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自1247年闊端與薩迦班智達的涼州會晤開始，藏傳佛教就依靠政治的力量正式傳入蒙古族地區，歷經幾代蒙古大汗的大力推崇，憑藉著其自身的優越性，逐漸成為蒙古族的主要宗教，並影響著蒙古人民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藏傳佛教在蒙古族地區的發展先後經歷了兩個重要的弘傳時期，後期在俺答汗的扶持下，在蒙古民眾中逐漸廣泛傳播，最終形成一支對蒙古政治產生重要影響的宗教力量。

藏傳佛教的神聖性和世俗性使其在蒙古族地區的政治影響方面起著關鍵作用，最直接的表現就在於其對汗權的影響上。它或鞏固汗權，維護汗權正統性，或因王神分開，導致各地宗教力量各自為政，威脅汗權。從本質上來講，藏傳佛教與蒙古上層之間處於相互利用的關係。

本文將從政治懷柔的角度入手，淺析藏傳佛教對蒙古漢權的影響，並藉此得出自己的總結和反思。

一、藏傳佛教對蒙古汗權的正面影響

（1）懷柔西藏、統治本族以鞏固汗權

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北方草原的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國，蒙古族憑藉強大的軍事力量，先後消滅了中原大地上割據一方的金、西夏等封建政權。蒙古族在統一過程中，通過用兵西夏及西征中亞的方式初步瞭解到西藏地區的藏傳佛教。1229 年，成吉思汗之子窩闊臺汗即位，先破金後攻南宋。

窩闊臺汗之子闊瑞王在授命率西路軍南下進攻四川的途中同甘肅及青海一帶的藏族開始有了接觸，並派遣軍隊前往西藏，運用軍事威懾西藏的同時希望西藏派使者來蒙古商談西藏和平歸順蒙古之事。1239 年闊端王派部將多達那波領兵入藏，當多達納波瞭解西藏的政治、宗教之後，建議闊端用武力和招撫的辦法將西藏納入統治之下，他給闊端報告:

“噶丹教派的寺廟為最多，達隆教派的僧戒律清整，止貢教派的京俄大師最具法力，薩迦派的薩迦班智達學問最高。”

最終闊端王決定邀請薩迦班智達到涼州商談歸附事宜，主要出於政治目的，想要利用薩迦班智達的學識和威嚴統治西藏地區，以及想讓薩迦班智達作為精神領袖在涼州一帶大力發展藏傳佛教，以恢復其對西夏故地的統治。蒙古上層對藏傳佛教的推崇顯然主要是一種政治策略，《元史•釋老傳》雲:

“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鬥，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

“因其俗而柔其人”正是因為元統治階級意識到藏傳佛教在西藏地區的重要地位和功能，因而利用其領袖以達到有效統一和管理西藏之目的，進而實現鞏固蒙古統治之目的。

蒙古族利用宗教的這種政治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抵制漢文化的特殊作用，藏、蒙、漢三族文化相互抗衡，

蒙古族地區既沒有被相對先進發達的漢地文化所“漢化”，也沒有全盤接受藏傳佛教文化，而是在藏傳佛教蒙古本土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蒙古族“內蒙外漢”的政治文化模式，大體上保留了蒙古特色的傳統文化。藉此，蒙古的政治經濟文化快速發展，加強了統治者對本民族的統治。

（2）強化黃金家族汗統觀

蒙古汗權作為古代蒙古族地區最高統治權力是從成吉思汗時代開始定型並延續下來的。成吉思汗受到薩滿的影響，其天命觀中已包含“汗權天授”的內容，成吉思汗多次稱騰格里為“天父”，以強調和解釋自己是“天子”。《蒙古秘史》在記述成吉思汗的出生時寫道：“右手握著碑石般一塊血”，蒙古統治者將成吉思汗的權利解釋為來自於長生天，以期推崇“汗權天授”，強調成吉思汗乃“天子”，則其後人也具“天子”才能和權利，從而抬高以成吉思汗為代表的蒙古黃金家族的整體地位，以實現黃金家族汗統思想的正統性。

