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章舟
在有著“萬國建築博覽會”之稱的上海外灘，一棟歐式風格的大樓靜靜矗立在福州路路口，和外灘的其他建築一起，每天都能吸引了無數路人的目光。
【圖】外灘12號大樓（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雖然這幢大樓1923年落成以來，已經靜靜望著黃浦江96個春秋，但圍繞在其周圍的傳說從未中斷過。從建成至今，她迎來過三任主人的進駐：
1. 1923至1955（32年）：匯豐銀行大樓
2. 1955至1996（41年）：上海市政府大樓
3. 1996至今：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大樓
其中，匯豐銀行是大樓的建設者，也是大樓的第一任主人。在老上海的語言體系裡，至今依舊把這幢大樓叫做“匯豐大樓”。只是，今天匯豐銀行在上海的總部，已經搬到了黃浦江對岸，同樣是地標建築的國金中心一期。
【圖】今天的匯豐銀行上海總部（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匯豐銀行從浦西到浦東的近百年，不僅僅是位置的簡單變化，而見證了全球政治經濟的大變局。實際上，從匯豐銀行的英文名（HK and Shanghai Bank Coporation）中，就暗示這家銀行和上海，和香港，乃至和中國的深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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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前史
1. 上海貿易的崛起，呼喚新型銀行
1842年《南京條約》開埠以後，大量外國資本湧入上海，並迅速發展。1844年上海的外國洋行只有11家，10年之後已達到120多家，其中著名的有怡和洋行、大英輪船公司、沙遜洋行、顛地洋行、仁記洋行等。
1844年，從廣州進口的英國商品貿易額是1550萬美元。從上海進口的英國商品貿易額只有250萬美元。第二年，廣州的英國進口商品貿易額減少了約三分之一，而上海卻增長了一倍。
進入50年代以後，貿易重心北移的速度更快了。上海在全國出口商品的兩項大宗商品：生絲和茶葉貿易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大。50年代中期以後，生絲出口幾乎全部通過上海。而僅從上海運往美國的茶葉，就比廣州出口的全部茶葉還多。進口貿易也是如此，上海進口的美國棉布已相當於廣州的一倍以上。到50年代末，上海進口船隻已是廣州的三倍半。
【圖】1891年外灘的碼頭（圖片來源：上海檔案信息網）
而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上海已經取代廣州，成為中國新的經濟中心。上海位於亞洲第一大河長江的入海口處，而且是中國北洋和南洋的天然地理分界線。它是巨大的長江流域和華中區貿易的集中地，又是整個東亞的分配要地。
此時此刻的上海，已經取代廣州，成為清帝國貿易最發達的城市。因此和貿易有關的商行如同雨後春筍一般紛紛建立起來。1844年上海的外國洋行只有11家，10年之後已達到120多家，其中著名的有怡和洋行、大英輪船公司、沙遜洋行、顛地洋行、仁記洋行等。而千里之外的香港，同樣也有著極其迫切的貿易需求。
但是那個年代在中國設立的外國銀行，只是總行在英國或印度的分支機構，它們的目的，侷限於本國和中國之間的匯兌活動，很難滿足本地貿易的需要。因而一家新型的，能夠適應在中國貿易需要的銀行呼之欲出。
1864年，除資格最老的怡和洋行外，香港幾乎所有的著名商行（寶順、瓊記、大英、沙遜，德國禪臣等英、美、法、德共十四家洋行）終於“抱團取暖”，聯合在香港成立了匯豐銀行，額定資本為500萬銀元，分四萬股，每股125元。
1865年3月3日，匯豐銀行（HSBC）正式開業，總部位於香港島皇后大道中1號。160多年來，雖然大樓幾經翻修，但位置從未變過。一年後，匯豐銀行上海分內行租借位於外灘的中央飯店底樓開業，從而正式奠定了滬港兩地的業務格局。
【圖】匯豐銀行香港總部大樓（圖片來源：站酷）
需要特別之處的是，正如銀行英文名一樣，從創行的第一天起，香港“總行”和上海“分行”之間是並列地位，並無相互隸屬的關係。
