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明納茲（1898-1935）又譯作羅米那則，俄國格魯吉亞人，1917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十月革命後任梯比利斯黨主席。1922年出席共產國際四大，後任青年國際要職。1926年，進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1927年7月奉派來華擔任國際代表，糾正中共右傾錯誤，改組中央領導，指導召開“八七”會議，提出“無間斷革命”論，力主城鄉暴動，導致“左”傾盲動錯誤。11月回國，受到共產國際批評。1929年後，任俄共（布）外高加索邊疆區第一書記，因為不同意斯大林的一些政治、經濟政策被免職後，從事工程學研究。1930年，被指控反黨被解除黨內外一切職務。1934年“基洛夫事件”後，他擔心被懷疑受牽連，於1935年初自殺。

肩負重任來華

1927年7月，中國大革命失敗後，共產國際派29歲的羅明納茲作為代表來華，接替維經斯基和鮑羅廷的工作。7月23日，羅明納茲和助手紐曼（德國人）抵達武漢。他們此行肩負的重任是：糾正中共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改造中共中央領導，幫助制定新的鬥爭策略。

到武漢當晚，羅明納茲就找瞿秋白、張國燾等中共領導人談話，瞭解情況，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他開門見山地說：他是共產國際的全權代表，奉命來糾正過去共產國際人員（指羅易、鮑羅廷）和中共中央在革命中所犯的錯誤，並指導中共中央的工作。接著他態度異常嚴厲地宣稱：中共中央犯了異常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違犯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主要是放棄了在中國革命中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自動解除武漢工人糾察隊的武裝。他還說，這種錯誤發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為一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盤踞，缺乏階級意識和革命的堅定性，對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加以機會主義的曲解。共產國際不能依靠這樣的知識分子，要大膽提拔一些堅定的工人同志進入中央，擔負領導工作，並且要佔多數。羅明納茲談話的神態，“欽差大臣”派頭十足。陸定一說他能說會道，人很聰明，但盛氣凌人。

◆羅明納茲

當時，當務之急是實施中共中央早在7月中旬就決定的南昌暴動問題。當瞿秋白問到應該如何處理這一問題時，羅明納茲顯得十分茫然，說要請示莫斯科。至於如何發動群眾問題，他也說得雲山霧罩，沒有定見。最後說要瞿秋白、張國燾酌情處理。

對此，瞿秋白感到很失望，沒想到共產國際會派這樣一個“少不更事”的代表來，只會反機會主義，一涉及到現實問題卻沒有主意。張國燾不像瞿秋白那樣有氣度，而是對於羅明納茲的盛氣凌人的數落，當面頂撞。

事後，瞿秋白找羅明納茲單獨長談了幾次，向他詳細介紹中國革命的情況及緊迫問題，如制定中央新路線、召開黨的緊急會議（7月中旬中央已定）、發動南昌起義以及應對目前殘酷鬥爭問題。幫助羅明納茲瞭解到不少情況。

1927年7月26日下午4時，由羅明納茲提議，在漢口一所普通的住宅秘密召開中共臨時中央局會議，瞿秋白、張國燾、李維漢、張太雷和羅明納茲、紐曼等出席。會議討論了兩件大事：南昌暴動和籌備召開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問題。關於南昌暴動，羅明納茲傳達了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示：如有成功把握，可舉行暴動，否則不可動，可把軍隊中的共產黨員撤往農村；俄國顧問不參加暴動。經討論後，決定舉行南昌起義。為此，會議決定成立前敵委員會，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組成，周恩來為書記，具體領導南昌起義。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則由瞿秋白、張太雷、李維漢同羅明納茲一起籌備。

