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國曆次貿易戰回顧。

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氛圍由來已久，如果一直向上追溯，甚至可以上溯至美國南北戰爭之前。

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美國發動了8次貿易戰，每次都以提高關稅為核心，打擊對象遍及美國所有盟友（貿易戰打起來，盟不盟友就不重要了）。

這8次貿易戰分別是：

1、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法案，pk對象是加拿大、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

美國將數千種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一口氣提高50%以上；超過40個國家開啟反制措施。

2、1963年的雞肉貿易戰，pk對象是德國、意大利等國。

美歐分別提高對方的農產品進口關稅。

3、1981年的日美貿易戰，pk對象是日本。

里根政府為保護哈雷摩托，日本摩托車徵收45%的重稅；1987年，對來自日本的電視、計算機等電子產品徵收100%的重稅。

4、1982年的軟木貿易戰，pk對象加拿大。

80年代初，加拿大軟木產品大量湧入美國，美商務部決定徵收15%的進口關稅。2002年，美國宣佈對加拿大軟木徵收18.79%的反補貼稅和8.43%的反傾銷稅。

5、1985年的意麵貿易戰，pk對象歐共體國家。

里根政府對來自歐共體國家的意式麵食進口加稅，歐共體對美國的檸檬、核桃加稅進行報復。

6、1993年的香蕉貿易戰，pk對象歐盟國家。

1993年，歐盟開始對香蕉進口進行限制，而歐盟70%以上的香蕉來自拉美國家，主要由美國的跨國果品公司控制。美國宣佈對歐盟價值5.2億美元的產品，徵收100%的懲罰性關稅。

7、2002年的鋼鐵關稅戰，pk對象全球鋼企。

2002年，美國宣佈對進口鋼材徵收30%的關稅，以幫助美國鋼材業脫困。

8、2018年，特朗普的關稅戰，美國VS全球。

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歐盟、北美貿易區、土耳其等國家和地區大量加徵關稅，掀起貿易戰。受影響的產品包括鋼鐵、鋁業、汽車、農產品、消費品等，影響範圍還在持續擴大之中。

二、特朗普的教科書。

上世紀20年代的美國，農產品產量大幅提升。但伴隨產量提升的，卻是價格大幅下跌。

越來越多的農民，將“增產不增收”歸咎於，美國的關稅不合理，認為過低的農業品關稅，讓外國貨衝擊了本國農產品。

但其實，作為農業出口大國，美國農產品已在向外大量傾銷。

可美國農民們眼睛裡，卻只看到了“工業品關稅比農產品高出一倍，讓美國工業界發了財。”

農業選民的怨氣很快成了，兩黨政治操弄的話題。“提高農產品關稅，可以讓農民受益”，變得讓越來越多人深信不疑。

很有意思的是，當時提高農業品關稅的提案，大多是共和黨議員提出的。

因為，共和黨傳統的樁腳是工商業，在農業州的支持率不高，希望藉此挖民主黨牆角，提高自己的支持率。

1928年，赫伯特·胡佛 （不是聯邦調查局的埃德加·胡佛）競選總統時，對農業選民做出承諾，要以提高農場品的進口關稅的方式幫助美國農民。

這導致民主黨票倉倒戈，成功將他送入白宮。

1929年3月4日，胡佛宣誓就任總統。執政初期，胡佛吹噓“美國比以往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於戰勝貧困”。

但打臉來的如此之快，1929年10月美股閃崩，兩天內道指就損失了25%，美國經濟所謂“咆哮的20年代”畫上了句號。

面對，股市崩盤觸發的金融危機，美國國會將其歸罪於國際貿易。

就在風雲際會的氛圍下，兩位主角閃亮登場，猶他州共和黨參議員裡德·斯姆特、威斯康辛州共和黨眾議員威利斯·霍利。

他們提出了，美國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法案”。

公允的說，將屎盆子都扣在他倆的頭上有點冤。

法案最終通過的版本，是一個美國政客和商界博弈的產物，與二人最初的思路差異頗大。

該法案在眾議員通過時，只建議增加845種商品（主要是農產品）關稅，並減少85種商品（主要是工業品）關稅。初衷是降低工業品關稅，單純提高農業品的關稅。

但工業州的政客不幹了，他們擔心提稅的

“好處”都給了農業州，叫囂必須要“分一杯羹”，否則就否決提案。

政客各顯其能的結果是很強大的，參議院金融委員會對提案進行了多達1253處修改。

“斯姆特—霍利法案”簽署前，有1028名美國經濟學家簽署請願書抵制該法案。

汽車業巨頭亨利·福特也在白宮花了一整個晚上，力圖說服胡佛否決該項法案，他稱它為“一項愚蠢的經濟政策”。

而J.P.摩根的首席執行官託馬斯·W·拉蒙特則形容，他當時“就差跪下來乞求胡佛，否決愚蠢的霍利-斯姆特關稅法案了”。

同時，各國政府對在參議院討論的法案也極為關注，美國政府總共收到了，34份來自外國的正式抗議。

但愚蠢是會傳染的，以“孤立主義”為標籤的福特，長了個花崗岩腦袋。

1930年6月17日，一意孤行的胡佛，親筆簽署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

該法案將3200種外國商品（佔總數60%）的關稅上漲，平均稅率從40%升至48%，提升至歷史最高水平。

甚至該法案尚未通過，許多國家便開始對美國，採取了報復性關稅措施。

1930年，加拿大率先對16大類產品提高關稅，佔美國輸往加拿大商品總額的30%。

美國的進口額，從1929年的44億美元驟降66%至1933年的15億美元，從歐洲進口的商品額從13.34億美元，降至3.90億美元。

而美國的出口額，則從54億美元驟降61%至21億美元；出口歐洲的商品額則從23.41億美元，降至7.84億美元。

而受此拖累，1929－1934年間，世界貿易規模萎縮了大約66%。

想搬石頭砸別人腳的胡佛，砸了自己的腳。

法案通過後，美國失業率一路飆升，從30年的7.8%，驟升到31年的16.3%，再到32年的24.9%、33年的25.1%。

當然，美國上世紀30年代初的經濟危機，不能全部歸咎於“斯姆特—霍利法案”。

但這個開啟關稅戰的樣本，能夠在眾多反對之下，從美國參政兩院闖關成功，必然有其深厚的國內背景。

歷史是螺旋上升的，和胡佛腦袋一樣硬的特朗普，也不是從石頭縫裡直接蹦進白宮的。

套用一個網上流行的觀點，“人類的歷史就是，人類從不接受教訓的歷史”。

“最愚蠢”的法案之後，會不會再出現一個“更愚蠢”的呢？

也沒準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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