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

清人谷應泰，在其編撰的《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七》中，記敘了成化年間權閹汪直專權用事的歷史。

其間有這麼一條記載：

（成化十五年）冬十月，遼東巡撫陳鉞請討海西，以撫寧侯朱永為總兵，陳鉞提督軍務，汪直監之。直既至遼東，有頭目郎秀等四十人入貢，遇直於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出塞掩不備，焚其廬帳而還，以大捷聞。論功，加汪直歲祿，監督十二團營。朱永進保國公，陳鉞戶部尚書。

此處說的是成化十五年明軍征討建州之役，若是單看此節，怕列位都會忍不住破口大罵，簡直是閹豎誤國！

大軍出征海西（今哈爾濱以東阿什河流域），太監汪直竟然誣殺女真入貢使團，然後焚燬了幾處廬帳，就假報大捷，最後還因功掌禁軍十二團營。

你說可氣不？

同樣的情節在清人夏燮所著《明通鑑》內，也可以看到：

是月（成化十五年閏十月），汪直、陳鉞等出塞，掩殺貢使六十人。——《明通鑑·卷三十四》

從這兩處史料來看，成化十五年的建州之役似乎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笑話，殺良冒功，當真遺臭萬年！

但是有意思的是，在清朝官修史書《明史》中，關於此戰役卻語焉不詳：

冬十月丁亥，撫寧侯朱永為靖虜將軍，充總兵官，汪直監軍，御伏當加。十二月辛未，論功封朱永保國公，加汪直歲祿，升賞者二千六百餘人。——《明史·本紀第十四·憲宗二》

你沒看錯，就那麼簡單一句話，明軍抵禦伏當家（女真頭目名），然後便是對戰後相關人等的封賞，至於戰役過程發生了什麼，一片空白，也未見汪直等殺貢使的情節。

而且就連汪直、朱永等在《明史》內的本傳中，也同樣的對此役一筆帶過，不多提及，似乎諱莫如深。

詭異乎？

如果此戰真如《明通鑑》和《明史紀事本末》所描寫的那樣，只是太監汪直和相關將領所編織的一場謊言，那麼《明史》編纂官們大可以大書特書，既能抨擊前朝政治昏暗，又能警醒後世宦官干政之害，何樂而不為呢？

邏輯上既然有所不通，《明史》記敘上又似故意遮掩，兩廂之下，汪直監軍的建州之役怕是沒那麼簡單。

其中真相到底如何？筆者接下來將會為大家一一揭秘。

《明實錄》、《國榷》中的建州之戰

《明實錄》是明代歷朝官修的編年體史書，由於它按照年月日為條目，詳細記錄各個皇帝的詔敕、律令，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大事，是史學界公認的研究明代歷史最為基礎、權威的史籍。

那在《明實錄》當中又是怎樣記載成化十五年的建州之役一事呢？

《明憲宗實錄》冬十月丁亥條內，說明了此次征討建州的原因是“建州女直伏當加，以不得為都督，聲言來寇遼東”且“往年建州三衛構海西、毛憐，累犯邊境”所致。在命汪直、朱永等率軍進剿的同時，成化皇帝還令朝鮮國王李娎出兵夾擊建州女直（女直即女真別稱）。

至於殺貢使冒功一事，實錄上也有相關出處，但情節卻與《明史紀事本末》內大相徑庭。

成化十五年閏十月壬申條內言及，在汪直等趕赴遼東後，通過遣使招誘等手段捉到了建州夷人郎禿等四十人，但汪直沒有殺他們，原因是“建州三衛法當殄滅，若今日縱還明日復為邊患，欲進兵征剿，恐兵部復以為殺來朝者家屬”。

也就是說，郎禿等四十人雖說是汪直等招誘而來入貢，可畢竟有朝貢使者的名分在，不僅郎禿等人不能隨意殺掉，而且大軍也不能趁機征剿女真城寨，就是怕被扣上擅殺來朝者家屬的大帽子。

因此這場誘捕郎禿等人的行動，被汪直等人如實上報給了朝廷，成化皇帝得悉後下詔：“郎禿等既招誘來貢，且拘留於邊，仍敕汪直等便宜行事。”爾後郎禿等人被械送京師，由都察院和錦衣衛禁錮看管，戰爭結束後，除五人被斬，其餘編戍兩廣、福建。

從實錄上的文字記載來看，汪直等不僅沒有殺使冒功，而且在征剿過程十分的謹慎，基本顧及了師出有名的大義名分。與《明史紀事本末》中先殺貢使，再趁機焚燬廬帳報捷，簡直一黑一白判若兩端。

