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馨提示：本文約3900字，配圖22幅，原創不易，感謝您的耐心閱讀。）
當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燃起時，整個歐洲陷入戰爭狂熱之中。所有人都相信這將是一場短期和文明的戰爭，參與者很快就能帶著榮耀凱旋，人人都渴望到戰場上建立功勳，紛紛踴躍應徵入伍。在英國，參軍熱潮席捲這個國家的每個角落，徵兵站人滿為患，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應徵者當中有很多低於19歲入伍年齡的青少年，最小的甚至只有13歲。然而，在人人都應為國王和上帝盡忠的熱烈氛圍下，對年齡限制的掌握有很大的浮動空間，於是在各地的徵兵站裡出現了下述頗具黑色幽默的對話：
■ 一戰時期英國陸軍的徵兵海報。
徵兵官：“你多大了？”
應徵者：“17歲，先生。”
徵兵官：“出去！回來說你18歲。”
……
徵兵官：“你多大了？”
應徵者：“18歲零一個月。”
徵兵官：“你是說你19歲零一個月嗎？”
應徵者略作思索後回答：“是的，先生。”
徵兵官：“好的，請在這裡簽名。”
……
徵兵官：“你多大了？”
應徵者：“今年三月滿16歲。”
徵兵官：“太年輕了，你最好出去過個生日。”
……
徵兵官：“你想登記多少歲？”
……
■ 在一戰期間各參戰國都徵召過未成年人入伍，圖為英國（左）和德國（右）的少年士兵。
這些並非杜撰的段子，而是那些一戰親歷者在著名導演彼得·傑克遜為紀念一戰結束百年而拍攝的紀錄片《他們已不再變老》中親口講述的事實。在一戰時期，英國陸軍中存在大量虛報年齡入伍的少年兵，這個事實是有據可查，確鑿無疑的。這些男孩在入伍後絕大多數只是最低級別的列兵，並且在餘下的戰爭時光中一直保持著低級軍銜，直到戰死沙場，或者遭到揭發而被強行退伍，遣送回父母身邊。但是，在這些低齡軍人中也有極少數例外會成為軍官，其中經歷最令人驚異的是來自曼徹斯特的雷金納德·巴特斯比，他在1915年1月入伍時年僅14歲，之後在15歲成為英國陸軍最年輕的軍官，當他在1916年7月率領一個排在索姆河前線躍出戰壕時也只有16歲！
叛逆少年
這位少年軍官的全名是雷金納德·聖約翰·比爾茲沃思·巴特斯比，生於1900年2月26日，是沃爾特·斯科菲爾德·巴特斯比和妻子蘇珊娜的第二個兒子。沃爾特是曼切斯特市布萊克利教區聖三一教堂的首席牧師，在當地很有聲望，受人尊敬。作為家中次子，巴特斯比與父親相處並不融洽，父子關係在1914年蘇珊娜去世後變得更為緊張。1915年初，正處在青春叛逆期的巴特斯比覺得自己再也無法忍受父親的嚴厲管教，在1月30日離家出走，而他逃避家庭的方式很有時代特色：參軍入伍！
■ 英國曼徹斯特地區的聖三一教堂。巴特斯比的父親是當地非常有名望的宗教人士。
在布萊克利當地的徵兵辦公室，負責審查的中士問及巴特斯比的年齡時，他面不改色地回答：“19歲！”他還聲稱自己做過布匹生意，實際上他還差幾周才滿15歲。在一戰時期，英國對於公民個人信息的記錄和審核遠不及今日那麼完善和詳細，這個謊言讓巴特斯比輕鬆地穿上了陸軍的卡其色制服，被分配到曼徹斯特步兵團第14營，前往惠廷頓兵營接受訓練。軍營生活對於巴特斯比似乎如魚得水，在入伍一週後就被提升為準下士。
■ 一戰爆發後應徵入伍的英軍新兵在兵營內接受訓練。
