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27期，原文標題《莫迪改變了印度嗎？：探訪“印度奇蹟”》，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2016年7月20日，在雅馬哈摩托車公司位於印度北方邦的蘇拉傑普爾工廠，一名當地工人正在檢查流水線上

1962年，29歲的牛津大學畢業生維蒂亞德哈爾·奈保爾（V. S. Naipaul）偕妻子離開倫敦，踏上前往印度的尋根之旅。在那之前，他對這片遙遠大陸的印象完全來自童年時代外祖父的隻言片語：在千里之外的大洋中存在一個巨大而朦朧的神秘國度，那裡有著自洽的、與歐洲文明截然不同的原生宗教，並使它的萬千子民永遠帶上了一種特立獨行的烙印。儘管這種雜糅有想象的記憶終結於19世紀末外祖父遷居英屬特立尼達的謀生之旅——那個加勒比海島國也是奈保爾的出生地——卻使未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始終無法迴避“‘我們’與‘他們’（周遭的加勒比海土著及其英國統治者）有何不同”以及“我從何處來”這兩大終極追問。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對自身身份認同的困惑在奈保爾身上表現得越來越突出；“歸鄉”，似乎成為一劑最終解藥。

從那時起直至1988年，奈保爾在超過1/4個世紀裡數次遊歷全印度，寫出了被合稱為“印度三部曲”的三大本長篇遊記。在《幽暗國度》（1964）中，關於血緣和精神故鄉的浪漫想象已然被巨大的幻滅感所取代，作家看到了一個醜陋、浮誇、掙扎在後殖民時代泥潭中無力自拔的現代印度：陳腐黯淡的舊傳統與殖民統治殘留的形式主義夾雜在一起，使次大陸的每一個個體都呈現出荒誕可悲的精神狀態。《受傷的文明》（1976）則開始咀嚼20世紀印度的政治失敗，一度被奈保爾尊敬、崇拜的甘地被證明依舊無法擺脫印度教教義對內在世界的痴迷以及拒絕正視現實世界的盲目，結果遂使對往昔烏托邦的痴迷和自以為是的傲慢被等同起來，最終造成了國大黨（INC）的治理赤字：這個自詡締造了現代印度的政黨，竟只能靠宣佈緊急狀態來維持地位！

到了1990年出版的《百萬叛亂的今天》中，奈保爾終於提煉出了一個足夠豐富的意象，來概括他對現代印度的觀感。遠在1857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文明人”職員曾經對百萬印度士兵（Sepoy）的群起叛亂流露出疑惑：何以這些“蠻人”竟如此冥頑不靈，硬是要拒斥外來者更現代的生活方式，同時拼死追逐他們自己也難以詳述內涵的模糊目標？而在1988年的孟買，奈保爾察覺到一場新的“百萬叛亂”正在醞釀中：儘管尚不確定應當朝何種方向努力，但屬於不同階層、不同行業的人們已經憑本能意識到，墨守對傳統的崇拜、將希望寄託在執政黨身上終究無濟於事。唯有變化、唯有去打破，才有些許可能突破徘徊往復的怪圈。並且印度社會實現自主轉型的關鍵不在於對某種精神彼岸的偏執，而正應立足於對世俗財富和物質世界的熱切盼望。

那時的奈保爾尚不知曉，鉅變在一年之後就將洶湧而來：蘇聯解體使得國大黨政府固守的準計劃經濟模式就此崩塌，印度迎來了市場化轉型。歷經26年的發展，到2017年，印度GDP規模首度突破2.6萬億美元（據IMF數據），上升至全球第6位，距離昔日的宗主國英國僅有一步之遙。而在2014年全國大選中，國大黨以空前驚人的劣勢慘敗給納倫德拉·莫迪領導的人民黨（BJP）陣營，為甘地主義的治國實驗畫上了一個複雜的句號。在那之後，面向全球化的“百萬叛亂”開始沿著自上而下的路徑全面展開：從激進的“廢鈔令”到建立新稅收制度，從進一步放開外資入場到喊出“印度製造”口號，廣泛的變化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

