通訊成本已大幅下降。在過去四個季度中，交通成本有三個季度錄得下降。
從數據來看，的確如此。但是，認為這一數據並未如實反映自己實際生活成本變化的居民不在少數。
對此，BIS Oxford Economics首席經濟學家莎拉·亨特（Sarah Hunter）說道，儘管很多生活相關成本已經出現下降，但是相比價格下跌，但人們可能更傾向於關注價格上漲的部分。
她說：“我認為，價格上漲的時候更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以電子產品為例，幾乎一年比一年便宜，但是除非漲價，不然很少能夠引起真正的關注。”
截至今年9月份的一個季度內，對於工薪家庭而言，保險和金融服務的成本下降了4.5％。通訊成本下降了1.1％。醫療和交通費用也相應出現下降。與此相反，工薪家庭中漲幅最大的是菸酒，第三季度上漲了1.9％，另外文娛成本也增加了1.6％。
不同人群中，自管退休人員（Self- funded）和養老金領取者的狀況最糟。
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年9月的一個季度內，自管退休人員生活成本上漲了0.9%，漲幅最大。截至9月底的一年內成本上漲了1.9％，高於整體通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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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實際生活成本
當採用一種簡單通俗的方式來形容通脹率時，經濟學家往往會採用“生活成本”來指代通脹率，即消費者價格指數（CPI）。這樣一來，很容易給人們形成一種錯覺。
因為澳儲行（RBA）一再強調通脹率持續低位，未能回升至目標區間，同時我們又能深刻的感覺到生活成本非但不低，反而持續高漲。
自2016年年初以來，澳儲行設定的基礎通脹率預期目標為2-3%的區間，但是迄今為止，澳儲行從來都沒有達到過這一目標的下限。
最新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9月底的一年內，澳大利亞基礎通脹率錄得1.6%（不計食品和燃油），較上月持平。
之所以造成這種情況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澳大利亞統計局公佈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並不包含購買二手房的成本，而只是簡單的衡量新建住房成本的價格變化。
二手房被視為一種資產，而不是消費品。當然租金是計入通脹的，但是近期的租金卻偏偏略有下降。
這樣一來，CPI基本上就排除了土地價格上漲對生活成本的大部分影響。然而，在人口快速增長的國家中，這是一個很大的影響。隨著人口的增長，位置優越的土地變得稀缺，價格自然變得更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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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貴，每年2.7萬餘人逃離悉尼
特蕾西·萊恩斯（Tracy Lines）一家於近日賣掉了他們在悉尼內郊的一套小房子，搬到了布里斯班的一所大房子裡。當初賣掉悉尼房子的時候，萊恩斯一家獲得了足夠的現金來購買新房和支付裝修費用。
據瞭解，萊恩斯夫婦位於悉尼的二居室房子賣了170萬澳幣，相比九年前不到100萬澳幣買進幾乎翻了一倍。他們新買的五居室獨棟屋位於紐馬克特（Newmarket），距布里斯班中央商務區（CBD）不到六公里，設有路邊停車位和游泳池，成交價大約為130萬澳幣。
事實上，萊恩斯只是悉尼很多家庭的代表。他們希望以較高的價格兌現房價升值部分，“逃離全澳擁堵最嚴重、生活成本最高的首府城市，以獲得更好的生活方式。
澳大利亞統計局（ABS）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過去12個月中，悉尼淨流出人口（即流出人口減去流入人口）超過2.7萬人。與之相反，布里斯班成為最受歡迎的人口流入目的地。
悉尼買家經紀人帕特里克·布萊特（Patrick Bright）說道：“從悉尼遷往布里斯班的人越來越多。悉尼一套三居室公寓的價格在布里斯班至少可以買兩套。”
房產研究機構CoreLogic提供的數據顯示，悉尼的住房中位價為776,000澳元。以每週存400澳元為例，存夠10%的首付款需要超過5年的時間。這還不包括房產交易成本。相比之下，布里斯班的住房中位價為48.5萬澳幣，同樣的方法只需3年時間即可存夠首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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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失靈還有很多原因