擁有深厚人脈的沃爾特牧師沒有費多少工夫就查清了巴特斯比的下落，然而他並沒有像普通父母那樣要求軍隊將兒子開除，沃爾特認為既然巴特斯比自己選擇加入軍隊，就應該盡職盡責，履行義務，同時他還決定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為兒子的軍旅生涯助一臂之力。沃爾特聯繫了巴特斯比的中學校長和曼徹斯特市長，聯名致信陸軍部，請求委任雷金納德·巴特斯比為軍官，以符合他作為教區主管牧師之子的社會地位。沃爾特的想法得到了軍方的贊同，於1915年5月6日授予巴特斯比陸軍少尉軍銜，他以15歲的年齡成為一戰時期英國陸軍中最年輕的軍官，調往東蘭開夏步兵團任職。
■ 雷金納德·巴特斯比在一戰服役時的兩張留影，他以15歲的年齡成為當時英國陸軍最年輕的軍官。
巴特斯比少尉先後在東蘭開夏團的第10營和第3營服役，在完成軍官培訓後加入該團的第11營，這支部隊的大部分士兵來自阿克林頓，因此被稱為“阿克林頓小子”。1916年4月18日，巴特斯比所在部隊離開英國，跨過英吉利海峽，抵達法國北部戰場，被部署在索姆河前線後方作為預備隊。兩個多月後，英國軍隊將在索姆河地區迎來戰爭中最慘烈殘酷的戰役。
索姆血劫
1916年7月1日，英法聯軍發動了一戰歷史上規模最大、傷亡最慘重的戰役——索姆河戰役，在進攻的第一天就有近6萬英軍官兵倒在德軍機槍的瓢潑彈雨下，而巴特斯比就是這場浩劫的倖存者之一。當時，這位16歲的少年軍官被任命為第11營C連的排長，指揮著約60名士兵。在進攻當天他的排被部署在預備戰壕內，按照命令他將率領部隊越過英軍的前沿戰壕，通過兩軍陣地之間的無人地帶，進攻對面的德軍陣地。這段距離大約僅有500米，但大多數英軍士兵都未能活著走完這段路程。
■ 1916年在索姆河前線，英軍士兵們隱蔽在戰壕內，等待進攻的命令。
伴隨著發起進攻的哨音，巴特斯比帶著他的排爬出戰壕，向前開進，然而，在隊列接近最後一道英軍前沿戰壕前，德軍陣地上的機槍就如同死神的鐮刀般開始收割生命。德軍機槍手冷靜地橫向移動槍口，沿著英軍進攻隊形的正面反覆掃射，將衝鋒的英軍成排地打倒。帶頭衝在最前面的巴特斯比自然未能倖免，子彈打傷了他的左臂、後背和身體側面。雖然傷勢並不致命，但他依然暴露在無人區內，而德軍的下一輪掃射很可能將他打死。千鈞一髮之際，德軍機槍突然卡殼了，為巴特斯比贏得了一線生機。幸運的是，他倒下的地方離己方前沿戰壕很近，利用德軍火力的短暫停頓，戰友們將他拖回戰壕，及時送往附近的野戰救護所包紮，之後返回英國休養。一個月後，康復的巴特斯比回到法國前線，當他找到部隊時發現大部分人都是新面孔，東蘭開夏團第11營在索姆河戰役的第一個月裡就傷亡了75%！據統計，在5個月的索姆河戰役中，英軍有超過18000名少年兵陣亡或負傷！
■ 當進攻的哨音響起，英軍步兵紛紛爬出戰壕，向德軍陣地發起衝鋒。
巴特斯比和他的部下們在索姆河前線陰冷潮溼的戰壕裡度過了1916年到1917年的冬天，期間多次經歷了兩軍之間你來我往的戰壕突襲。在某次戰鬥中，巴特斯比和他的勤務兵不慎被德軍俘虜，他機智地將一把胡椒粉撒進看守的眼睛裡，趁機逃脫。在塹壕生活中，另一件讓他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他們的戰壕無意中穿過了一個普法戰爭時期的集體墓穴，但士兵們對於裸露在泥土中的森森白骨視而不見，泰然處之，甚至有人將突出於戰壕側壁的人骨當作衣帽鉤！
■ 東蘭開夏團的士兵們在塹壕內休息，巴比斯特在該團第11營C連任排長。
1917年3月7日，巴特斯比和營裡的其他軍官奉命前往營部開會，營部設在一座橫跨戰壕的便橋下方。就在會議進行時，一顆德軍炮彈毫無徵兆地落在他們頭頂，掩體內的軍官們非死即傷。巴特斯比的左大腿被彈片嚴重擊傷，他被送往後方野戰醫院搶救並接受了截肢手術，之後被撤回英國養傷。當時，巴特斯比的父親已經過世，他和哥哥關係疏遠，因此選擇投奔一位姑媽。7月1日，巴特斯比接到軍方通知，他被晉升為中尉，同時鑑於他的傷殘將被解除軍職，退役返鄉。巴特斯比拒絕了這項安排，他堅持在安裝假肢後就重返部隊。
