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10年，正月。85歲的南宋詩人陸游

，一病不起。臨終前，他給兒子們寫了一首遺詩：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人死了，一了百了，但我還是會心痛，痛心看不到國家統一。如果有一天，朝廷軍隊收復了中原失地，家祭的時候，千萬別忘了告訴我，你們的老父親。

陸游的出生，趕上了北宋的末世。他兩歲時，女真族建立的金國滅了北宋，飲馬淮河。

終其一生，陸游都是一個堅定的主戰派，愛國情緒飽和在他的整個生命裡。但是，在他生前死後，南宋均無力“北定中原”，告慰一顆沸騰的愛國心。

然而，最愛君想說的是，包括陸游在內的幾乎所有南宋人，都以北宋的疆域作為大一統的目標，但事實上，無論是宋之前的唐朝，還是宋之後的元朝，都不會認同宋朝是一個大一統的王朝。

整個宋朝都不能算統一時期。我們知道，北宋時，西北有西夏，北方有遼國，至少是三國對峙的情況；南宋時，則是宋金南北對峙。

所以，歷史學家把唐朝滅亡到元朝建立中間這段時間（公元10—13世紀），即五代十國、宋遼金時期，這大約400年，稱為中國的第二個“南北朝”。

今天，我們就來講講中國大一統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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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出來你可能不信，根據史書記載，“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周初分封，“凡一千八百國，佈列於五千里內”。

意思是說，夏商周三代，如今的中原地區一帶，小邦林立，最多時有“萬國”（數字肯定有誇張），後來慢慢吞併、兼併、合併，但到西周，還分出了1800個小國。

可能現在一個縣的規模，就是當時的一個國。

到春秋時代，滅國的數量越來越多，頻率越來越快。據統計，楚滅掉43國，晉滅掉34國，秦滅掉23國，這三家是春秋滅人國排行榜的前三。其他諸如，齊滅10國，魯滅9國，宋滅7國等等，還有很多。大家不約而同走上兼併崛起的同一條道路。

進入戰國時代，就剩下我們熟知的戰國七雄，以及十幾個小國了。

照這個趨勢看，秦滅六國，完成統一大業，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

統一是必然，由誰來統一則是偶然。

歷史學家研究發現，春秋戰國時候的人，已經有大一統的思想。而這種思想，主要來源於殘酷的生存環境。

公元前651年，在春秋第一霸主齊桓公召集的葵丘之會上，參會的諸侯國達成一條盟約，叫“無曲防，無遏糴”。

什麼意思呢？就是各諸侯國約定，不得修建有礙鄰國的水利工程（比如不能以鄰為壑，把洪水排洩到鄰國去），不得在天災時人為阻礙糧食的流通（因為國家小，一受災可能就需要“進口”糧食）。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歷史學家黃仁宇統計，在2117年間，官方有記錄的水災1621次，旱災1392次。

尤其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黃河流域時而潤澤大地，時而氾濫成災。治水，一直就是古代中國的重大現實問題。

葵丘之會的盟約，相當於想建立一個歐盟，共同應對當時的公共議題。但畢竟不是一個國家，自我利益至上，盟約很快遭到破壞。

領土大一些的國家，還好一點，可以在自己的國家內實現資源調配，降低風險。領土小的國家，就真的很渴望形成統一的大國，共同治水和抵禦天災。

梁惠王曾問孟子，天下要怎樣才能安定呢？孟子的回答，像乾脆面一樣乾脆：“定於一。”就是要大一統，天下才能安定。

這是很有見地的一種觀點，在當時的影響也很大。許多國君加入領導統一的行列，都想做“秦始皇”。

美國曆史學家魏特夫，有一個著名的“治水理論”，說水利工程是中國古代農業生產最重要的一環，但要興建、管理和維護水利工程，需要一個高效、集權、統一的政府來實施。

因此，是治水和抵禦災害的共同需要，促使古代中國從諸侯林立走向了大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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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我說出，對中國統一大業和疆域形成影響最大的朝代，我會選擇——

秦漢、隋唐、元清——這三組六個朝代。

具體來說，秦、隋、元均完成了中國分裂時期的統一大業，按帝國分期的話，這三個朝代分別是第一、第二、第三帝國的開端。而漢、唐、清三朝，則是各自所處帝國時代開疆拓土，實現疆域最大化的朝代。