順便說一下“匯豐”中文名字的由來：從19世紀開始，香港就用匯豐作為HSBC的暱稱，並且匯豐也有匯兌豐裕、匯聚財富等吉祥含義，在講究風水文化的香港，這一暱稱迅速傳遍大街小巷。
但是彩頭再花哨究竟只是美好的意想，只有賺到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才擁有在市場上安身立命的本錢。剛一成立的匯豐，就遭遇了市場的狂風巨浪。
2. 棉花貿易，奠定國內產業格局
匯豐銀行成長過程中遇到的第一個困難，就是1866年的全球金融恐慌。
19世紀60年代，由於美國內戰的爆發，美國棉花的出口受阻，到1862年初，與上年相比，英國棉花進口總量下降了50%以上，從美國進口下降了96%，工廠開始每週關閉幾天，最後甚至完全關閉。棉花價格比戰前水平翻了4倍。
“棉荒”對歐洲大陸的影響也是災難性的：在法國，由於棉花價格瘋漲，美國棉花的進口量從1860年的60多萬包減少到1863年的4169包，製造商被迫關閉棉紡廠。這對諾曼底這樣地方的粗棉製造商打擊尤為嚴重，因為棉花的價格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產品最終價格。
這使用慣了美棉的英國紡織業主們轉向印度購買棉花，印棉價格一夜之間暴漲。歐洲商人和製造商抱怨印度棉花質量差——不夠乾淨，纖維更短，需要調整機器——但印度棉花防止了歐洲棉花工業的徹底崩潰。
雖然製造商關閉了紡織廠，紡紗工和織工遭受了磨難，棉花投機商卻在短暫的時間裡，經歷了難得的黃金時代。利物浦棉花經紀人因為市場上存在著許多投機者和價格上漲而大為獲益：1861年，英國的棉花進口總值為3970萬英鎊，1864年在進口數量大大減少的情況下，進口金額反而高達8400萬英鎊。價格暴漲，刺激了投機的盛行，也使得製造商迫切希望找到新的棉花產地。
在這種情況下，距離英國利物浦港口4600英里之外的印度，就成為英國工廠新的選擇。在印度殖民地政府的強力推動下，不論是剛剛清理的土地上，還是曾經種植糧食作物的土地，此時此刻都種上了潔白的棉花。從1860到1862的短短兩年內，印度棉花產量增加了一半。
增產的棉花，源源不斷送到了歐洲的工廠：印度在1860年只貢獻了英國原棉進口量的16%，貢獻了1857年法國原棉進口量的1.1%，而到1862年，則貢獻了英國原棉進口量的75%，法國的70%。
【圖】從1860年到1866年，印度棉花出口量增長了1.5倍（圖片來源：《棉花帝國》）
在孟買和加爾各答的棉花市場中，到處是英國投機商浮動的身影。棉業的投機帶動了金融投機，一些金庫中空空如也的“皮包銀行”紛紛成立。很多銀行的註冊資金只是空架子，實際上完全依靠“拆了東牆補西牆”。
與此同時，在東方的大都市上海，暴漲的價格也刺激了棉花貿易。1863年，上海的棉花出口量比1862年增長了三倍，價格則翻了一番；僅僅1865年一年，從上海運輸棉花去英國的船隻，就有700餘艘。棉花國際貿易的繁榮，使得當時在上海的外資銀行金融業務蒸蒸日上，其中自然也包括匯豐在內。
不料，隨著1865年美國內戰結束，美棉大量出口，導致國際市場上棉花價格暴跌，英國金融業參與棉花投機失敗，紡織業的不景氣又加重了金融業的災難，使得貸款無法收回，股票行情大跌，信用破產，損失慘重，由此造成的金融恐慌隨即引發金融風潮。
暴風雨過後，上海原有的11家外商銀行幸存下來的只有麗如、有利、麥加利、法蘭西、匯豐等5家。不過匯豐雖大難不死，卻也傷筋動骨：1867年，其主要發起人寶順央行宣告破產。
【圖】匯豐成立前在華的10家外資銀行，在大恐慌中倒閉了6家（圖片來源：《匯豐帝國》）
1866年金融風潮是中國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遭受的第一次金融風潮，也是上海開埠以後發生的第一次金融風潮。劫後餘生的匯豐，意識到了流動性的重要，因而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匯豐不但拼了命拉存款，而且積極爭取發行鈔票的權力。通過這兩項舉措，匯豐手中握有鉅額的流資，家底的殷實，讓匯豐有了更大的能力去參與中國的政治經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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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影響經濟的典範