在蒙古族的早期傳說中，成吉思汗無一例外是“天子”，代表騰格里行使權力，維護俗世政權安穩，以及代表天懲治反抗者。“汗權天授”思想在傳說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達，成吉思汗家族具有神聖起源的思想長期瀰漫在蒙古族中，使成吉思汗家族被尊稱為“黃金家族”，在蒙古政治歷史上始終處於統治地位。這一結果也正是建構“汗權天授”思想的目的。

十六世紀以後，隨著藏傳佛家在蒙古族地區的廣泛傳播，蒙古人思想和宗教歷史觀開始改變，在蒙文的史書中，成吉思汗“右手握著碑石般一塊血”的記載已不多見。此時，統治者開始通過藏傳佛教來神化自己的祖先，元代《白史》中道：在蒙古北部出生了一個名為鐵木真的王子，他是金剛持的化身。他征服了 12 個大汗，統治了整個南贍部洲，並且實行了過去制定的兩條原則。因此，聖轉輪王成吉思汗在整個南贍部洲遠近聞名。由此成吉思汗的佛教出生說被提出來，成吉思汗被塑造成轉輪聖王、金剛手的誕生。

達延汗即位後，“將薩滿教的‘天命思想’與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緊密聯繫，以宗教理論闡明黃金家族的正統性，從而在理論上把古老的薩滿教的‘天命思想’運用到封建世襲制上來，以此作為思想武器，確保黃金家族永久的汗位繼承權利。達延汗去世，他的長孫博迪阿拉克汗即位。自此以後，形成成吉思汗黃金家族後裔達延汗的嫡長子繼承汗權的體制。”

（3）確定和維護汗權的合法性

1251年，薩迦班智達在涼州圓寂，此前他將自己的法螺和缽盂傳給了八思巴，年輕的八思巴成為薩迦派的新領袖。1253 年，八思巴應召覲見忽必烈，此後他就一直追隨忽必烈左右，“他以淵博的佛學知識、謙虛誠樸的品德，隨機教化的靈活，贏得了忽必烈為首的元朝皇室的信賴和崇敬，成功地使蒙古皇室接受了藏傳佛教。”八思巴善於傳法，能用佛教的方式道出忽必烈的願望，如在1255年八思巴寫給忽必烈的新年頌詞中說曾提到：

“為了當今眾生幸福康樂，為了當今佛法根基牢固，願蒙哥皇帝人主忽必烈及其兄弟子侄各位親屬，健康長壽，權勢日益增長，接受佛陀教法甘露，成為尊奉佛法的大聖賢，依照佛法護持整個世界！”

他將忽必烈和藏傳佛教巧妙地聯繫起來，上製造了一個把印度、西藏和蒙古一脈相承的法統，漢地、西夏、吐蕃和蒙古的王統並列起來，從而打破了儒家千年來宣揚的中原正統論，為蒙古統治者的合法統治構建出一套新的歷史理論，為元朝的興盛勾勒出神學依據。

按照達延汗時代確立的成吉思汗黃金家族嫡長子後裔達延汗的嫡長子繼承汗權的體制來看，東蒙古漠南西部的俺答汗只能被視作“潘屏”，此時蒙古各部汗權衰落，部族混戰激烈。公元1578 年，俺答汗與格魯派領袖索南嘉措在察卜恰勒會面，南嘉措出於藉助蒙古人勢力的需要，根據蒙古當時的社會局面，宣揚佛教的“轉世論

”，在有蒙、藏、維、漢等各族人眾多達十萬人參加的法會上，將“佛授轉輪王權”授與俺答汗，以宗教的形式使俺答汗非嫡長子的身份合法化。

藏傳佛教格魯派把俺答汗同成吉思汗、忽必烈汗聯繫在一起，既順應蒙古民眾對成吉思汗的崇仰，又剔出了“天賦汗權”、“嫡長繼承”的傳統觀念，以“佛授汗權”等宗教理論為俺答汗奪取汗權開道鋪路。

