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字金融領域，中國正在發生大規模的有價值的實踐。今年諾獎體現的理念可以概括為價值導向、方法可控、證據支持，這恰恰可以定義為數字金融治理的三個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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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陳龍

每年的諾獎都是經濟學界的一件盛事，得獎人的各種花絮則成為這場盛事的點綴。今年的諾貝爾獎經濟學獎也特別有喜感。三位得獎人中，出生於印度孟買、MIT的國際經濟學教授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因為從來不相信自己會得獎，所以早早睡去了。他的妻子是同一所大學的扶貧與發展經濟學教授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接到電話聽說是諾貝爾獎，馬上去叫醒她老公，說應該是找他的。第三位，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當諾獎委員會想用Skype跟他對話的時候，克雷默教授認為這是一個釣魚的欺詐電話，拒絕去接。

雖然他們三位都非常謙虛，覺得高高在上的諾獎和他們的工作無關，但最終，他們三人因為“以減輕全球貧困的實驗方法”而獲此桂冠。有很多人覺得他們的工作與諾獎的地位有爭議，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讓·梯若爾 (Jean Tirole)卻稱讚說：“強調我們真正知道的，而不是我們單純相信的”循證方法獲得諾獎，令人欣喜。

在我看來，今年的諾獎體現了三個特點，第一是價值導向，有社會意義的研究才是最重要的。其次，經濟學一直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宏觀政策缺乏微觀基礎，很難區分決定因素。本屆諾獎得主是通過可控實驗尋找證據和規律。具體地說，他們將涉及全球貧困的問題放到看似較小，但可以更好區分因果關係的可控實驗環境中去研究。最後，有效的政策需要得到正確的設計和實踐的驗證。正如梯若爾所指出的，我們願意相信的，並不見得是行之有效的，我們不能從假說進入結論。對政策制定者來說，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沒有堅實的證據，我們很有可能是在“盲人摸象”。曾經廣為推廣的小額貸款就是這樣一個 “單純相信的”不等於“真實知道的”的案例。

小額貸款：一個帶問號的奇蹟

197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嘗試了“小額貸款”。第一次他自掏腰包向祖國孟加拉國一群女織布工提供了27美元的貸款。此後不久，他建立了格萊珉銀行（Grameen Bank）。從那時起，小額貸款一直處於世界普惠金融運動的前沿，被認為是降低貧困和創造商業的希望，到2006年尤努斯因此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

我們都希望金融能夠造福社會，但怎麼做好卻一直都是挑戰。作為脫貧的一種方式，小額貸款在理論上很有吸引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小額貸款”的效果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巴納吉夫婦於2015年發表文章“微貸的奇蹟？”，激發他們寫這篇文章的一個初衷是，雖然對小額貸款的效果已經有了很多爭議和討論，但是真實數據卻如此缺乏。

通過對比幾次在印度的隨機調查，他們吃驚地發現，小額貸款並沒有想人們想象的那樣帶來窮人貸款額的顯著增加，沒有帶來消費的增加，沒有帶來小微商業活動的增加，也沒有給健康、教育或者女性賦能帶來顯著改變。

小額貸款即便在一定的環境中有效，也不會是奇蹟，因為它沒有根本解決金融自古以來的幾個挑戰：如何規模化，即讓所有對金融有真實需求的群體都能夠平等地獲得金融的豐富服務？如何讓金融服務的成本可承擔？如何讓普惠金融在商業上可持續，而不是做慈善？

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緩解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挑戰。當借款人沒有抵押物時，銀行必須收集相關信息——借款人成功的可能性、他們的還款意願以及償還貸款的能力。在沒有抵押物可以對沖風險的情況下，小額貸款機構必須建立起借款人的信任體系，而這項工作耗時耗力。這些挑戰並沒有過時。今天中國最好的商業銀行，80%以上的商業貸款仍然是抵押貸款。這意味著大部分相對貧困的人和小微企業，是沒有機會獲得好的金融支持的。