秦始皇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完成大一統，雖然有我前面所說的那麼多時代大趨勢的助攻，但這臨門一腳射得漂亮，拿個最佳射手，實至名歸。

不僅如此，他還通過構建一系列制度，打造一系列工程，讓統一成為中國歷史的常態。

中央集權制的確立，和郡縣制的推行，使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加強。後來對中國統一作出貢獻的歷朝歷代，都沿著秦朝確定的制度，做有益的創新。比如隋朝開創的科舉制，元代創立的行省制，都有利於國家鞏固統一。

秦朝統一後，為了維持中央集權的局面，採取了“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政策。這些政策的重要性，可以這麼解釋一下：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的文化差異不會比現在的歐洲小，車軌、衣冠、法律、語言、文字等等，都不一樣。秦朝將這些統一後，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地區間的溝通障礙，到漢武帝時推行獨尊儒術的措施，進一步減少列國時期形成的文化差異，從而在中國內部塑造出共同的文化心理。

所以，梁啟超說，中國自“秦漢以降，以統一為常軌，而分裂為變態”。

此外，秦始皇修馳道，鑿靈渠，加強地區間的交通和聯繫，從而促進統一。後來的隋朝開鑿大運河，元朝修建全國性驛道系統，道理一樣。這些全國性的交通工程，把各個看似獨立的經濟區粘合在一起。

史學家許倬雲有個論斷，他說：“中國經濟體系，一旦編製成形，可以擴張，卻難以裂解。如果分成幾個地區性的網絡，仍會回到整體大網。因此，中國歷史上，國家分裂時，經濟的重新整合，常早於政權。”

當然，囿於當時的歷史條件，秦朝統一的疆域大約僅相當於今天中國領土面積的三分之一多一點。大約在漢武帝、漢宣帝時期，中華第一帝國的統一疆域才達到極盛。

漢朝的極盛年代，不僅擁有秦朝全部疆域，而且擴展到朝鮮半島北部和越南的大部分。凡是當時適合農業生產的地方，漢朝幾乎都建立了行政機構。與今天中國的領土相比，除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東北大部分，漢朝都有了。

歷史學家葛劍雄說，中國的主體民族稱為“漢人”，就是因為漢朝對中國歷史極其重要，它奠定了中國統一疆域的基礎。

3

西漢大一統的局面，在此後的中國歷史中，成為所有王朝比附和參照的對象。每一個統治者，覺得最能誇耀於世、名垂青史的政績，肯定有一條，就是

自己統治的疆域能夠超越前代。

但有些時代，統一與分裂，非人力所能控制。

秦漢以後，中國大概2000年的歷史中，仍有兩次漫長的分裂時期，各有400年左右時間。這就是中國的兩次“南北朝”：

第一次，從公元189年，董卓入長安，東漢政權瓦解開始，至公元589年，隋文帝平陳，重建大一統王朝為止，整整四個世紀，除了中間西晉大約20年的短暫統一（從280年西晉滅吳到301年八王之亂爆發），中國都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中。第二次，就是我在文章開頭提到的五代十國、宋遼金時期，公元10—13世紀，恰好也是四個世紀左右的分裂、對峙期。

為什麼在大一統的思想和實踐都很成熟的情況，仍然會出現分裂？我在前面引用許倬雲的話，說經濟的一體化會早於政權的大一統。反過來，如果出現分裂局面的反覆，一定也是經濟先出現問題。

就中國古代來說，決定經濟好壞的關鍵要素是人地比——人口與土地的比例。侯家駒在《中國經濟史》中強調，中國兩千年來都處於治亂循環，其關鍵因子主要是人地比例。

一般王朝初期經過戰亂後，人口損失嚴重，地廣人稀，勞動力的邊際產量較大，這時，從事盜匪、起義等暴力行為的成本也較大，導致從事生產的人口多，從事暴力的人口少。政府從事暴力鎮壓的支出就少，稅收相應減輕，因而出現良好的政局。隨著時間推移，人口數量增加，人地比減小，邊際產量相應減少，越來越多人會鋌而走險，從事暴力行為。這進一步增加了政府的防暴開支，加重民眾稅收。累積到一定程度，中央集權政府財政破產，王朝分裂的局面由此產生。

