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下半葉，普魯士經過三次王朝戰爭的勝利，在形式上統一了德意志地區，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國。然而德國的統一強烈的震盪了歐洲秩序板塊，引發了一系列地緣危機。在經歷了“戰爭在望”危機和近東危機後，德國宰相俾斯麥意識到本國的處境，進而改變了保守主義外交策略，從1879年開始積極展開一系列結盟活動，在整個歐洲編織了一套錯綜複雜的同盟體系。
通過俾斯麥的外交手段，的確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德國的安全，但外交影響畢竟還是需要硬實力來做擔保的，這就需要通過另外一種途徑來作為補充，那就是軍事手段。雖然統一後的德國在決策體制上存在很大問題，其軍事體系和政治體系相互割裂，統一於皇帝處，很容易造成決策不協調的情況。但是幸運的是宰相俾斯麥和軍方大佬老毛奇憑藉個人關係，維持了一種最低限度的溝通。
老毛奇是普魯士元帥和德意志第二帝國總參謀長，曾指揮過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的勝利。他和俾斯麥之間的關係並不友好，雙方不論是私交還是政見都有較大矛盾，這在德國統一的進程中就已經體現出來了。不過不論是老毛奇還是俾斯麥，兩人都屬於有大局觀的人，絕對不會因私廢公，依舊保持著溝通。所以俾斯麥出任帝國宰相的時候，德國的軍事和外交是存在一定配合的。
這個時期的德國軍事，不論是軍隊建設還是軍事戰略，都無法繞開老毛奇的影響，他在整個德國軍事史上都佔據重要地位。不過事實上，雖然他在很長時間裡都是普魯士軍隊實際最高指揮官，但卻並非普魯士人。當時許多優秀的普魯士軍官或軍事家都不是普魯士人，而是其他德意志邦國出身。
自從1806年耶拿戰役（拿破崙戰爭，普魯士慘敗於法國）以後，普魯士開始軍事改革，先後制定和出臺了諸如總參謀部制度、普遍徵兵制等一系列措施。從那時起，普魯士軍隊就廣泛招募普魯士之外的人才，著名軍事改革家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斯瑙均曾為普魯士軍事改革作出卓越貢獻，但前者是薩克森人、後者是漢諾威人。老毛奇出身於梅克倫堡，最初於1818年畢業於哥本哈根皇家軍校，並進入丹麥軍隊服役。到了1822年才轉入普魯士軍隊，並獲得了少尉軍銜，次年進入柏林軍事學院深造。也正是從進入軍事學院開始，老毛奇就沒有在部隊待著，而是一直留在參謀部機關，直至統一戰爭的爆發。
表面上威嚴刻板、不苟言笑的老毛奇，私底下興趣愛好很廣泛，是一個非常有思想深度的人。當時的普魯士雖然是軍國主義國家，軍隊的社會地位很高，但普遍貧窮。大家並不會因為官兵貧窮而嘲笑他們，反而冠之以“體面的貧窮”。但老毛奇在做尉官時，依然尋求擺脫這種貧困，所以經常通過給人翻譯稿件來獲得收入。也正是在此期間，他將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整整六卷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全部翻譯成德文，時至今日都是最經典的德文版翻譯。
不僅是對文學和翻譯的精通，老毛奇對科學技術也很關心。他曾在很早就開始研究鐵路，並對鐵路技術的發展非常關係，並且在鐵路公司上市時就買過他們的股票。正是因為他對鐵路的研究經歷，確保了他後來在戰爭中對鐵路交通運用的熟攏。老毛奇對新事物非常敏感，對文學藝術、科學技術也都非常熱愛，這也在他的軍事理論中留下了烙印。他並不認為指揮戰爭是一門有跡可循的規律學科，而是將其視作一門藝術。老毛奇認為作為一名戰場指揮官，光有理論知識是遠遠不夠的，還要接受充足的軍事訓練，並根據軍事歷史或現實生活本身的經驗作為依據，進行自由靈活、切合實際的發揮，這種指揮是極具藝術性的。
將軍事指揮視為藝術，不贊同按部就班的機械指揮，這些觀點竟然出自一名普魯士軍事家那裡，這似乎和我們通常腦海中呈現的德國或普魯士人嚴謹、機械的印象大相徑庭。然而事實上，除了嚴格意外，德國人同樣也有靈活的一面，只是後來的德國軍隊中後者逐漸被前者所擠壓了。
在瞭解普法戰爭的歷史時，很多人心中都有一個疑問，那就是為什麼普魯士非要迫使法國割讓阿爾薩薩和洛林，要知道如果他們還想對待奧地利那樣寬大，或許就不會於法國結下如此深刻的仇怨。然而事實上，這正是老毛奇強烈要求的結果。作為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的最高指揮官，老毛奇取得了兩場戰爭迅速勝利的戰果。然而他也非常清醒的意識到，此後德國要想再取得速勝，幾乎是不可能的了。因為當時的歐洲幾乎都開始實行普遍徵兵制（確保兵源充足）、重視鐵路運用（確保兵力調配迅速，快速形成戰場數量優勢）等，普魯士曾經的那些優勢將不復存在了。同時在老毛奇看來，作為歐洲大國的法國遭受重創以後，日後必定反彈復仇，今後德國的下一場戰爭肯定還是對戰法國。所以他強烈要求俾斯麥從法國手裡割讓過來阿爾薩斯和洛林，防止法國以這兩個地方作為攻打德國的前沿陣地。失去了這兩個地方，法國再想主動進軍德國就非常困難了，其行軍路線會被山脈分割，對德國的威脅大大下降。