從賈瑪清真寺頂部鳥瞰德里老城市景

今天的印度已經不必再借助尋根者奈保爾之筆記錄其自身，它擁有獨特的自主表達和自我展示窗口——寶萊塢（Bollywood）。2018年6月初，一部頗具主旋律色彩的寶萊塢電影《廁所英雄》（Toilet: EkPrem Katha）在中國上映，它展現了一幅充滿進步主義色彩的圖景：在莫迪政府發起的“清潔印度使命”（Swachh Bharat Abhiyan）運動中，覺醒的青年一代尤其是年輕婦女挺身而出，努力向自己的家庭成員和宗族長輩灌輸一種更健康也更有尊嚴的現代生活方式。但在感動和讚賞之外，它也不禁使人追問：在21世紀的世界裡，倘若一個人口超過13億的大國還在把推廣公共廁所當成頭等大事，則它相較奈保爾的反思，究竟改變了多少？

在2018年，印度依然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富矛盾色彩和神秘性的存在。牛群與汽車會在首都主幹道上並排而行，宗教導師通過Facebook和WhatsApp向信徒發佈指示，超過7%的經濟增長率同時也伴隨著全球最驚人的性犯罪發生率。環境政治學者正在發出比半個世紀前的奈保爾更加嚴厲的警告，他們認為分配不公、族群矛盾和政府的處置不當遲早會導致一場比2002年古吉拉特邦騷亂更加恐怖的大沖突。經濟學家和資本市場則異常看好這個“未來之國”的長期前景，理由是一連串的統計數字——它的青年人口紅利、它在信息科技（IT）以及外包服務業已然打下的基礎，乃至它位於亞歐之間的地理位置。2014年之後，這幅矛盾圖景中又加入了一個同樣複雜的人物莫迪，一位兼有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赤貧階層賑濟者和“國際資本之友”三重身份的強人總理。他那些雷厲風行但又不計後果的“休克”式改革措施，似乎也只有在印度才能持續推行下去。

經濟自由化的“百萬叛亂”開始整整27年後，印度社會到底發生了何種程度的改變？環境政治學者的警告與經濟學家的樂觀，究竟哪一種才是真相？寶萊塢電影中那個怪誕諧趣，同時始終洋溢著樂觀情緒的印度，是否存在於現實之中？帶著這種對“何謂今日印度”的疑惑，我們啟程踏上歷時近兩週的南亞次大陸之旅。

在印度教聖地瓦拉納西，朝聖者躍入恆河水中沐浴禱告

地理的饋贈

1900年，“海權論之父”馬漢上校在長篇論文《亞洲問題》中寫道：“印度處在中國和埃及之間的中心位置，又是通往澳大利亞與好望角的基地。地理位置之利使得其他殖民地的援助悉數在此彙集，以遂行英帝國的總體政策。”這段分析精當地點出了印度在地理特徵上的雙重屬性：它是蘇伊士運河與太平洋之間的重要中介點，歐亞大陸東西兩端之間的海上交通因為這一支點的存在，在物資通過量和安全性上都有了保障。它又是遂行主導性海洋強國的“總體政策”的橋頭堡，俄國西進中亞的鋒芒因為這個側翼接觸者的存在，時刻受到監視和限制。既與開闊大洋相連，又具備介入大陸政治的潛力：印度的戰略價值在地理位置上就已奠定。

不僅如此，廣泛存在的海陸地理屏障，還孕育了印度形成獨立文化系統的土壤：它的西部和西南有阿拉伯海環繞，東南部分面向孟加拉灣，東部毗鄰緬甸的崇山峻嶺和叢林，北部和西北綿延著喜馬拉雅山、喀喇崑崙山脈以及興都庫什山脈的主峰，實際上是歐亞大陸深入大洋的一個半島。在歷史上，只有從波斯—阿富汗高原侵入的征服者能將次大陸一舉收入囊中，而這種情形在南亞歷史上發生的頻率並不算太高。更多時候，以恆河、布拉馬普特拉河、戈達瓦里河等多條內陸河流的谷地為中心，同時存在著多個人種聚落和經濟、文化中心，既互相夾雜又互相融合。即使是令人生畏的孔雀王朝，依然具有四塊相對獨立的經濟和人口腹地，它們也構成今天的德里、孟買、班加羅爾、加爾各答四大都市圈的先聲。倘若再進一步，甚至可以推演出：20世紀後半葉印度政府所制訂的“西攻、北防、南聯、東向”對外戰略，正是對固有地理邏輯的服從與延續。