1. 藉藉借，成為大清朝的“花唄”
雖然戰爭結束意味著棉花貿易暴利的終結，也意味著武器要便宜甩賣，龐大的大清內亂此起彼伏，各地督撫看中了洋槍洋炮的威力，組建地方武裝力量需求量可是不少。正如《茶館》裡崔久峰所言“今天趙大帥打李大帥，明天孫大帥打吳大帥”。而傳統的兵器已經入不了大帥們的法眼，洋槍洋炮就成了剛需。
面對著龐大的市場，貿易商們擦乾眼淚，投入到軍火商的行列，中國這麼大，大有可為。此時此刻的匯豐銀行，趁勢將業務中心徹底轉移到中國。
19世紀70年代，國際貿易形式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革，中國的經濟日益被捲入世界經濟體系中。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大大縮短了歐亞之間的貿易航程，倫敦和上海之間開通的電報讓訊息的傳遞可以實現朝發夕至，英國商人在本土就可輕易控制在上海的貿易局面。這樣，訂貨貿易取代了延續近一個世紀的自存自銷貿易形式。
中國貿易逆差的擴大，成為外國銀行掌握中國拆息行市的一個基本條件。19世紀70年代開始，外國銀行對中國錢莊形成了比較經常的拆放關係。匯豐抓住這一機遇，加緊滲透中國的金融業。
19世紀50年代，因太平天國阻隔了中國南北金融流通，清政府籌餉困難，遂開始向列強舉債。匯豐的第一筆政治借款，是1874年提供的福建臺防借款，這也是清政府進行的第一次大規模借款，由匯豐銀行獨家承擔。以海關關稅做保，意味著匯豐掌握了中國債款特權。
而在左宗棠西征中，匯豐銀行又先後三次向其提供借款。由於大量的借款，加深了清政府對匯豐銀行的依賴。
【圖】左宗棠西征新疆（圖片來源：古今智謀）
總而言之，匯豐就是清王朝的“花唄”，變著法子借給你錢，讓你花錢。只是借來的錢，終究是要還的。
2. 聯合盛宣懷，狙擊胡雪巖
在19世紀70年代，中國生絲生意的定價權。被控制在洋行手裡，在洋行的操控下，生絲價格每況愈下，相比十年前已跌去一半，市面上生意慘淡，利潤都被洋行吃下。此時此刻，正在做生絲生意的胡雪巖，感受到了這種切膚之痛：洋行控制了生絲貿易融資，國際匯兌外匯渠道和航運保險。又有著大英帝國的炮艦做後盾。似乎不可戰勝。
但是再強大的堡壘也有其弱點：1882年，胡雪巖深入生絲產地調查，發現當年的生絲將要減少，供貨將要不足，便開始四處採購，廣發定金，控制貨源，力圖一舉拿下定價權。
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此時中法戰爭突然爆發，引發國內金融動盪，而胡雪巖的靠山左宗棠更是被法國人纏的脫不開身。而這就給左宗棠政敵李鴻章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後者立即開始了他的佈局。
正當胡雪巖處於危機而不自知時，歐洲的蠶絲卻見豐收，陰曆年關時，絲價大跌，一半絲商推遲結算，金嘉記等大字號破產。胡雪巖再想邀集商人將當年的新絲再次收盡，以迫使洋商屈服，結果無人響應，胡雪巖自己苦苦支撐。
首先，李鴻章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要求各地方政府想盡辦法拖欠應付胡雪巖的協餉，其次，他又讓自己的錢袋子盛宣懷聯絡各大商幫，拒絕借錢給胡雪巖。最後更是使出了殺手鐧——胡雪巖的主要貸款銀行匯豐銀行。
一天，匯豐銀行突然通知胡雪巖，他的一筆80萬兩貸款將不予展期，需要立即償還。 但由於此前生絲銷路不暢，加上應收賬款遲遲不能到位，胡雪巖此時賬上並無多少現金，只得四處借錢。
但當胡雪巖從其他地方籌錢準備償還匯豐銀行的時候，旋即遭遇了李鴻章和盛宣懷埋下的伏兵，胡雪巖竟然無法從市場上融到一分錢。
隨即，發現胡雪巖出現危機的各方立刻參與到擠兌中來，於是，手握數千萬資產的胡雪巖，就這麼倒在了幾十萬兩的貸款上面，隨著胡雪巖的倒臺，其後臺左宗棠也被李鴻章擊敗，而有李鴻章支持的匯豐一家就拿到了整個清朝70%的業務，成為了亞洲最大的“投行”。
胡雪巖因為洋行們對於絲價的打壓而感到不滿，依然奮起反抗。但是胡雪巖到死都沒有想到。在喪失金融 這一戰略制高點的情況下。僅靠囤積貨物，只是一場徒勞，最後必然被吞噬。
【圖】昔日繁華的胡雪巖故居（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3. 借錢是要還的：控制財政的匯豐