◆羅明納茲的助手紐曼

8月4日，羅明納茲派紐曼等兩名蘇聯人到長沙，召集湖南省委負責人開會，要省委同志簽字同意打倒陳獨秀。易禮容、夏明翰、羅章龍都不同意而拒絕簽字，認為陳獨秀雖然有錯誤，但共產共國際也有責任。他們反問紐曼：“為什麼要打倒陳獨秀？難道要由陳獨秀一個人負責？當時‘國際’指示中共不要與蔣汪分裂，‘國際’就沒有責任嗎？”會議不歡而散。後來在八七會議上紐曼說，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階級”的。這激怒了毛澤東，他反駁說：“（湖南）臨時省委是在血淋淋的前線和敵人鬥爭，你們是在租界開會，說風涼話。你的意見公道嗎？”

在八七會議上

中央緊急會議，是根據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的指示召開的。主要任務是審查中共舊政策，確立新的方針，清算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選舉新的中央領導成員。會議原定1927年7月28日舉行，後因在白色恐怖下通知和與會人員行動不便，延至8月7日才在漢口三教街俄國人的住室秘密舉行，史稱“八七會議”。羅明納茲及兩名助手，在武漢的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共青團中央負責人和湘、鄂、滬黨的負責人21人，共24人出席了這次重要會議。瞿秋白、李維漢主持會議。由於環境險惡，會議從上午開到晚上，中午，在這裡吃了會址主人洛卓莫娃為與會人員做的西餐。一天結束全部議程。

八七會議的主角是羅明納茲。會議的議程共4項：（一）聽取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的報告；（二）討論並通過羅明納茲起草的緊急會議告全黨同志書；（三）聽取瞿秋白關於黨的新任務的報告；（四）選舉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成員。

羅明納茲首先在會上作報告。他在說明這次緊急會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之後，對他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進行詳細解說。告黨員書很長，分9個部分，約兩萬言。羅明納茲在會上著重講了以下5個方面的問題。

（一）嚴厲批評了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右傾錯誤。他認為，中共中央的最大錯誤是“未將國際的指導傳達到群眾中去”，從1927年4月至7月，中共都是按照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去決定自己的政策。對國民黨的退讓失掉了黨的獨立性。黨壓制了農民運動、工人運動。黨內不民主，使機會主義暢行。他強調應加強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生活。羅明納茲把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中的失誤，推得一乾二淨。

（二）分析了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態度，提出了中共應採取的策略。他指出，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革命取得勝利。現在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反動了，應該反對資產階級。他的這個觀點顯然是“左”的、不正確的。

（三）提出了土地革命問題，把實行土地革命確定為中共新時期的基本方針。他指出，農民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獲得解放。會議按照羅明納茲的意見，第一次把土地革命確定為黨的總方針。

（四）在同國民黨的關係上，提出了要做“左派國民黨”的主張。他認為，共產黨在目前情況下應退出國民政府，但應留在國民黨內，以便反對右派，組織左派隊伍。在這一部分，羅明納茲痛斥了蔣介石、汪精衛出賣革命的罪行。但他仍抱著國民黨的旗幟不放。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圖為鄧小平所做的會議記錄手稿。

（五）提出了中國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問題。他否認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部歸罪於中共中央。對此，引起與會的羅亦農、蔡和森的強烈不滿和批評。

毛澤東在發言中，批評中央在國共合作中沒有實現無產階級的領導。希望中共以後多聽下級的報告，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羅明納茲報告時，由瞿秋白作翻譯。因為報告較長，幾乎佔了一個上午的時間。下午，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黨的新的方針任務的報告，以及大會討論發言、通過告黨員書和選舉中央臨時政治局成員。

八七會議是一次重要的成功的會議。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堅決糾正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主要任務，因而成為黨的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羅明納茲功不可沒。

提出“不斷革命”導致“左”傾盲動

八七會議結束後，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同時，卻為“左”傾錯誤開了口子。

8月9日，中共召開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羅明納茲出席會議，選出了羅明納茲提名的，由瞿秋白、蘇兆徵、李維漢組成的中共中央常委會（政治局）。9月19日，臨時中央政治局在羅明納茲參加下，通過了《關於“左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明確提出推翻寧漢反動的國民黨，徹底摒棄國民黨的旗幟，提出蘇維埃的口號。