這個過程，一個小週期就是一次改朝換代，一個大週期則是上面提到的兩個400年。

當然，導致人地比減少，除了人口增加、土地兼併等常規因素外，氣候變遷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在農業社會，平均氣溫下降一兩度，就足以摧毀整個社會的生產基礎，極大地削弱國家的經濟實力，連鎖產生各種社會問題。

最典型的例子，是歷史上幾次遊牧民族的南侵，均與全球氣候變冷有關。

氣候變冷，使得遊牧與農耕的分界線南移，壓縮了中原可耕地面積，激化人地比，從而引起上面所說的中央集團財政崩潰，王朝陷入分裂。

而且，由氣候變冷促發的戰爭與疆域分裂在全球都是一樣的。公元1世紀以後，東方的大漢帝國和西方的羅馬帝國，都受到各自邊疆遊牧民族的南下侵襲，這之後，兩個帝國均無法應對而崩潰，疆域陷入分裂期。

所不同的是，羅馬帝國輝煌的文明，隨著帝國滅亡而消失，歐洲進入漫長的長達千年的黑暗中世紀，直到文藝復興時期，羅馬文明才重新影響歐洲歷史；而中國在歷經400年的分裂與動亂後，由隋朝再次完成大一統，從而保持了文明的延續。

在這個意義上，隋朝對於中國歷史、文明與疆域的正面影響，怎麼估量都不為過。但因為隋朝短命，很多人看不起，或認識不到這個流星朝代的重要性。

實際上，隋朝是中華第二帝國的締造者，中國成長為有別於分裂式歐洲的統一性世界帝國。隋朝承上啟下，功不可沒，上承秦漢，下啟大唐。

最愛君以前寫過重新評價隋文帝和隋煬帝的文章。在我看來，隋朝兩個皇帝都很有作為，隋文帝在政治、軍事上完成了中國的統一，但這種統一是相對機械和脆弱的，如前所述，真正有機和牢固的統一是經濟上的統一。這時，隋煬帝修大運河的奇想和魄力，就能印證他的雄才大略。

大運河的修築，不但溝通了南北，而且深刻影響了之後一千多年中國的政治、經濟、地理格局。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有一段話說得很精闢：

我國第二次大一統帝國出現時的客觀形勢，和第一次大一統時有些不同。當第一次大一統的時候，全國軍事政治和經濟的重心全在北方，問題比較簡單。可是到了第二次大一統帝國出現的時候，軍事政治重心雖然仍在北方，經濟重心卻已遷移到南方去了。因此，和第二次大一統帝國出現的同一時間，便發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如何把這已經南移的經濟重心和尚留在北方的軍事政治重心連繫起來，以便這個偉大的政治機構能夠運用靈活，儘量發揮它的作用。能夠滿足這種需要的交通線，是那溝通南北的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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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游是一個悲情的人。終其一生，整個時代都未能走出第二次“南北朝”，他也未能看到祖國大一統的那一天。而且，他的子孫，肯定也無法履行他的臨終叮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因為，平定中原、統一中國的軍隊，不是來自他奉為正統的南宋，而是來自“野蠻”的蒙古人。

他的南宋，同樣滅於蒙古人的鐵蹄下。

我很理解陸游的痛苦，還有那些在南宋亡國時拼死抗爭的英雄的痛苦。但我們對英雄精神的推崇，和對歷史的認識應該區分開來。

從中國統一的脈絡來看，宋朝從來就不是一個大一統的朝代。不僅現在的史學家這樣認為，當時人就已經這樣認為。

1234年，蒙古人滅掉金朝後，一群漢族文人聚集在一起，討論將來怎麼給金朝寫國史。跟我們傳統認為漢人一定敵視遼、金政權的認識不一樣，這些漢族士人生活在金朝政權下，對遼、金兩朝都很有感情。

討論的過程中，一個名叫修端的漢人說，宋朝從來沒有完成真正的“大一統”，對唐朝以後的歷史，以“南北朝”的框架來認識才比較符合歷史實際。

修端強調，按照歷史實際情況來說，金朝平遼克宋，佔有中原三分之二，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南宋對金稱臣侄，已經把天下共主的位置讓給了金朝，所以“自建炎之後，中國非宋所有”，應以金朝為《北史》，宋為《南宋史》。

