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情報界，英國人一直享有極高的聲譽。1909年成立至今，英國情報組織已經走過整整110年的光輝歲月。可以說，英國的情報組織是情報界的“開山鼻祖”，同時，它們也承載了無數文學和電影藝術作品的想象。
影視作品中呈現的間諜用具
然而，傳記作家安德魯·博伊爾指出，英國情報部門最明顯的特點，竟然是“非專業性”。在募集工作人員時，英國秘密情報部門遵循這一條主要原則：“凡是紳士都是可以信賴的，他們都會願意從事秘密情報工作，紳士階層的成員散發這種神秘的優越感完全像呼吸一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電影《王牌特工》就呼應了這種看法。影片中，由科林·費爾斯主演的哈利是間諜組織的重要成員，他的著裝、氣質、學識和他的口頭禪“manners maketh man”無一不讓人感受到英國紳士間諜血脈的傳承。
《王牌特工》中飾演紳士間諜的科林·費爾斯
《柏林諜影》作者、曾為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工作過的約翰·勒卡雷在他的回憶錄《鴿子隧道》裡也對紳士間諜的概念做出了回應：“你必須先引起別人注意，讓他們主動過來挑選你……想要被選上，那你得有天生的好運。你必須上好學校，最好是私立的，然後上大學，最好是牛津劍橋。”
這大概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英國情報組織這麼熱衷於招募作家了。在英國，作家們普遍念過公學，受過牛津劍橋的精英教育，充滿想象力和細緻的觀察力，作家身份也給他們帶來出行的便利，使他們不易被懷疑，這類代表有威廉·薩默塞特·毛姆和格雷厄姆·格林，他們在被情報部門招募前就已經是成熟的作家了。
但間諜和作家身份又彷彿不是簡單的一個為另一個打掩護的關係，而更像是相互成就卻也相愛相殺的關係。這在約翰·勒卡雷的經歷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這名大作家就將自己的寫作素養完全歸功於軍情五處總部頂樓那些受過古典式教育的高級官員——“他們一副幸災樂禍的老學究模樣，抓起我的報告，對我那些炫耀式的從句和毫無必要的副詞表達了極力的藐視。然後在我朽木不可雕也的文章頁邊空白處打上分數，以及諸如‘行文累贅——注意省略——論證缺失——結論草率——你真的是這個意思嗎？’之類的評論。
我遇到過的編輯們都沒他們這般嚴苛，或者說沒他們這般正確。”
年輕時的約翰·勒卡雷
感謝軍情五處總部頂樓那些受過古典式教育的高級官員們，但他們也只是勒卡雷成為作家道路上的小小插曲。這個原名大衛·康威爾的人其實從出生就註定會成為作家。
格雷厄姆·格林有言“童年就是一個作家在寫作上的信用卡餘額”，在這個意義上，約翰·勒卡雷可說“生來就是百萬富翁”。
年輕時的格雷厄姆·格林
約翰·勒卡雷原名大衛·康威爾，父親是個被軍方記錄在案的軍火販子。在日後的採訪中，勒卡雷回憶到自己的父親龍尼曾被德國國家安全機構“史塔西”追蹤過。在史塔西的檔案裡，記錄者對龍尼的描述是“富有的英國商人”，此外，還記錄了一次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從維也納派特工去找他談生意的事件。
為了假裝出身貴族，龍尼把小大衛送進了伊頓公學。但小時候的他卻總需要為是否會因無法按時交學費被開除而擔憂。除了學費，小大衛還需要為總把事情搞砸的“不入流”父親的“生意”操心。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曾被父親派到巴黎去找巴拿馬駐法國大使“解決”某些金錢上的事務。受到父親的影響，大衛·康威爾在很小的時候就熟練掌握了各種躲避債主的騙術。
17歲時，為了脫離父親掌控的大衛·康威爾逃離英國，來到瑞士求學。童年的環境和從小所受的精英教育，使大衛·康威爾成為秘密情報機構最理想的招募對象。
時年19，還在讀大學的大衛有一天被邀請到校長辦公室，校長給了他一個“去倫敦見幾位有趣朋友”的機會。當他接受這個提議之後，就收到了一封印著官方壓花、顯眼醒目、雙面密封的淡藍色信封，邀請他前往白廳的某處。大衛·康威爾的間諜生涯就這樣開啟了。