除了預見到法德未來戰爭不可避免以外，由於德國統一導致沙俄的“歐洲憲兵”地位受到打擊，所以老毛奇還預見到德俄之間君主制的傳統友誼將被敵對關係取代。反而曾經的德意志競爭對手奧地利，很有可能因為需要尋求庇護轉而維持對德友好關係。所以老毛奇從軍事角度考慮，得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推論，那就是德國未來戰爭必定是一場兩線戰爭，即西線對法、東線對俄。法俄反德同盟和兩線作戰恰恰是俾斯麥急切想要避免的，但老毛奇作為一名軍事家卻必須直面這種可能性。對兩線作戰可能性的軍事戰略考慮始終主導了第二帝國，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後來的納粹德國。
的確，由於德國的地理位置居於歐洲中部，非常容易遭到兩線作戰的威脅，形式對德國很不利。為此，老毛奇從1873年，也就是普法戰爭結束的兩年以後就訂立了一套軍事戰略，即東線（也就是對俄戰線）和西線（對法戰線）並重，同時兵力也基本均分。不過老毛奇認為憑藉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地理優勢，可以在法國方面以防禦為主，如若法軍攻勢過猛，就後撤防禦。如若對法作戰取得部分勝利就立馬提出寬大媾和條件。不過這只是老毛奇軍事戰略的1.0版本，後來經過反覆估算，老毛奇又做出了2.0版本。
1877年，老毛奇制定了德國軍事戰略2.0版本，將原先兩線並重改成主力集中於西線。原來，從1873年開始法國賠償完50億法郎戰爭賠款以後，法軍恢復速度驚人，因此老毛奇認為法軍將是未來比俄軍更重要的對手，所以將戰略重點轉移到西線，想快速消滅掉法軍主力，然後再揮師東進和俄軍作戰。乍一看，這和後來的“施裡芬計劃”頗為相像，但在老毛奇的構想中，並沒有打算徹底解決全部法國軍事力量，而是想要給予他們足夠重大的軍事打擊，迫使法國喪失繼續作戰的動力，最後由德國提出寬大和平條件以結束戰爭。甚至老老毛奇已經考慮到萬一擋不住法軍攻勢，就退守萊茵河沿岸佈防的可能性。不過後來老毛奇還是放棄了2.0版本，進一步做了修改，形成了德國軍事戰略3.0版本。
老毛奇之所以又一次進行軍事戰略調整，。是因為他認為2.0版本中先依靠西線總攻擺脫一個敵人，再轉移到東線和另一個敵人作戰的設想依然不妥。因為即便德國能夠在一次戰役中重創法軍，贏得了一場速勝，但距離戰爭的結束還是有一段時間的。尤其是當俄國未被打敗的情況下，法軍依然存在重整旗鼓的可能性，所以老毛奇在他的3.0版本中將德國的軍事戰略改成了西守東攻。
之所以採取西守東攻，是因為西線德法邊界非常狹窄，再加上有阿爾薩斯和洛林與德國其他兩處要塞形成了一個很有縱身的巨大四邊形要塞防禦區，德軍僅憑少量兵力防守就足浴對法軍構成極大殺傷。完全可以將機動性和攻擊性更強的部隊騰出手來轉移到東線，專心在東線打一場進攻戰。而選擇在沙俄方面發起攻勢的原因在於東歐土地平坦、遼闊，不似德法邊界那樣存在大量森林、山脈的阻隔。並且相較於法國，沙俄的軍事制度較為落後歐，一旦造成重大打擊，再提出寬大媾和條件，更容易迅速成功以結束戰爭。並且，當1879年德國和奧匈建立同盟以後，西守東攻戰略就更具備可行性了。
為了確保德軍在東線的優勢，即便老毛奇打心眼裡瞧不上奧地利軍官和軍隊戰鬥力，但依然促成普魯士總參謀部和奧地利總參謀部建立了機制性練習，用以協調雙方作戰計劃。至此，老毛奇制定的德國軍事戰略就基本定型了。其實如果我們根據後來一戰的情況來看，如果德國採取了老毛奇的做法，在東線攻勢如此順利的情況下，如果堅持西線防禦的話，的確非常有可能達成德國的速戰速勝速決的戰略目標，可惜的是那時的德國已經拋棄了老毛奇的軍事戰略，開始尋求摧毀敵方全部有生力量，並在戰爭一開始就撲向西線，併發起進攻戰，陷入了馬恩河、凡爾登、索姆河等一系列絞肉機戰役當中。
綜上所述，通過對老毛奇軍事戰略的總結和剖析，我們會發現他追求的是有限打擊，通過軍事手段創造出一個外交解決的有利態勢，通過軍事和外交的配合，維護德國的安全防禦。他所制定的德國軍事戰略中，西守東攻基本符合了德國當時主要的地理環境和戰略態勢。
事實上，雖然俾斯麥的外交政策和老毛奇的軍事戰略存在一定的衝突，但不論是俾斯麥規避德國兩線作戰的外交策略，還是老毛奇應對兩線作戰的西守東攻速戰速決策略，都是存在極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但在後來的歷史演進過程中，這兩種德國安全方案卻相繼被德皇威廉二世和施裡芬所推翻，最終促使德意志第二帝國在一戰中遭到致命性打擊。這其中的原因，才是真正值得我們吸取教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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