後來元朝修前朝史，接納了這個觀點，《宋史》《遼史》《金史》三史並立，說明這三朝都是正統，而不是狹隘地僅把宋朝當作正統。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元朝本身不是漢人建立的政權，所以它有需要，也有意識去推行這樣一種觀念：“正統”是天下公器，不是某一個族群所私有，無論哪一個民族，只要它奉行中國的政治、社會、倫理價值與秩序，就是中國歷史上的“正統”王朝。

而宋、明這兩個漢人建立的王朝，仍然堅持“華夷之辨”的正統論。這種狹隘的大漢族正統論，在當今顯然是過時的。我們一直說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而這一定位的形成要仰賴元、清兩個朝代的貢獻。

與世界上所有文明古國經過一輪興衰就全部覆滅不同，中國是唯一延續了數千年文明、歷經多輪興衰仍不致斷裂的文明古國。為什麼中華文明如此特別而幸運？

我們以往單方面強調，這是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和涵化作用使然，不管征服者是誰，我都能把你同化了。但還忽略了歷史上進入中原的征服者，他們本身也認同中國的大一統觀念，並願意加入對正統性的爭奪，而不是我一來就另起爐灶，把中華文明消滅掉。

公元24年，更始帝劉玄派人出使匈奴，要匈奴向其稱臣。匈奴單于不僅拒絕了，還說漢匈本為兄弟，當年匈奴內亂，漢宣帝助我們平亂，所以匈奴稱臣尊漢；如今漢亦大亂，匈奴出兵助漢打王莽，所以輪到你們稱臣尊匈。

可見，從匈奴人開始，邊疆遊牧民族就有進入中原爭奪正統的觀念。後來的所謂“五胡亂華”，也是各民族加入爭正統的序列，跟亂不亂華其實關係不大。匈奴人劉淵直接假託劉氏後裔，建立漢政權，氐人苻堅出兵百萬，發動淝水之戰，以及後來北魏孝文帝的一系列漢化改革，都是意欲爭正統，統一全中國。

如果我們的歷史敘述能夠跳脫漢民族視角，從多民族統一中國的角度重新切入，就會發現，

少數民族進入中國的歷史，與漢民族政權出擊邊疆統一中國的歷史，根本就是硬幣的兩面，是一體的。

德國著名漢學家傅海波有一段話說得很到位，他說：

10至13世紀創建征服王朝的民族，無論契丹、女真還是蒙古，都不是新來者或局外人。他們很久以來就是中國體系的一部分，在建立一個帝國的前後，其政治上、文化上的成熟都達到了相當的程度；他們也絕對不是純粹的遊牧民，不是所謂的遊牧帝國，他們從事混合經濟，進行大規模的貿易活動，本身都是多種族、多語言的聯盟，其中漢人是重要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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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傅海波的觀點，明清易代也應當理解成中國體系內部的改朝換代，而不是外來者對中國的征服。否則，我們現行的多民族政策就無法解釋歷史上的這一幕。

現在網絡上有很多明粉，喜歡黑清朝。但我們如果真正對歷史感興趣，就要學會客觀分辨明、清的歷史貢獻，不要人云亦云，或者抱著強烈的民族情緒去代入這段歷史。

我之前寫過很多明清時期的文章，如同對明朝皇帝的一些做法不敢苟同一樣，對清朝皇帝尤其是康雍乾三朝的做法，比如當時的文字獄、思想控制，也多有批判。我們研讀歷史，是為了更加客觀地認識和解讀歷史，而不是為了更加主觀地去認同和吹捧某段歷史。所以，我希望自己一直保持一種理性、中立的態度，批判該批判的，同時肯定該肯定的。這一點，希望大家能夠體察到。

單從對中國大一統疆域的貢獻來看，明朝遠不如清朝。

明朝皇帝很得意本朝的疆域，自視為大一統王朝的極盛期。但因為缺失了對北部草原地區和西域的有效管轄，這個大一統王朝明顯名不副實。

相反，清朝不僅在明朝的基礎上，實現了更大範圍內的大一統，而且在統治方式、統治理念等諸多方面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開疆拓土方面：