至於戰役過程，在成化十五年十一月總兵官朱永給朝廷的捷報中可一窺究竟：

建州賊巢在萬山中，山林高峻道路險狹，臣等分為五路，出撫順關，半月抵其境，賊據險迎敵，官軍四面夾攻，且發輕騎焚其巢穴，賊大敗，擒斬六百九十五級，俘獲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餘寨，獲牛馬千餘盔甲軍器無算。

按照明軍嚴苛的“計首軍功”制度，敵軍傷亡數目與斬首數量是兩個概念，因射打而造成的敵軍傷亡是不能計入斬首數的，故僅以建州之戰的斬首數看，此役絕對是場少見的大捷！且考慮到建州女真的人口不多，可戰之青壯損失嚴重，城寨又被搗毀四百五十餘處，可以想象這對建州女真部來說無疑是一場毀滅性的打擊。

同樣的，在明末士人談遷所編著的《國榷》中，也可見建州之役的相關記載，內容與實錄相類，當然這也是因為談遷取材《明實錄》，多方考證的緣故。

那麼《明實錄》與《國榷》的記載是否一定就符合史實？其實我們分析下明中前期與建州女真的關係變遷，大致就可以推斷出實錄所載的建州大捷絕非虛言。

明朝前、中時期與建州女真的關係變遷

自洪武四年，明太祖在遼東設置遼都衛後，明朝政府就開始接觸女真部，並對之招撫。永樂元年，明成祖朱棣首設建州衛，封女真首領阿哈出為指揮使，正式對女真人施行羈縻統治。

之後永樂、宣德兩朝，在明政府的大力招撫之下，東北女真諸部紛紛歸附，除了建州衛外，明廷又在各女真部落聚集區廣置羈縻衛，建立了一套軍政合一的地方行政體系。

當然明朝政府對女真的羈縻政策，可不僅僅是建立衛所機構那麼簡單，更是在經濟上給予優渥的照顧。

不僅與女真各衛開展朝貢貿易，在女真頭目定期到京師朝貢時，給與撫賞、回賜，並許使團在京城貿易；而且明廷還開設遼東馬市，為女真各部交換生產、生活必須物品，豐富女真部落物質需求，促進了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

因此在明朝初期，基於大明的強盛國力，建州、毛憐等衛女真完全臣服於大明統治，其首領也曾多次受命隨明成祖出征蒙古，累獲嘉賞。

但這樣的蜜月期從正統年間開始轉變。

首先建州女真內部彼此矛盾重重，爭權奪利之事時有發生，建州衛先後析分出左、右二衛。從正統七年起，建州三衛成型，首領分別為凡察、董山、李滿住。

因為女真部當時還處於早期漁獵文明，經濟水平落後，物質匱乏，在和農耕文明接觸後，農業生產還處於起步期，對人口的需求很大，這就造成女真人時常擄掠遼東漢人與朝鮮國人為勞動力從事耕作。

這種入寇擄掠的情況，隨著正統時期大明國力日益衰落而愈發頻繁。

正統初期，瓦剌在也先的領導下崛起，女真部也與之暗中勾結，屢寇遼東，引起明廷強烈不滿。也是因為建州女真離遼東邊境太近，若徹底叛服瓦剌，對明廷的軍事壓力將是非常大的，為此明英宗曾多次敕諭建州等七十五衛所女真首領，不得生事，私通夷擄，引寇為患。

但在正統十四年土木堡之變後，明英宗被瓦剌俘虜，喪師辱國，國力急轉直下，建州三衛多轉投瓦剌，與之呼應。比如李滿住、董山等頭領曾在瓦剌屯兵廣寧、遼東時，聲言將擊遼東，並付諸行動，搶掠人畜，圍攻撫順。

直到京師保衛戰後，明朝與瓦剌局勢逐漸保持安定，建州諸衛在明廷的軍事打擊下，又重新恢復從屬關係，但一直到明憲宗成化皇帝繼位為止，建州女真仍時而朝貢，時而寇擾從未斷絕。

成化三年正月， 海西、建州女真復入寇鴉鶻關(今新賓葦子峪鎮三道關)，三月復入連山關，掠開原、撫順，窺鐵嶺、寧遠、廣寧。

而後受明廷招撫的建州左衛都督董山等，在入貢京師時態度囂張，索求無度，還出言恐嚇禮部官員歸且復叛，加之遼東仍受女真侵擾不止，成化皇帝震怒，與兵部商議後，拘殺董山，並委武靖伯趙輔為總兵官征討建州，此為第一次建州之役。