只有信息的奇蹟，才可能帶來小額貸款的奇蹟。

中國：大規模的普惠金融實踐是真正的奇蹟

在過去20年中，在中國上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過程中，中國的經濟不僅變得越來越消費驅動，而且是通過數字化的方式驅動消費。這是一個巨大同時又被低估的改變。在2009年之前，電商佔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例只有1%，這個數字低於世界上很多國家。也就是說，僅僅在10年以前，中國消費的數字化程度仍然很低。但是到了2018年，電商已經佔到社會零售總額的近四分之一，無論總額還是比例都位居世界第一。中國人的生活正在越來越變得基於移動的方式，數字化正在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引擎。中國的實踐表明，經濟的高速增長和數字化是兩回事，兩者並不必然正相關，也不必然是因果關係。對兩者關係的錯誤認知是一種偏見，很有可能會錯失數字化的巨大能量。

另一個被低估的現象是移動支付。2011年，中國和美國的移動支付總額分別為150億美元和83億美元，大體還是一個數量級。但到2017年，中國的移動支付總額已經增長至22萬億美元，是美國的100多倍。這種擴大的趨勢到今天一直在持續。

移動支付在中國的滲透率已經極為普及，中國約83%的成年人使用移動支付。支撐其廣泛使用的是其安全性已經遠遠超過傳統支付工具。衡量支付安全性的關鍵技術指標叫資金損失率，以支付寶為例，其資金的損失率低於百萬分之一，遠遠低於傳統銀行卡約萬分之二的資損率。很多人都在生活中遇到過或者聽說過周圍的人銀行卡被盜刷的事件，但是幾乎沒有人遇到過因為移動支付而被盜的事件。道理很簡單，當一張傳統銀行卡被刷的時候，很難知道是誰在刷這張卡。而今天使用移動支付，大數據和生物識別技術結合，可以準確知道是誰在使用，這個用戶是否擁有這個賬戶，賬戶中是否有足夠的資金，甚至用戶是否在正常的狀態下使用。這些多維度的信息，是傳統支付無法企及的，也大大降低了風險。所以今天所有的支付，包括銀行卡，都在利用這些技術進行轉型。

中國的移動支付不僅普及、不僅安全，而且相當的便宜。商家僅需支付0.6％甚至更低的手續費，屬於全球最低水平。個人轉賬業務則是免費。相比之下，美國對商戶收取交易金額1%-3%的佣金，對個人轉賬業務也要收取1%以上的費用，非洲移動支付的典型案例M-Pesa個人轉賬費率為2%-5%。

如果說巴納吉夫婦研究的是小規模小額貸款的實驗，得出的是對奇蹟的質疑，那麼在中國發生的移動支付則是大規模、已經實現的奇蹟。

另外一個正在實現的奇蹟是在小額貸款領域，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史無前例數量的小微企業活躍在網上，並且在創業的早期就能獲得無抵押貸款支持。僅在淘寶平臺，就有超過千萬的活躍小微創業者，其中一半是女性。網商銀行在過去4年中，通過創新的“310”模式（3分鐘申請貸款、1秒鐘審核放款、0人工干預），為超過2000萬的小微企業提供了無抵押貸款。

正是各種數字技術的普及和大規模應用，改變了信息的可獲得性、成本、和效率，才讓大量的無抵押小額貸款成為可能。互聯網和物聯網，在根本改變金融的可獲得性，連共享單車和充電寶也可以通過移動支付使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和雲計算，則在改變獲得信息、甄別和控制風險的能力。區塊鏈則讓信息更可信、可流轉。

這正印證了另一位諾獎得主本特·霍姆斯特羅姆教授(Bengt Holmstrom)在羅漢堂的普惠金融報告中所說：“信息是新的抵押品。”因此，我們可以很驕傲地說，奇蹟不僅在中國發生了，而且是以難以想象的廣度、深度和速度穿透整個中國社會，並且，帶著金融特有的一種溫度。

那麼為什麼信息的革命在這個時代發生？因為經濟和信息都在被數字化。與實物商品不同，數字化的信息可以被無數次重複使用，而且複用成本極低。在工業時代，個人很難提供可信有效的信息，金融機構收集和甄別信息的成本是如此之高，抵押貸款成為主要的商業貸款方式，普惠金融也就難以實現。在數字時代，每個人都是數據的生產者和受益者；每個消費者和企業，其自然的經濟活動，都在以極低的成本構建自己的信用體系。

信息數字化帶來了一個巨大的趨勢，讓金融和實體經濟越來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一方面，這讓金融更好地滿足實體經濟的即時需求；另一方面，數字化信息又能夠讓有效低成本地甄別風險成為可能。這曾經是一個金融的千年難解之題，在數字時代卻有了新的可能。