在南方，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兵入臺，鄭克塽降，清朝設置臺灣府，隸屬福建省。在北方，康熙先後三次與噶爾丹部激戰，噶爾丹兵敗自殺，內外蒙古完全統一於清朝。此外，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與俄國訂立了《中俄尼布楚條約》，確定了中俄東段的邊界。雍正五年（1727），進一步明確了中俄中段邊界線。在西北，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不斷征伐，清朝最終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了準噶爾部，鞏固了對天山北路蒙古等族聚居地的統治。兩年後，清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亂，最終統一了天山南北。在西藏地區，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軍入藏，結束了和碩特及準噶爾等蒙古勢力統治西藏的歷史，正式將西藏納入清朝版圖。

全盛時期，清朝陸地總面積1300多萬平方公里。在全國設置了18個省，盛京（奉天）、吉林、黑龍江、伊犁、烏里雅蘇臺5個將軍轄區，以及駐藏大臣、西寧辦事大臣和蒙古的盟旗。

統治方式方面：

根據邊疆地區各民族原有的社會組織機構，設置了不同的行政管理體系。在東北地區，實行軍府制度下的旗、民分治。在蒙古地區，實施盟旗制度，對蒙古諸部分散編制，分而治之，並通過封授爵職、政治聯姻、朝貢互市和藏傳佛教等，加強滿蒙之間的關係。在新疆地區，設伊犁將軍統轄天山南北，並推行軍府制度為主，郡縣制、盟旗制和伯克製為補充的統治制度。在西藏地區，通過設置駐藏大臣，頒佈《欽定西藏章程》，創立“金瓶掣籤”制度，實行政教合一的統治，強化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理。在西南地區，一開始沿襲明代的土司制度，利用地方民族上層實施間接統治；雍正時期起，實施“改土歸流”，用流官取代土司，納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統治之下。

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版圖，超越了歷史上的任何一個王朝。

正因為清朝不是漢人建立的政權，統治者很在意統治的合法性問題，嚴厲反對“華夷之辨”，主張“天下一統”“華夷一家”。雍正寫《大義覺迷錄》，其中就在批判“華夷”觀念不利於民族和睦。也正是在清朝，長城才真正失去了屏蔽農耕與遊牧族群交流的功能，加速了邊疆、內地“一體化”的歷史進程。

清朝統治者觀念的變化，以及邊疆統治的經驗，最終促成了大一統中國疆域的形成。

如今，歷史學家界定中國的歷史疆域，基本都是以極盛時期的清朝疆域為標準。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清朝，我們這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會推遲到什麼時候。

1840年以後，隨著世界局勢的變化，清朝被拖入割地賠款的境地。這是晚清史淪為痛史，清朝最終被黑的主要原因。但平心而論，中外對戰落敗的結局，是中西兩種歷史模式在近代相遇的一個結果，不因統治者是不是滿清而改變。

而清朝在應對這個淪喪的過程中，確實也做了一些有效的努力。在保衛邊疆方面，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允許人口遷徙，極大地加強了邊疆民族與漢族融合的廣度和深度。

據統計，從清初到道光朝中葉，中國內地大量移民進人邊疆地區。關外東北地區至少有移民150萬人，蒙古地區約計移民100萬人，新疆地區約計遷入50萬人，雲南、廣西合計約遷入200萬一300萬人之間，臺灣約遷入150萬人。至鴉片戰爭前後，內地共約有700萬一800萬人遷移到邊疆各地、海島。

這麼大規模的移民，意義重大。正如葛劍雄所說，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時候，日本侵略者面對的是我們在東北的3000萬同胞，只能扶植了一個傀儡，建立了偽“滿洲國”。要是東北還是沒有人，或者人口稀少，會是什麼結果？

臺灣也一樣，在1895年日本侵佔前十年，大批移民遷入臺灣，確保了臺灣在日本殖民50年後，仍能平安迴歸中國。要是沒有清朝的鼓勵移民，被日本殖民50年，臺灣會是什麼結果？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希望大家可以更冷靜地評價一個朝代的功與過。

而我們最終的目標，是實現中國的大一統，這歸根到底是對歷史的交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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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商務印書館，2013年

侯家駒：《中國經濟史》，新星出版社，2008年

江媚：《怎樣認識10至13世紀中華世界的分裂與再統一》，《史學月刊》，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