今日擁有2600萬人口的德里都市圈，扮演的是一種類似調和者的角色：它扼守著喜馬拉雅山脈和印度沙漠之間那條狹窄通道的出口，北面被伊斯蘭文明區所包圍，同時又面朝東方和東北的印度教繁盛區。從那裡延伸出的交通線路和資本、勞動力流通網絡，早在馬拉塔帝國和莫臥兒帝國的年代就開始持續運轉。孟買和班加羅爾的外貿商人們至今依然認為：德里並非指揮者，而是北印度農業人口進入西南沿海地區、轉型為製造業和服務業從業者的中轉站。反過來看，19世紀以降現代印度民族主義和海洋性商業主義的發源地，也是在阿拉伯海沿岸的孟買（經常被稱作“印度的上海”），而非內陸地區的德里（“印度的北京”）周邊。在奈保爾最後一次重返印度的上世紀80年代末，也是孟買的城市居民最早樹起了經濟自由化和市場主義的旗幟。

在20世紀後半葉次大陸的現代化圖景中，德里和加爾各答扮演的是防守者的角色。以德里為軸心，印度從阿拉伯海和克什米爾兩個方向同時鉗制著宿敵巴基斯坦，構成對旁遮普平原的保護。在東北方向，喜馬拉雅山這道天然屏障拱衛著與之平行的新德里—勒克瑙—巴特那—加爾各答城市帶。孟買以及崛起較晚的加爾各答則成為地理攻勢的承擔者，它們不僅負責吞吐全球將近50%的集裝箱貨運量，還是印度洋與太平洋交界地帶最大的濱海經濟圈和金融、服務業中心。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甚至專門發明了一個術語“印太洋”（Indo-Pacific）來形容印度南部的地理重要性：全球常備軍數量排名前10位的國家中，有7個在該地區擁有直接利益。而印度顯然不甘心僅僅充當外圍海洋強國的代理人，他們渴望掌控自己的命運，渴望獨柄太阿。

於是，一幅全新的經濟地理圖景正在浮現：以孟買—金奈—班加羅爾為中心的西南沿海城市帶的價值，正在變得前所未有的突出。孟買以其現有的漁業、造船工業和港口基礎為依託，正在成為集航運、物流、修造船為一體的區域海事中心。那些在達拉維貧民窟內生產出的紡織品、成衣和皮革、金屬製品，將就近在貨運碼裝船，運往西歐、北美和東南亞。有“印度硅谷”之稱的班加羅爾（Bengaluru），不僅承接了從歐美髮達國家流入的電信、金融、醫療和教育行業的落地，還能以這些行業的產出反哺北方內陸和東南亞市場。如同國大黨和印度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尼赫魯所言：“要麼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銷聲匿跡；中間地位沒有吸引力，也不可能實現。”而在今天，成為“有聲有色的經濟大國”顯然已經變成了印度政府的第一要務。

1930年11月，“聖雄”甘地（前右）和國大黨女領袖沙拉金尼·奈都（前左）在倫敦出席英國政府召集的關

甘地的遺產

距離“聖雄”甘地遇刺已經過去70年了，這位現代印度最著名政治人物的形象依然高頻率地出現在紙幣正面、政治宣傳畫上和電視影像中。事實上，在奈保爾開始他的印度尋根之旅前，甘地是他唯一熟知的當地名人。作家曾經寄希望於甘地—尼赫魯主義的現代氣息能為獨立後的印度開創一條不同於宗教盲信的發展道路，但他最終失望地發現：“甘地道路”的反工業化底色和它看似公允的平等主義本質上仍是希望回到古老的印度教傳統，在這樣的指引下不可能誕生任何現代精神。僅此一項，就給國大黨的執政蒙上了深重的陰影。