除了不包括現有住房交易成本變化外，CPI相對很多家庭的實際生活成本漲幅要低還受以下因素的影響。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必需品（尤其是服務）的價格上漲趨勢比非必需品要快得多。富達投資專家安東尼·道爾（Anthony Doyle）說道：“家庭必需購買和想要購買商品/服務價格的漲幅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富達對澳大利亞統計局的數據進行分析後發現，在過去19年間，中學教育和醫療費用上漲了三倍，而汽車和遊戲的價格卻下降了。同期，電話通訊費、電視和計算機等電子產品的價格便宜了近90％ 。
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好處。在過去的40年左右的時間裡，很多消費品的生產從勞動力成本貴的發達國家轉移到了成本相對廉價的發展中國家，同時大多數進口商品的關稅出現削減，甚至完全取消。
與這些不同，服務成本不得不隨著澳大利亞不斷上漲的勞動力成本而上升。相比採礦業繁榮時期可觀的工資漲幅，過去五年的工資漲幅卻幾乎停滯。
人們感到自己的生活成本上漲的速度超過CPI還存在另一個原因。
澳大利亞統計局公佈的CPI數據是基於整個社區家庭支出模式的一籃子商品，並且這個籃子需要一定時間才會更新。因此，它並不一定能準確反映出大多數人目前的錢都花在了哪裡。
並且，就其性質而言，CPI必須捕捉我們不經常購買的商品和服務（例如汽車）以及我們每天購買的商品和服務（例如公共交通票價）的成本變化。
如經濟學家安東尼·道爾（Anthony Doyle）所指出的那樣，許多價格漲幅最大的商品和服務恰恰是人們必須不斷購買的必需品，而大多數價格下跌卻影響了CPI數據的卻是您偶爾購買的商品，例如新手機或汽車。
那麼，當CPI很有可能低估人們實際生活成本的上漲時，為什麼澳儲行會繼續依賴它作為確定利率設定的標準呢？
道爾的回答是：“因為沒有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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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稅降息≠生活水平改善
本週公佈的零售銷售數據令人沮喪和不安，反映出澳聯儲降息和聯邦政府減稅收效甚微。
數據顯示，在過去一年中，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和/或信心已大大降低。由此也引發了人們對澳儲行進一步降息、以及未來實施非常規貨幣政策有效性的質疑。
事實上，澳聯儲（RBA）行長Philip Lowe曾在多個場合表示，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降低了。原因在於居民針對降息政策的回應方式發生了變化。
他說：“以前，當我們降低利率時，人們會跑到銀行借錢去度假、買傢俱或進行其他消費。但是，他們現在會選擇進行儲蓄或償還房貸。”
年內至今，澳儲行已經三次降息，將現金利率從1.5％降至0.75％。這在以前是無法想象的。11月6日（週二），澳儲行宣佈將11月現金利率維持在歷史低位0.75%不變。
儘管如此，市場預期澳儲行至少還會有一次25個基點的降息。此外，澳儲行仍然有可能採取非常規的貨幣政策，即量化寬鬆。
但是，如果連續降息都不足以刺激消費者支出需求，那麼如何相信接下來的降息或其他貨幣政策可以提振經濟，繼而推動工資上漲，提升居民生活水平？
END
在目前的低利率環境下，澳大利亞很多居民家庭的謹慎、避險情緒非常明顯。
尤其是在各種必需品價格紛紛上漲之後，居民家庭生活成本壓力明顯上升，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和無房一族。
在最新的一次的經濟預測報告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下調澳大利亞經濟增速低至1.7％，並建議政府實施經濟刺激措施。
IMF表示稱：“貨幣政策不能成為唯一的遊戲。在有財政空間的情況下，各國政府應追加財政支持。並且，目前的財政政策也沒有過分擴張。”
但是，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和財長喬希·弗雷登伯格均表示不會冒著財政預算盈餘風險去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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