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匯豐銀行的業務迅速膨脹，在中國的多箇中心城市、口岸城市設立了營業場所。憑藉著這些營業場所，匯豐在中國市場上大發橫財。
故辛亥革命後，帝國主義以清理債務、保障債權為藉口，奪取了關稅支配權，中國關稅歸匯豐、德華、華俄道勝三家銀行存儲保管，但彙總和收支撥解的總樞紐為匯豐銀行的上海分行。1913年的“善後大借款”以中國全部鹽稅收入為擔保，所有鹽稅收入都必須解入匯豐等五家外國銀行存儲。至此，佔巨大比重的兩大中央稅收的存管權都被匯豐等銀行所攫取，匯豐銀行無異於掌握了中國國庫，成了事實上的中央銀行。
其次，通過壟斷國際匯兌，匯豐銀行控制了中國的對外貿易。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匯豐買賣外匯的總值常占上海外匯市場成交量的60%~70%，同時它還操縱外匯市價。以中國曆年償還主要外債的估算為例，它不以正常應有的匯率而每兩故意掛縮0.46875便士，僅此微小差別，至1937年止，其盤剝收益就約1500萬港元。
【圖】匯豐，壟斷了晚清到民國的外匯交易（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另外，中國很多有錢人把貪汙、搜刮所得鉅款存入匯豐等銀行，使其存款飛速增長。1865年匯豐銀行存款為338萬港元，截至1932年，匯豐銀行在全國各地的存款餘額高達9.3億港幣，相當於中國當時146家本國銀行全部存款總和的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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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崛起的背後：
信息不對稱下的收割
常言道“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幾百年來，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玩產業，玩金融的新手段，新行頭雖然層出不窮，但底層的核心邏輯——跨時間、跨空間的價值交換，從未有一絲一毫的改變。
正如很多金融帝國往往起家於實體貿易一樣。匯豐的155年曆史，就是一部從產業到金融，充滿了各種隱秘史的大劇。很多上百年前的套路，聽起來就像是昨天發生的一樣。匯豐早期的發家史，就是這樣的典型：在信息不通暢的年代，利用盡可能多的信息管道，為自己取得先發制人的優勢。
這一點，在1860年代棉花的投機生意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由於當時的期貨市場不完善，給了中間投機商大賺差價的機會，而這樣的機會，則意味著對實體利潤赤裸裸侵蝕。而期貨市場的重要意義之一，就是利用套期保值，把這種風險儘可能降到最低，避免價格大起大落造成的資源浪費。
雖然說起來簡單，但是做起來卻非一朝一夕之功——雖然難，也要“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參考文章
1. 《匯豐帝國：全球頂級金融機構的百年傳奇》；劉詩平；中信出版社，2010
2. 《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SvenBeckert著，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8
3. 老上海的外國金融勢力；上海檔案信息網，2008
4. 1866年外商銀行倒閉風潮；何品，上海檔案信息網，2011
5. 近代中國的匯豐銀行；何平，IMI財經觀察，2018
6. 喜歡背後捅刀的匯豐；顧子明，政事堂，2019
7. 英國匯豐銀行當年是如何逐漸掌控中國金融的？私銀，2019
8. 起底匯豐銀行的發家史；局外人的視界，2019
10. 國際銀行家對胡雪巖的“獵殺”；白露飲塵，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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