■ 英軍醫護兵用擔架抬著一名傷員經過一處被炸塌的掩體。巴特斯比在掩體內開會時被炮彈炸傷，失去了左腿。
1918年3月13日，經過半年的鍛鍊後已經習慣使用假肢的巴特斯比重返現役行列。軍方當然沒有讓這位獨腿軍官再次進入前線塹壕，而將他安排在皇家工兵運輸部門，他在後方崗位度過了戰爭餘下的時光。當1918年11月戰爭結束時，巴特斯比還不滿19歲，也就是說在經歷了整場戰爭後，他還是達不到戰前徵兵年齡的下限。
子承父業
1920年9月，巴特斯比終於脫下了軍裝，迴歸平民身份，而軍隊檔案中他的出生年份依然登記為1896年。由於在戰爭期間輟學參軍，巴特斯比並未完成中學學業，但鑑於他傷殘軍人的身份，被倫敦國王學院破格錄取，接受高等教育，這是一所創辦於1829年的精英名校，入學者的家庭背景非官即富，巴特斯比能夠入校很大程度上與他父親的聲望和他在戰時的特殊經歷有關。在國王學院，巴特斯比選擇進修神學，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可以視為他與父親的最終和解。
■ 直到今天，國王學院依然是英國最難考取的高等學府。
1928年，巴特斯比子承父業，成為英國國教會的一位牧師。他先後在多地教堂中見習，於1934年被任命為威爾特郡奇特奧教區的主管牧師，而他的餘生都在這座小城鎮中度過的，深受民眾愛戴。巴特斯比的妻子塞爾瑪·凱末爾是一位土耳其高官的女兒，而且還是現任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的姑祖母，兩人育有一子安東尼，後來曾在皇家海軍陸戰隊服役。在從事神職之餘，巴特斯比的愛好是研究家族譜系，並且是一位頗有造詣的紋章學家。
■ 巴特斯比還和現任英國首相約翰遜沾親帶故，論家族譜系他是約翰遜的祖姑父。
二戰爆發時，年屆四旬的巴特斯比已經超過應徵年齡，又是傷殘人士，無法參軍，但他的愛國熱忱絲毫不減，成為奇特奧當地本土衛隊的組織者，並且將衛隊指揮部就設在他的寓所中。1943年，巴特斯比志願加入皇家海軍預備役，被委任為查塔姆船廠皇家海軍陸戰隊分隊的隨軍牧師，並以這一身份工作到1945年戰爭結束。二戰後，巴特斯比仍積極參與民間防衛組織，並因為長期的服務經歷而獲頒民防勳章。
■ 二戰時期擔任海軍隨軍牧師的巴特斯比（左）及其獲得的民防勳章（右）。
1972年，巴特斯比正式退休。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中，巴特斯比深受戰爭後遺症的折磨，青少年時代在塹壕中目睹的戰爭慘況時常浮現在他的腦海中，他開始產生幻覺，總感到那條斷腿在隱隱作痛，以至於大量服用止痛藥，使其健康每況愈下，於1977年12月1日去世，遺體被安葬在奇特奧教堂庭院的一棵橡樹下。
■ 巴特斯比與兒子安東尼的合影。
巴特斯比的生涯是數以百萬計投身一戰的軍人們的縮影，那場大戰給整個歐洲帶來的劇痛和深遠影響甚至超過了之後的二戰，從某種意義上說二戰不過是一戰的延續。數百萬生命在戰場上的消逝讓人類第一次開始認真思考和平的價值，反戰運動和和平主義思潮開始興起。正是基於一戰的巨大意義，至今西方世界仍對一戰的研究和紀念頗為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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