（4）蒙古統治者的自身關懷和精神信仰

蒙古族是一個有信仰的民族，從薩滿教長期對蒙古社會的影響來看，蒙古統治者並不排斥宗教，甚至十分推崇宗教信仰。雖然涼州會晤是出於政治需要的考慮，但藏傳佛教此時對蒙古統治階級也產生了一定的信仰影響，如薩迦班智達為闊端治療疾病，使得闊端開始信仰藏傳佛教，並頒佈政策推崇。

藏族高僧阿興喇嘛是勸導俺達汗信佛的重要人物，1571年，阿興喇嘛受邀給俺答汗傳授佛學知識，並且告訴因為俺答汗戎馬一生，積累了很多惡業，而皈依佛法能幫他消災積德。此外，阿興喇嘛還向俺答汗講述了西藏密宗中的六字真言，俺答汗欣然接受，皈依佛法。

阿興喇嘛向俺答汗提出了三個請求：一、為拉薩大昭寺釋迦牟尼佛等進行佈施；二、他勸導汗王派人去邀請西藏哲蚌寺的高僧索南嘉措前來蒙古講經傳法；三、請來《甘珠爾》和《丹珠爾》等佛經。為索南嘉措活佛和俺答汗的會晤和藏傳佛教的大範圍傳入奠定基礎，在1578年的法會後，藏傳佛教逐漸改變了蒙古民族固有的薩滿信仰，成為蒙古族近乎全民信仰的宗教。

藏傳佛教自傳入內蒙古地區開始就攜帶者蒙古統治者的政治目的，成為鞏固蒙古可汗權力必不可少的重要宗教力量，然而隨著蒙古教徒數量的增長，“佛”的權力不斷擴張，“汗”的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二、藏傳佛教對蒙古汗權的消極影響

（1）帝師帶來的消極影響

1270 年，忽必烈封八思巴為帝師，此後直到元朝滅亡，歷代皇帝都封有帝師，從八思巴開始，元帝都要從薩迦派挑選一名高僧擔任帝師，主持元朝廷的重大佛事活動，元朝共冊封14名帝師。帝師不僅是宗教方面的領袖，而且在政治上是中央的高級官員之一，朝廷的重大政治活動帝師必須參加，帝師通過宣政院掌管全國佛教。

元二十五年，宣政院的品級提高，且擁有獨立的人事權，與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平行為中央四大機構。因此，宣政院有權自行處理僧尼詞訟，無須御史臺過問。加上其在西藏的兵權，中央實際上已無法干預宣政院內大小事務，缺乏對釋教和蕃地事務的監控效力，創造了帝師制度產生負面作用的空間。

任免西藏地方的官員要經帝師推薦，遠居中央的帝師通過宣政院管理西藏，所以尋常之事多由薩迦本欽決斷，直接代理帝師在西藏行使政教合一的大權，是西藏實際的最高行政長官，中央和帝師沒有辦法對薩迦本欽進行監控，從而導致許多社會問題。本欽大多為薩迦派弟子、親信或款氏家族成員，很多本欽與貪官汙吏相互勾結，違章枉法，嚴重危害社會，破壞了元代正常的政治氣氛，損害帝師和汗權的權威性。

帝師的尊崇地位使得西藏僧人收到社會尤其的元朝廷的恩寵，得以受官封號，供職於朝廷。很多被皇子、宗王奉為上師。款氏家族被封為國師、國公、司徒、司空，乃至尚公主封王者，更是為數眾多。泰定時，帝師之兄鎖南藏卜被封為白蘭王，統領納裡速古魯孫三道宣慰司，是元代首個封王的非蒙古皇室成員。這些因素造成高級僧侶成為元代各階層巴結、攀爬的對象。

