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1397）年，大明迎來了三年一度的丁丑科二月會試。誰也未曾料到，這一場考場盛事，最終竟落得人頭滾滾的結果。考官王府紀善白信蹈等人下獄論死；年屆八旬的主考官，翰林學士劉三吾雖然僥倖逃得性命，也難免戍邊的下場。這就是後世所稱的明初“南北榜”大案。

人頭滾滾的大案

這次會試，共取錄了宋琮等52名士子。事情的蹊蹺在於，此榜所錄取全是南方人，北方人無一中式，因此也稱為“南榜”。北方落第舉子一時“口語籍籍”，“鹹蜚語噪之”，放出謠言指責主考官劉三吾“南人，私其鄉”，因而製造了一場科場弊案。

這實在是冤枉了劉三吾與其他考官。實際上，劉三吾是茶陵（今湖南省茶陵縣）人，而會試第一名宋瓊是泰和（今江西泰和）人，廷試第一名陳安是閩縣（今福建福州）人，第二名尹昌隆是吉安（今江西吉安）人，第三名劉仕諤是會稽（今浙江紹興）人。他們與主考官既不同府更不同縣，連一個省都不是，如何談得上是“私其鄉”呢。更不用說，當時，胡（惟庸）、藍（玉）黨獄已發，朱元璋已經把元老重臣接二連三地屠殺殆盡。其罪名之荒謬，株連之廣泛，手段之殘酷，直令朝堂上下的大小臣僚惶惶如驚弓之鳥，劉三吾手下一班人豈會熟視無睹，頂風作案？

事實證明這些考官確實也是經得起查的。輿論傳入宮中之後，朱元璋特命張信等12名儒臣複閱試卷，複查結果認為劉三吾並未舞弊違法，維持原榜不變。按說事情到此應該告一段落。誰知北方舉人中又有人上疏告張信等人和劉三吾暗中勾結，故意將北方士子的劣等試卷呈送皇帝審閱，肆行欺騙。朱元璋聞訊更是惱羞成怒，下令處死白信蹈、張信等考官和狀元陳安等人，劉三吾以年老免死充軍。隨後朱元璋親自閱卷，簡單粗暴地欽定錄取了任伯安等61人，並在當年六月發榜，以韓克忠為第一。此次上榜者竟全為北方人士（包括四川籍6人），故而又稱“北榜”。

真的是舞弊嗎

後來的《明史》編纂者認為這就是一起確鑿無疑的科場舞弊：

“科場弊竇既多，議論頻數。自太祖重罪劉三吾等，永宣間大抵帖服”。

考慮到《明史》成於清代，而清代科舉弊案几乎成了家常便飯，歷朝歷代都要殺得人頭滾滾，清代史臣有這樣的看法似乎並不足為怪。不過，“當局者迷”在這裡倒也不一定成立，明代的當事人恐怕都很清楚“南北榜”是一場冤案。若非如此，劉三吾就不會在朱元璋去世後不久立即得到比較公正的待遇，被建文帝從流放地召還京城了。

其實，造成“南北榜”中北方士子全部落第的原因非常簡單。元末的大戰亂，造成當時的北方文教水平確實不及南方，這是朱元璋無法依靠屠刀所能改變的事實。洪武年間（包括南北榜最後錄取的61名北士）各科進士共867人，其中南人620人，佔71%。即使是在“南北榜”案大開殺戒之後，從1399年至1424年之間的9榜進士中，共錄取進士1938名，其中南方籍進士達1621名，仍佔總數的83.6%之多。以此看來，應該說作為主考官的劉三吾確實是在擇優錄取秉公辦事。此人最後落得一個充軍發配的下場，實在是做了南北文教水平差異的替罪羔羊。

話又說回來了，朱元璋為什麼又要執意製造這一起冤案呢？明代中期的才子王世貞後來給出一個頗有見地的說法，他在《鳳洲雜編》裡認為，朱元璋顧慮“北方人士服屬於元較久，慮遺民猶有故元之思，頗欲以假科舉名以籠絡之”，而劉三吾“不悟太祖之意，致有此禍”。

