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於曉敏）陽戈回到香港，容正親自接機。個子高大的容正擔心見到陽戈太激動而令心臟承受不住，專門備了速效救心丹去上機場。九年時間，他們兩人變化都不算太大，彼此都一眼認出了對方。機場的人聲鼎沸也未沖淡雙方心跳的聲音，他們滿腦子的往事如昨，真願意此刻腦海中的一切閃現停留下來。他們的雙眼都溼了，久久地看著對方……
陽戈從此日思夜盼舒智強的電話。這種等待很煎熬，其中夾雜著陽戈做出的最壞的更艱難地面對未來的準備。既然與容正會合了，完成戰友的遺願就可以開始實施了。陽戈與容正商量成立了一個戰友互助會，容正牽頭，陽戈暫時在裡面不露姓名。陽戈拿出一部分錢，連同需要幫助家庭的名單，一起交給容正，託付容正先來辦理。給魯大望家庭的錢較多，三千塊錢，足夠魯家為魯大望的哥哥蓋個新房。這些錢都是以戰友互助會的名義資助的。當然，在將來自己的名譽清白後，陽戈要一一去看望這些犧牲戰友的親人，他還要帶著魯大望的姨媽——就是魯大望再生的娘，到醫院鑲上一口好牙……
陽戈給華翎的每日一信的想法就是這次回香港後開始產生的。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寫下了第一封信。選擇這個日子，既有儀式感，又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陽戈正好二十九歲，放逐自己已十年。十年的思念與牽掛，放逐與心念迴歸的矛盾衝撞，不肯懈怠人生的每一天努力，九死一生的一切死也難生更難的際遇，一切的一切，像連綿巨浪一峰接一峰地在腦海中翻湧，每一封信的敘事都無重複，唯有思念，是巨浪交響中的往復迴旋。“我苦故我在”“我思故我在”，都濃縮在一封封沉甸甸的信裡，實際上這些信就是十年漂泊的追憶。這些信暫時不能發出，既是寫給華翎，也是寫給自己。
副武官馮仕賢回來了。
他把陽戈的文字證據彙總齊全，特意告假帶給舒智強。
馮仕賢首先取出一張報紙，屬於Y軍戰區軍報，紙色有些發黃，但完好無損，字跡清晰。日期是那一年的五月十八日，在第二版上，左下方有塊巴掌大的文章：“五月十七日凌晨，敵軍一小股力量潛入我軍某部指揮所，綁架我軍官一名，打死打傷我官兵多人。我警戒分隊火速趕到，敵人逃竄，我窮追不捨，與另一支分隊會合，全殲了這股敵軍。其中有一敵兵子彈射盡，企圖拉響手榴彈自戕未遂，被我生擒。在用卡車押運俘虜營途中，該名敵兵掙脫捆綁，奪槍打死我車廂上押運的三名士兵，跳車逃逸。目前我軍某部與當地民兵正在拉網搜查中……”
舒智強說這份報紙雖有誇大不實之處，比如“與另一分隊會合，全殲了這股敵軍”的說法，但對陽戈的實際行為陳述清楚，與陽戈自己的陳述完全吻合。
第二點證據是當事方俘虜營提供的戰俘名單。被俘人員都在當年二、三月份之間。名單後附有一封證實信件，說明自四月以後，兩國邊境的東段，再未捕獲任何中方軍隊俘虜。曾在五月十七日前方部隊通知正押送一名中方軍人來戰俘營，做好接應準備，但等到第二天也未送達，隨後通知此名俘虜途中逃脫，待審俘虜任務取消。
這個證據是馮仕賢通過外交途徑斡旋，委託對方一名外事部門的軍官到當時的戰俘營，後改為彈藥庫的負責人那裡，查閱了備份的全部戰俘和雙方交換戰俘的明細表後，協商那負責人當場寫下證實信，簽名蓋章，交付馮仕賢的。
第三點證據是當事機關對自己軍官被俘獲掠走，中方人員逃脫事件的通報批評複印件。
第四點證據是敵卡車司機針對當時押運陽戈所發生情況的說明，大意是，甦醒來的中方軍人，殺死了車廂上三名押運兵，然後跳車逃逸。說明中詳細描述了卡車司機通過後背窗的發現，他寫道：“我感到驚心動魄，像看驚險電影一樣，我看到飛起武功腿的敵兵長在左腿接近腳踝部位上的刺青。我沒看錯，那刺青絕對是三色組合，半月形的圖案。我猜測這有可能是敵軍發展的一個新型組織，招收的都是武功高強的人，三色半月形刺青大概就是這個組織的圖標。我們之所以付出巨大犧牲又沒有完成任務，實在是遇到了邪門的敵魔。”這就表明這個證據在陽戈的身上。
還說什麼呢，舒智強一個堂堂的大副市長，像個孩子似的對有著端正的禮儀養成的外交官馮仕賢高叫起來：“太棒了”“這個有說服力”“這個鐵證如山”“這個太難得了”……喊得馮仕賢武官的眼睛跟著一眨一眨的。
馮仕賢說：“這些證實材料比較全面了，你看可否足夠證明陽戈的清白，應該差不多吧。”
舒智強一個人靜靜地思考，認為看似足夠有實力的證據已經抓在手裡，但這條證據鏈似乎存在缺口，處於見尾不見首的性狀之中，無法首尾相接，形成一個完整閉合的證據鏈。嗯，這個缺口就是人證吳越。陽戈是怎樣掙脫敵手？怎樣出境逃往海外？這關鍵的兩個節點還是空白。
閱讀更多 羅援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