元朝帝師制度本是蒙古統治者用以鞏固統治，加強汗權而設置的政治制度，但從其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來看，因帝師而引起的僧人恃寵而驕、干預政治、破壞社會秩序、激化社會矛盾等社會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削減汗權，甚至成為元帝國土崩瓦解的導火索之一。

（2）“佛授汗權”強化各部落的分裂勢力

仰華寺會晤後，藏傳佛教在蒙古上層階級的大力扶持和推崇下迅速傳入蒙古地區，由於蒙古封建主賦予喇嘛各種特權，使得佛教僧人在蒙古社會地位優越，受人供養。再加上蒙古貴族的許願和捐贈，蒙古地區的格魯派寺院紛紛建立起來，並吸收大量的人力和財力。

寺院和上層喇嘛憑藉其特權，佔有大量的土地、牲畜和屬民，成為統治階級營壘中的僧侶封建主。

當時的蒙古大汗勢力衰微，已無力管理蒙古社會。這時，蒙古各部首領皆效仿俺答汗，紛紛從藏傳佛教最高領袖達賴喇嘛那裡接受封號，建立互不統屬的廟宇。首先是喀爾喀蒙古的阿巴岱臺吉於1578年前來西藏特叩見索南嘉措，三世達喇嘛允許其聆聽經法，贈送他舍利子、佛像等，並贈上“互齊爾可汗”之號，此為喀爾喀蒙古稱汗之始。不久，喀爾喀蒙古的土謝圖汗、車臣汗、札薩克圖汗、阿魯科爾沁部的車根汗等都從達賴喇嘛那裡受封名號。

後來，碩特部首領之一的圖魯拜琥，由三世達賴喇嘛駐蒙古全權代表東科爾呼圖克圖授予“大國師”封號，即史稱的“固始汗”。至此，從西部蒙古到東部蒙古，從漠南蒙古到漠北蒙古的各個大小領主幾乎都有了佛教封號，並擁有各自侍奉的大喇嘛及其寺廟。這些政教合一的僧俗封建勢力，把自己的領地當作一個獨立王國，即不相互統轄，又不服從蒙古大汗的號令，各據一方，各自為政。

從俺答汗開始，蒙古大汗的權力已名存實亡，至此，再也沒有形成強有力的中央汗權。東部女真族崛起並不斷向蒙古族地區擴張時，蒙古內部仍然內訌不斷，蒙古內憂外患交織在一起，給了女真可乘之機。然而，當時作為蒙古民族的精神領袖的格魯派並沒有對鞏固蒙古汗權和抵制外族擴展做出任何貢獻，這無疑給蒙古政教合一的汗權以毀滅性打擊。

總結

藏傳佛教在蒙古族地區的傳播時間漫長而又歷經曲折，這與蒙古上層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有莫大的聯繫，蒙古統治者利用藏傳佛教的社會認同功能、群體整合功能來管理西藏和蒙古地區，有利用其心理消解功能實現對自身終極問題的關懷。在蒙古族從一個遊牧民族轉向封建主義的中央集權國家的過程中，藏傳佛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因為西藏“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鬥”，所以蒙古上層“因其俗而柔其人”，以達到管理邊疆地區，鞏固統治的目的；確立並發展黃金家族嫡長子繼承製，以維護黃金家族的統治權力；強調“佛授汗權”，打破黃金家族的絕對統治地位，承認非嫡長子繼承的合法性；同時，又用其教義強化統治者對自身終極的關懷，增強精神力量。然而，所謂物極必反，隨著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廣泛傳播，也對汗權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帝師制度的弊病和蒙古各部各自為政上。

參考文獻

《元史》

《蒙元時期汗位繼承問題研究》

《淺析蒙古與藏傳佛教》

《雪域聖僧——帝師八思巴傳》

《元朝帝師制度及其對元代政治的影響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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