是役，明軍擒斬千餘，釋放被擄人口一千多。

遭受打擊的女真各部雖然老實許多，但沒過多少年又開始寇擾不止，這才有了成化十五年更大規模的征剿行動。

其實說起來明廷與女真的矛盾衝突，根源在於女真當時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

漁獵社會向農耕社會轉變，靠掠奪擴大財富，增加奴隸是最為便捷的途徑。而明廷與女真之間的朝貢貿易、馬市交易，並不能完全滿足女真巨大的物質需求。

況且在朝貢過程中明廷的回賜豐厚，本就難以維繼，在對女真貢使人數大加限制後，在加上馬市中的各種摩擦，擄掠就成了女真人的首選。

在成化皇帝對女真部兩次征剿後，原本發展強盛的女真各部衰落下去，重新恢復到最初的分散、微弱狀態，在明後期女真再次壯大之前，自然要主動的嚮明廷朝貢稱臣。

反映在史書上就是，女真諸部寇邊記錄幾乎絕跡。

所以比照女真人在成化十五年前後與明廷的關係，就可以斷定汪直那次戰役大捷必然是真實無訛，且卓有成效，絕非殺了數十貢使謊稱大勝那般荒誕。

也正是明軍的大勝，清人在修撰《明史》時才會有意略過此節，不多提及，無他，為尊者諱嘛！

那麼作為私家著述的《明史紀事本末》和《明通鑑》，在此節的錯訛是否也是如此原因，而故意曲筆呢？

《明史紀事本末》和《明通鑑》此處謬誤因何而來？

《明史紀事本末》是由清初谷應泰官至浙江學政時﹐延攬名士，耗時五年，共同編纂而成。有意思的是此書的主要史料來源，取自張岱的《石匱藏書》與談遷《國榷》，其他錯漏暫且不論，單以汪直用事卷內所載建州之戰就與《國榷》毫不相同，著實奇怪。

那我們往前追溯一下，因為《明史紀事本末》取材廣泛，不論明代官方史書亦或私家筆記都有博採，那事關汪直殺使冒功一節是否出自明人野史筆記？

還真是，在晚明史家何喬遠所著《名山藏·卷之九十五·宦者雜記》中有汪直征討建州時，“建州夷六十人入貢，遂掩殺之，出不意入建州，建州夷悉逃匿，直殺擄老弱焚其廬幕，掘枯骨為功”。

《名山藏》中所載比《明史紀事本末》中更離譜，不僅故事情節相類，而且更加的令人瞠目結舌，“掘枯骨為功”，明朝軍功制中可沒這麼一條！

可推斷《明史紀事本末》事關汪直建州之戰的記載，應該改編自《名山藏》。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在《名山藏·卷之十六·典謨記》中，關於成化十五年末的建州之戰，卻記載為“十一月戊戌，月食，朱永襲敗建州夷”，並未有殺使冒功一說。

可以揣測，這也許是編著者有意針對權宦汪直的一次抹黑。

何喬遠生活的年代為主要為萬曆中晚期至崇禎早年，那時正是宦官當權、政治活動頻繁的時期，出於對宦官干政的痛恨，何喬遠將王振、汪直、劉瑾之流的權閹單獨列為《宦者雜記》敘述其“惡行”，警示世人，箇中有所曲筆誇大也不足為奇。

而谷應泰在清初編纂《明史紀事本末》時，則可能出於當時政治高壓，故意採納《名山藏》所載，以迎合統治者，也猶未可知。

畢竟在《明史紀事本末》中，凡涉明滿關係處，不敢有絲毫提及 ，這也是此書雖為私家編著，卻受清廷認可，成為少有得以刊行的明史專作。

至於《明通鑑》，其編纂者夏燮，晚清官宦，成書於同治年間。按說那時文字獄的高壓政策早已消弭，西風漸進，漢族士大夫的地位也隨著太平天國運動而愈發重要，根本沒必要對前朝明滿之事有太多顧慮，關於成化建州之役更應該客觀才是，可實際內容卻與《明史紀事本末》如出一轍，著實令筆者費解。

但筆者在翻看夏燮於卷首所寫的“義例”自序時，偶然發現一段文字，謹摘錄如下：修史必取徵《實錄》......予所得《實錄》僅五朝，而首尾完具者，永樂、正德、嘉靖三朝而已。

《明實錄》是明朝官方修撰，本藏書皇史宬，並不對外開放，直到萬曆十六年，明神宗命大學士申時行對實錄進行謄抄，這才有機會令翰林院的官員們抄錄各朝實錄，流傳民間。

但也正是抄錄的緣故，民間的傳抄本自然不可能像宮廷保存的那樣成套完整，加之明末清初戰亂的緣故，更是讓傳抄本卷帙散亂。當初談遷修《國榷》時，就耗費了二十餘年時間，廣借藏書，這才著史完成。

因此可以理解，在無《明憲宗實錄》參考之下，夏燮自然只能廣徵博採，正如其在序中所言“參證群書，考其同異，有疑則闕，擇善而從”，出現錯漏倒也在所難免。

以上，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