儘管在1857年的上一次“百萬叛亂”之後，英國政府在印度建立起了名為“拉吉”（Raj）的直接統治制度，但真正受其管轄的僅有全印度60%的土地和75%的人口；其餘土地和居民處在562個大大小小的土邦王公的統治之下，到1947年印巴分治為止始終與現代文明絕緣。1885年在“拉吉”轄區成立的國大黨，同樣會熟練地運用印度教和耆那教教義作為宣傳、動員工具。當在英式法律教育下成長起來的甘地律師從南非回到祖國之後，他近乎刻意地換上了儉樸的土布傳統服飾，並很快成為禁慾主義者和傳統農業價值觀的倡導者。從1920年夏天開始，甘地發起了長達18個月的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以不納稅、不入公立學校、不承認現行司法制度、不擔任公職、不購買英貨等方式對“拉吉”當局進行反制。儘管到了20年代中期，以甘地的門徒帕特爾和尼赫魯為代表的國大黨激進派逐步放棄了不合作行動，開始參與各省的立法會選舉，但其目的依然不是提高“拉吉”的管理效率，而是要鑽進立法機關內部、延宕和破壞其議事日程，使省級政府的運轉陷入癱瘓，最終迫使英國當局在自治和獨立問題上讓步。印巴分治在1947年得以實現，與之具有直接關聯。

直到壽終正寢時為止，英屬印度的“拉吉”政權都不是一個以集權和效率見長的管理者；國大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本色，更使對治理能力的評判標準發生了古怪的扭曲。對帶有剝削色彩的工業生產的拒斥被視為正義之舉，創辦新企業需要經過複雜的審批程序。政治家公開倡導國民有限追求心靈寧靜和寡淡的物慾，以掩飾糧食和消費品供應的長期短缺。與此同時，他們卻又以毫不掩飾的宗派主義對待同為“拉吉”制度受害者的次大陸穆斯林，最終導致了巴基斯坦選擇成為獨立國家。著名制度經濟學家、曾任美國駐印度大使的肯尼思·加爾佈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將國大黨政府的施政風格稱為“郵局社會主義”：看似事無鉅細、勤勤懇懇，內裡卻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視野和公共服務精神。故執政當局雖然終日如郵局職員一般忙碌，意義卻僅僅在於將一切社會公共事務“收納”起來、分類陳列，實際執行效率和收益率近乎原地踏步。

20世紀許多最偉大的經濟學發現是在印度大地上誕生：凱恩斯在這裡寫出了他的第一部貨幣理論著作，阿馬蒂亞·森依靠對1943年孟加拉饑荒的研究，贏得了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令人難堪的是，所有這些著名個案研究都是因為印度的“獨特失敗性”——在那裡存在著全球其他地區永不可能發生的種種經濟災難——而非它的富足和繁盛。奈保爾恰當地指出，甘地主義一方面基於民族情感，激烈地拒斥歐洲殖民者強加給印度人的“異質”管理體制，另一方面卻又將傳統社會的矇昧保守、種姓隔離以及貧富階層固化現象當作所謂“東方美德”加以包裝，並鼓勵底層民眾回到倡導忍耐、輪迴的宗教教義之中，以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即使是在第二次“百萬叛亂”已經箭在弦上的1988年，整個印度政壇依然瀰漫著一種陳腐的懷舊氣息。奈保爾不禁感慨：“今天的甘地主義既不起政治作用，也不起社會作用。它現在僅僅是一種糟糕的妄想。”

在恆河沿岸的印度教聖城瓦拉納西（Varanasi），我見到了甘地主義在21世紀印度的遺孤：一群衣衫襤褸的貧民在馬尼卡尼卡河壇附近焚燒死者的屍體，並將骨灰就近傾倒入水中。就在距離他們不足500米的河上游，另一群貧民正在濯衣、游泳和取水。在孟買的百萬之眾已經選擇擁抱自由市場之後27年，現代物質文明和現代思想似乎仍未抵達深居北方內陸的瓦拉納西。而這座聖城的當選國會議員，正是現任總理莫迪。