康威爾在波恩擔任間諜的任務是密切注視西德的政治動向，及時將情報發送國內。1952年，康威爾返回英國，入讀牛津大學，同時為軍情五處工作。到了1960年，康威爾被調入軍情六處，在英國駐波恩大使館外交官的身份掩護下進行情報活動。據說，那時的他還被指派收集柏林牆建造過程中每一步的進展情況，並幫助有價值的東德情報人員倒戈。受過間諜強化訓練的康威爾在回憶錄裡也記敘了在這個期間，他陪同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弗裡茨·埃勒在唐寧街十號拜會當時的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的故事。
前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
也是在這段時間，大衛·康威爾利用業餘時間創作完成了自己的處女作《召喚死者》。由於軍方規定間諜不可以用真實姓名發表出版物，“約翰·勒卡雷”這個名字才得以閃亮登場。“我的名字，約翰·勒卡雷，以及我的小說人物喬治·史邁利於1958年同時誕生在我的第一部小說的第一頁上。”
1963年，約翰·勒卡雷用了6周時間，寫完了日後給他帶來名聲、財富以及麻煩的《柏林諜影》。付梓前，情報機構領導審讀了全書，確保他寫出的是一個與現實情報世界無關的虛構故事，才給這本書放行。
大衛·康威爾——或者說，約翰·勒卡雷——的間諜生涯和寫作生涯交織的日子卻最終被世界間諜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間諜之一——畢業於劍橋大學的英蘇雙面間諜金·菲爾比終結。值得一提的是，金·菲爾比還是格雷厄姆·格林在情報機構工作時的上級。勒卡雷也透露金·菲爾比是“照亮《鍋匠，裁縫，士兵，間諜》創作的光”。
被印在郵票上的金·菲爾比，圖片來自參政消息。
任職於情報機構的經歷自然會成為作家們筆下最寶貴的素材，然後經驗被放大，變成充斥香車和美女的浪漫化敘事。勒卡雷卻從不向讀者兜售這種好萊塢敘事式的想象空間。得益於自身經歷，勒卡雷深知間諜不是永遠走運的不死鳥——他們會經歷危及生命的事故，也有著處在灰色地帶說不清道不明，並苦苦尋不見答案的現世困惑，正如他“清算一切”的回憶錄《鴿子隧道》的名稱來源——有一種鴿子天生就被培養成狩獵遊戲的靶子，它們飛越專門修建的漫長隧道，而出口就是獵人們的槍口。“鴿子隧道”彷彿間諜活動中的某種代號，隱喻著“冷戰”時期終極的隱秘和虛無。他筆下的間諜們，首先是具體的、脆弱的、血肉豐盈的人，其次，才是從事諜報工作的專業人員。
約翰·勒卡雷唯一回憶錄《鴿子隧道》
當然，這些經歷和素材也會給作家帶來麻煩。勒卡雷在《鴿子隧道》中回憶道，自己曾遭前情報組織領導當著他的面向史邁利的扮演者亞利克·基尼斯吐槽：“就是這位年輕的大衛，以及他的個人喜好，使得情報局在招募合適官員和獲取資源上都變得更加困難了。他們讀他那些書，然後就打消了念頭。真是再合理不過的事了。”
這種溫和的吐槽還算小事，勒卡雷還遇到過前間諜同事因為他對情報組織的某些描寫而要揍他的情況。勒卡雷在他的回憶錄裡回憶到同為間諜的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曾差點因為小說中“精準描繪了英國大使館情報主管與外勤特工之間的關係”而遭情報組織起訴。對此，格林的反擊是二十年後送給他們一本《人性的因素》，書中描繪的情報組織不僅僅是傻瓜，還是殺人兇手。
雖然相愛相殺，間諜轉行成小說家的傢伙們還是為情報部門省去了很多麻煩事——
“先生，在您最新的那部小說裡——”有個真誠的美國記者問我，“您的一個角色說，如果他以前能夠寫作，就不會變成叛徒了。那麼，能不能請您告訴我們，如果一開始沒能寫作，您會變成什麼樣的人呢？”在給這個危險的問題搜尋一個安全答案時，我心想，我們的情報組織是不是應該感謝感謝我們這些轉向文學界的叛徒。與其他任何可能掀起腥風血雨的方式相比，寫作簡直像小孩玩積木一樣人畜無害。有多少處境困難的間諜希望愛德華·斯諾登當初選擇去寫小說啊。《鴿子隧道》裡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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