數字金融治理三原則

這個邏輯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數字技術並不必然帶來普惠金融。曾經給很多人帶來希望的數千家P2P平臺，現在超過85%已經停止運轉，剩下的在轉型和停止的路上。除了一部分是欺詐，究其失敗的原因，是隻從網上便捷融到資金，但是並沒有能和實體經濟的數字化有效結合，無法甄別和控制風險，也就無法持續。

是否能夠有效地利用實體經濟的數據甄別風險，已經在幾年前的“現金貸”中充分展示。當時現金貸行業平均違約率在30%-50%之間，全球部分上市消費貸公司的平均違約率在4%-15%，而能夠和大數據場景結合得好的企業的違約率一直可以控制在1%左右。風控能力強的消費貸產品，不需要通過超高利率轉嫁風險。

數字技術在改變金融的運行方式和效率，但是並沒有改變金融的本質。過去幾百年的金融泡沫史，讓我們懂得金融出事的三個源頭：投資者貪婪短視、融資者隱瞞信息甚至欺詐、以及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所以金融監管的對策，是通過投資者適當性的方法，讓有能力的投資者直接承擔風險，讓融資者做足夠的信息和風險披露，同時設定足夠的金融中介的准入門檻。

P2P也好，現金貸也罷，技術在一路飛奔向前，但是基於金融的本質，監管的基本邏輯並沒有改變。美國在經歷大蕭條之後，在1933年出臺《證券法》以及後續的法規，要求融資者有責任披露足夠的信息，規定金融機構有一定的准入門檻，以及投資者要有適當性，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做投資的。這些基本邏輯，到今天仍然是適用的。

在這些趨勢之下，我們如何平衡創新發展和治理？應該採用什麼樣的治理原則就顯得相當重要。治理的總體思路應該既給創新留有空間，不錯過歷史的機遇，又遵循金融的本質。在操作層面，我認為可以歸納為價值導向、風險評判、證據支持三項原則。

價值導向，意味著評判金融的第一標準應以客戶需求為驅動，金融的價值取決於是否服務實體經濟。政策和監管層不能因為數字金融有風險就遏制其發展，因為沒有數字金融的發展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奇蹟。

其次是風險評判原則。金融的智慧從來不是為了消滅風險，而是安排合理的機制駕馭風險，讓合適的人去承擔合適的風險。技術創新和風險並非天然對立。技術會處置和消滅一些風險，但是也會帶來新的風險。比如，我們今天處理數據的規模和能力都是過去無法想象的，但是這也帶來了數據安全的問題；今天我們驗證個人身份和場景的手段如此豐富，但這也帶來了隱私保護的挑戰。因此，弄清楚這些新風險並且探索用技術和機制來控制這些風險，需要理性客觀的評判。

第三個原則是證據支持，學會通過邏輯規律和證據的結合去指導未來的機制設計；既不能單純地相信技術會帶來普惠金融，也不能因為擔心有風險就錯過機遇。這三個原則和今年諾獎體現的理念：價值導向、可控方法和證據支持，可以說是不謀而合。

這些原則同樣適用於正在重新升溫的區塊鏈技術在金融中的運用。無論從商業發展還是從治理的角度，我們首先應該試圖明白區塊鏈到底為實體經濟解決了什麼問題，其真實價值來自何處；然後是理解其風險本質和合適的機制。比如各種民間加密貨幣和ICO，由於其自身應用價值的不確定性，決定了其價格波動和高風險。如果涉及到融資，則投資者適當性，融資者的信息和風險披露，以及中介平臺的准入門檻，就需要成為治理機制設計的考慮要素，否則猶如過去，在普惠金融的名義下，泡沫和教訓將再次重演。

言之無道，行而不遠。基於數字技術的奇蹟正發生在中國，但是全世界的學者並不理解這個奇蹟，很多人以為這些奇蹟來自中國治理的不完善，甚至認為是以傷害消費者為代價換來的。雖然中國的發展有自身的問題，但是這樣的觀點是對中國的無知，而我們中國人也沒有把自己的邏輯講清楚。今天的中國在數字金融領域遙遙領先，這樣的成績來之不易。我們做對了什麼，做錯了什麼，值得深刻反思、沉澱方法、提煉洞見。這可以幫助我們走得更遠，對世界也更有價值。

作者為羅漢堂秘書長，湖畔大學執行教育長，編輯：袁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