要做全天下的皇帝

追根溯源，這與朱元璋政權的“先天不足”有關。元末農民起義始於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到至正十五年（1355 年）六月，已成為濠州郭子興部紅巾軍實際統帥的朱元璋率部渡過長江南下發展。次年（1356 年）三月攻克集慶（今江蘇南京）、鎮江二路，遂改為應天、鎮江二府。七月，朱元璋以應天始稱“吳國公”（後稱“吳王”）。儘管在幾乎同一時期，泰州的私鹽販子張士誠在吳縣（今蘇州）建立了一個似乎更加正宗的“吳”政權，但朱元璋的政權仍舊因此烙上了濃厚的江南（吳地）印記。其影響所及，晚至半個世紀之後，在逐退明軍之後，安南（今越南北部）仍將一篇宣示勝利的檄文命名為《平“吳”大誥》。

元末割據圖

但是，“吳”或者江南，在以河洛為“天下之中”的傳統地緣政治格局中僻處東南一隅，朱元璋創立基業所在的應天（南京）又素來有著建都者“折數不久”的惡名。因此，旨在“遠稽漢、唐，略有損益，亦參以宋朝之典”建立一個大一統王朝的朱元璋並不滿足於只在南京建立一個偏安政權，反而堅信“君天下，非都中原不可”——意即取得天下後，必須把國都建在中原地區。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詔告天下，自己已於“鐘山之陽即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是年為洪武元年”。耐人尋味的是，這道開國詔書卻沒有宣佈“京師”建在何處。這無疑是朱元璋意欲在南京之外另選都城的表露。

明故宮遺址

洪武元年八月，當徐達的北伐大軍逼近元大都（今北京）之時，朱元璋親往北宋故都汴梁（今河南開封），旋建開封府為“北京”，而改應天府為“南京”。不過經過實地考察，朱元璋卻發現汴梁“民生凋敝，水陸轉運艱辛，恐勞民之至甚”，於是取消了建都汴梁的計劃；隨後提出以自己的老家臨濠（安徽鳳陽）為“中都”。此地雖離中原稍近，但土地貧瘠，根本不具備成為京師的條件。作為智囊的劉伯溫就直言不諱，“鳳陽雖帝鄉，然非天子所都之地。雖已置中都不宜居。”結果，有明一代，中都鳳陽府也只能作為一個“陪都”而存在。迫於形勢，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才下令改南京為“京師”。甚至到了洪武二十四（1391）年，朱元璋還不死心，命皇太子朱標到關洛一帶考察。朱標在考察之後，選定洛陽並獻上建都圖，但因朱標於次年病逝，遷都洛陽之議也只能無疾而終。以此觀之，只是在各種無可奈何之下，明朝的第一個首都才算是敲定在了應天府（南京）。

明朝疆域

這就意味著朱元璋必須繼續做出努力洗去定都南京造成的江南印記，並突破了明初“南人政權”的狹隘性質。畢竟他要統治的不是半壁江山，而是全國的統一。儘管明軍北伐時打出了“恢復中華”的旗號，但北方在經歷了長達一個世紀以上的蒙古汗國-大元統治（從1234年蒙古滅金算起）之後，封建忠君意識已然成型。早在1357年時，紅巾軍進入山東益都時，號稱“刀王”的九十六歲老將王英就絕食而死。他認為自己是元朝臣子，老了不能出力報國，又不願在新王朝偷生苟活，所以一死了事。

在朱元璋看來，自己辛苦建立的大明王朝統治基礎的擴大與穩固，迫切需要得到北方士大夫的大力支持。可能並非偶然的是，就在“南北榜”之爭的這一年，洪武三十年正月初，陝西沔縣（今陝西勉縣武侯鎮）發生民變。一時之間，“四方災民，聞風而至”。以此看來，興起“南北榜”的真正目的在於籠絡北方地區的知識分子，以便從輿論上得到北方士人的支持和擁護，穩定北方的秩序。作為政治家和軍事家的朱元璋，其考慮問題的角度與迂腐的文人劉三吾畢竟有所不同。

歸根結底，“南北榜”事件與其說是一次科舉事件，不如說它是一次朱元璋以科舉之事而借題發揮的政治事件，大明開國皇帝的真實意圖也不在於解決科舉意義上的地域名額分配問題，而在於解決政治統治所需要的地域權力平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