1927年9、10月間，中共中央在武漢難以進行活動，就秘密遷往上海，羅明納茲同往。11月9日至10日，在上海召開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羅明納茲和新任共產國際代表米特凱維奇均出席。會議由瞿秋白主持，通過了羅明納茲起草的《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以及其他決議。在中國革命轉入低潮的情況下，羅明納茲仍堅持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不間斷革命”，革命形勢是不斷高漲，革命方針是進行全國總暴動。這就助長了因對國民黨反動派仇恨而滋長的革命急性病，使八七會議以來出現的“左”傾情緒，發展成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錯誤，並在黨中央領導層佔了統治地位。

◆瞿秋白

在這次會議上，羅明納茲大談“不斷革命”論，認定中國革命的性質是“無間斷的革命”，這就混淆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他把一些地方零散的農民暴動，誇大為“直接革命的形勢”，因而得出中國革命不斷高漲的錯誤結論。他按照這種脫離實際的判斷，進而又提出黨“現實的策略”是組織和領導暴動，這就形成了“左”傾盲動主義，對革命造成極大危害。

此時，不僅對敵人實行燒、殺“左”傾政策，而且，羅明納茲還提出對黨內實行組織上的懲辦主義，為他的“左”傾盲動主義服務。為此，他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一份《政治紀律決議案》，用以處罰領導起義失敗的黨內同志。給他們扣上“猶豫動搖”“機會主義”和“單純軍事主義”的帽子，錯誤地處罰了領導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的負責人。給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八一南昌起義前委全體成員以警告處分；對領導湖南秋收起義的毛澤東給以撤銷其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職務的處分；張國燾因曲解共產國際關於南昌起義來電之錯誤，受到撤銷其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執委處分。

此時，以瞿秋白為首的黨中央全部工作，都是圍繞全國總暴動這個“總策略”進行的，還制定了《中央工作計劃》，先後佈置了廣州、上海、武漢、天津、長沙等大城市實行“總暴動”“總罷工”。

羅明納茲的“不斷革命”論，成為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的理論基礎，11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完全接受了羅明納茲的“左”傾錯誤理論。這標誌著瞿秋白的“左”傾盲動錯誤的形成。但在這種錯誤推行中，受到許多同志的批評和抵制，1928年初許多地方就自行停止執行“左”傾政策。2月下旬，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全會的決議，也批評了這種“左”傾政策。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決議停止這種錯誤。至此，“左”傾盲動主義在全國實際工作中基本結束。

尾聲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羅明納茲11月中旬奉調回莫斯科，參加聯共（布）十五大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代表大會。他在中國工作僅三個多月，就由米特凱維奇接替他任共產國際駐華代表。

12月2日至19日，聯共（布）十五大召開，剛從中國回國的羅明納茲在會上作了關於中國問題的發言，依然大講中國革命形勢大好和“無間斷”革命論，受到米夫的批評。也許正是米夫這次有理論、有分析的發言，後來他擔任了共產國際東方部的副部長，主管中國黨的工作。再後，1930年，米夫率共產國際代表團來華指導革命。

羅明納茲關於中國革命的觀點，雖然在聯共（布）會議上受到批評，但在共產國際內卻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他明確表示不放棄自己的觀點。由於他的固執，所以就這些問題的爭論持續了很長時間。後來，羅明納茲把自己的觀點加以整理，寫成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一文發表，竭力為自己的錯誤辯解。布哈林也加入這場爭論，與米夫一起著文批評羅明納茲的觀點。1928年2月9日至2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全會召開，中國問題成為會議的重要問題之一。最後，這場爭論以向忠發、李震瀛和布哈林起草的、斯大林同意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被大會通過，明確反對盲動主義，才畫上一個大大的休止符。此後羅明納茲再沒有擔任共產國際的任何職務。

關於羅明納茲，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一書中說：“中國共產黨無論政治上的盲動主義，組織上的懲辦主義，以及重要的‘左’傾政策，其創造者都不是中國同志，而是國際代表，主要是羅明納茲。”這位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之所言，是符合歷史實際的。糾了右傾又倒向“左”傾，這是羅明納茲的悲劇，也是中共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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