“海權論之父”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海軍上校

莫迪是“英雄”嗎？

卡耐基印度中心主任、資深南亞問題研究者拉賈·莫汗（C. Raja Mohan）將獨立以來的印度政治史劃分為三個世代：“第一共和國”從1947年印巴分治延續到1989年拉吉夫·甘地尋求連任失敗，以政治上的國大黨一家獨大、尼赫魯—甘地家族的準世襲傳承、經濟上的自給自足以及外交上的不結盟主義作為特徵。“第二共和國”從1989年延續到2014年拉胡爾·甘地角逐首相寶座未遂，以政治上兩黨制的崛起、經濟上融入全球市場和外交上的“南聯東向”為特徵。而莫迪在2014年的當選開啟了新的“第三共和國”紀元，他需要為週期性衰退的印度經濟注入改革活力，並嚴肅地審視這個新興大國在地區和全球兩個層面希望達成的目標。

早在第一共和國時代，國大黨政治理念的空心化和缺少內部競爭的痼疾就已經暴露無餘。尼赫魯及其女兒英迪拉·甘地、外孫拉吉夫·甘地累計執政超過37年，隔絕於國際市場的經濟政策和反美、親蘇的外交立場在此期間幾乎保持巋然不動的狀態。到了第二共和國時代，擁有絕對話語權的變成了拉吉夫·甘地的妻子索尼婭·甘地；她從1998年起長期擔任國大黨和執政聯盟主席，在相當程度上對總理曼莫漢·辛格的全球化政策形成了掣肘。由於“國父”尼赫魯對自給自足的計劃經濟和外交上的去西方化抱有一以貫之的好感，其家族接班人即使已經意識到擁抱全球市場的必要性，出於維護個人名望的需要，也不得不時時以原教旨尼赫魯主義的辯護者自居。結果遂造成一種奇怪的反差：在經濟政策上最有建樹的兩位國大黨總理拉奧和辛格，恰恰都不是尼赫魯—甘地家族成員；而一旦“國父”的後裔走上前臺，必然伴隨著似是而非的“向左轉”。無怪乎在2014年大選中，倉促披掛上陣的拉吉夫·甘地之子拉胡爾得票率僅為19.3%，刷新了慘敗紀錄。

出生於古吉拉特邦平民家庭的莫迪，與貴族化的甘地家族成員大有不同。他懂得國際資本的需求，也重視最底層民眾的觀感。2014年上臺後不久，他就宣佈將在5年時間內投資13億美元建設9000萬個廁所，使6.26億缺乏基本衛生設施的農村和城市貧困人口（其中半數是女性）也能分享現代生活方式。超過300萬公務員和學生參與了在4000多個城市和鄉鎮進行的調研、宣傳活動，它和頗具爭議的“廢鈔令”一起構成了莫迪政府的執政業績標籤。而《廁所英雄》的劇情，則暗合了莫迪希望營造的氛圍——“英雄”既是力推這一運動的政治家，也是挺身而出的新一代印度市民。“未來之國”的騰飛藍圖，將由兩者攜手繪製。

但這很難說是全部事實。在德里和孟買近郊的工業區，我依然能看到大量簡陋粗獷的露天旱廁，達拉維貧民窟內部的街道上也仍舊遍佈著便溺物。在2017年初，莫迪政府已經悄無聲息地將“清潔印度使命”的規模壓縮了1/3，整個工程再度流露出了熟悉的“印度病”意味。當350多米高的萬人會議中心正在古吉拉特邦金融科技城拔地而起的同時，德里的小工廠主正在和我談論電力短缺、柴油價格上漲給生產帶來的壓力。一切並不會如電影中反映的一般，可以依靠民眾的自發覺悟或者機智幽默的談吐得到解決。這裡沒有歌舞片。

“在鏡子中看到真實的自己往往令人害怕。而電影像是濾鏡，它篩除掉了最令人感到沉重的部分，留下若有若無的希望。”我的好朋友、著名電影攝影師羅攀這樣評價他眼中的當地印度電影。在2018年的印度，我看到的是一個介於“百萬叛亂”和《廁所英雄》之間的世界。移除浪漫主義的濾鏡之後，對“生存還是毀滅”的追問依然在拷問每個人的內心；而在夕陽落山之前，人們拖在地上的影子將變得格外綿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