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與中國的文化交流自一千年前已經開始。漢字為當時沒有文字、只有語言的日本人提供了借鑑。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的漢字深深影響了日語和日本文化。漢字和依照它創制的平假名、片假名，構成了日文的主體。

上海世博會上展出的“日本遣唐使船”

共用漢字，給中日兩國人民交流帶來方便。19世紀後半葉，同樣遭受西方列強入侵的中日兩國交流十分密切。隨著明治維新的逐步推進，日本國力日漸強盛並翻譯了許多西方先進的科學書籍。在此背景下，赴日本留學的中國留學生也逐漸增多。初到日本的他們，就是通過漢字交流的。

梁啟超作為其中一員，不僅學習日語還編著了教材，箇中原委不僅是一個有趣的文化現象，更是時局影響下不得已的選擇。

梁啟超

漢字的優勢——“筆談”

在儘管漢字的讀音與含義，在歷史的發展演變和跨國交流時發生了一定變化，日語也與漢語的差別極大，但共用漢字的中日兩國人民，雖然不明白對方的口語，但還是可以通過“寫漢字”的形式大致理解對方——這正是漢字的魅力和漢字文化圈的優勢。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用“寫漢字”的形式交流，被稱作“筆談”（假名：ひつだん；諺文：필담），這在晚清時期兩國人民尤其是文人的交流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日本路牌 中國人閱讀毫無障礙，但聽不懂這些漢字在日語中的發音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往日本。不懂日語的他，就是通過筆談與日本人的交流的。進行的形式很簡單：兩人坐下各備紙筆，互寫漢字向對方表達意思。但缺點也很明顯：交談的兩人無法隨時配備紙筆，而且效率低下，十分不便。當時，梁啟超與萬木草堂時期的同學羅孝高一道，同往日本箱根環翠樓讀書。羅普比梁啟超早一年到達日本，便成為梁啟超的日語老師。

在羅普的幫助下，梁啟超用心鑽研日語的讀寫方法，很快就能順利地閱讀日語書籍了。在學習時，梁啟超用心將日語的字句結構、語法特點、閱讀書寫方法及自己的體會等記錄下來。僅僅半年左右的時間，梁啟超不僅自已可以使用日語閱讀日文書籍，還把自己的學習經驗加以總結。

僅僅到日本一年多，1900年，梁啟超就和羅普一起創造了一種閱讀日語的方法，編寫出版了專的日語學習語法書，即《和文漢讀法》。這本書很快就在中國留日學生中引起了反響，後來又在上海廣智書局出版並多次印刷。

“和文漢讀法”講的是什麼

對於漢語母語者來說，日文中的漢字有天然的親切感，且能大致猜出含義，但想要精通日語，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日文中13種動詞變化、迥異的漢字發音、大量同音字、假名書寫的副詞和擬聲擬態詞，都是重重障礙。日語學習圈普遍認為，日語是一門入門簡單、深研很難的語言。那麼，梁啟超為什麼能夠用1年半的時間“學會”並編教材呢，《和文漢讀法》講了哪些內容呢？

《和文漢讀法》書影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先要認識近代日文與現代日文的不同。晚清乃至20世紀上半葉的日文中漢字比例極高，對於想速成者而言，已經掃除了文字障礙。梁啟超到達日本後發現：日文中的名詞都用漢字書寫（這也是中國民眾能猜一些日語的原因），不用假名；動詞、副詞、助動詞也多用漢字書寫；僅脈絡詞和句末語助詞在書面表達中是用假名寫的，而這類詞只有幾十個。

左圖為19世紀日語文書，右圖為現代日語報紙，漢字比例降低

19世紀日語文書

在此背景下，梁啟超抓住了日語速通的重點，即其“主-賓-謂”的語序。

凡學日本文之法，其最淺而最要之第一著，當知其文法與中國相顛倒：實字必在上，虛字必在下。如漢文“讀書”，日文則雲“本ヲ読ム”，漢文“遊日本”，日文則雲“日本ニ遊フ。其他句法，皆以此為例。

這是初學日語者對日語的最初感受。漢語中“我吃飯”是“主謂賓”的結構，但是日語中則表達為“私はご飯を食べました”，其實是“我飯吃”的順序。所以看到漢字時，只需把動詞和名詞顛倒順序，就是漢語——基於這一點，梁啟超總結了一條能大致讀懂日語的規律，以非專業角度來看，是正確的。

《和文漢讀法》內頁

基於此，他還按照自己的理解，大致歸納了日語中副詞和助動詞的用法和含義。

愈實之字，則愈在首，愈虛之字，則愈在末。如“不讀書”，則雲“本ヲ読ムズ”。“可遊日本”，則雲“日本ニ遊フベシ”。“不”字“可”字，所謂助動詞也，大抵一句之中，名詞在前，動詞次之，助動詞又次之。

梁啟超根據自己的理解概括了日語的特點．認為愈是實詞愈要放在句子的前面，而愈是虛詞則愈要放在句子後面，並舉例說明在句子的結構中，名詞在前、動詞緊隨其後、助動詞則放在動詞後面的文法特點，大致正確。此外，他還歸納了名詞、數詞、形容詞的辨認方法。

另外，為了速成，他刻意忽略掉困難的部分，但造成誤讀。如在十三節中強調：

如他認為，凡副詞、動詞、助動詞之下，皆有附屬之假名。其假名即上—字之末音耳。日本文法，有許多變化。其精微皆在於此。（即動詞變化最多，助動詞次之，副詞有末音無變化）然漢人視之，毫無用處，量之不理可也。“最好讀書”，則雲“最モ本ヲ読ムコトヲ好ム”。“最”下之モ字、“読”下之ム字，是其變化也。好字下之ム，皆上一字之末音耳。故凡遇緊接於虛字、活字下之假名，暫可置之不理。不然，則徒亂耳目也。

事實上，梁所說的漢字後面所加假名，其實是動詞的一部分，也是動詞活用的基礎，其變化形式、含義隨語境、時態有極為複雜的變化。而動詞的變化，會影響整句話的含義，所以這一處總結的“置之不理”是錯誤的。事實上，這樣的錯誤不止一處。

以上就是梁啟超“和文漢讀法”的基本面貌，那麼根據此法，具體操作如何呢？作者在該書中舉了例子：

原文：単純ナル器物之製造ニ従事スルノ発スル知識ヲ得タルノ時代ナリ

梁的直譯：將發從事於單純的器物之製造的智識之時代也。

梁的意譯：當此之時，人類智識漸發，能製造簡易之器物也。

如何評價《和文漢讀法》

不難發現，梁啟超的日語速成教材並不是為了讓人們精通日語的聽說讀寫，實際上是基於近代日文的特點，針對已經精通漢字的中國人而設計的一種“閱讀日文的簡易方法彙編”。書中沒有語法講解，也不設單詞表，只講作者所理解的日語顯著特點。其實，目的只有一個——讓中國人迅速讀懂日語書，進而讀懂日本人翻譯的大量西方書籍。相對於文字系統完全不同的西方語言，通過漢字學習日語，無疑是相對簡單的。

日本人寫作的西方建築學書籍，漢字書寫、假名注音

這並非梁啟超不求甚解，其實是時代大局變動中的不得已選擇。眾所周知，近代中國積貧積弱，遭受列強入侵，國力衰微。與清朝同為封閉國家的日本，雖遭受了同樣的劫掠，但通過明治維新迅速崛起，國力日漸增強——政治經濟制度向西方靠攏，文化方面也開始大量翻譯西方先進的科技書籍，革新教育制度大力培養人才，國力很快能與歐洲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抗衡。

19世紀末，中日甲午戰爭中國的戰敗，驚醒了中國的有識之士。他們認識到，這個曾經是學生的東方近鄰已經今非昔比。中國的知識分子、青年同樣在尋找國家復興的道路，日本成為了借鑑的對象。當時，國力強大、費用較低、路途很近的日本很快成為許多青年人留學的選擇。在學習過程中，儘管漢字相通，但讀懂日語書還有一層語法的障礙，梁啟超的《和文漢讀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了。

晚清留日學生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提到，他提倡學習日語語的目的，是想通過日語廣泛地向中國介紹、傳播、學習和吸收西方的先進思想文化，以“開民智、強國基”，“將世界學說為無限制的儘量輸入”。

結語

梁啟超的這種做法，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局中不得已的選擇。人們如飢似渴地學習先進知識，快速掌握學習工具是十分必要的，這也是速成教材存在的意義。不過，其中的許多錯誤還是不可取的。因而，近代許多正規的日語教材相繼出版，這些書的體例就和現在差別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