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爾吉斯斯坦之殤：北方楚河河谷與南方環費爾幹納盆地的地緣之爭

說起我們西邊的鄰國吉爾吉斯斯坦，可能很多人都不熟悉，但要說起唐代大詩人李白相信老少皆知，其實

李白出生地碎葉城就是如今吉爾吉斯斯坦的托克馬克。李白直到四歲才離開碎葉城，來到四川盆地（即劍南道綿州昌隆青蓮鄉）。當然按照當時唐朝的版圖，碎葉城連同龜茲、疏勒、于闐均屬於唐朝設立的安西都護府下轄的四鎮。當然吉爾吉斯斯坦跟中國的歷史淵源不是本文探討的重點，重點是分析吉爾吉斯斯坦的南北地緣矛盾，即北部的楚河河谷與南部的環費爾幹納盆地地帶的地緣之爭。

看過吉爾吉斯斯坦國徽的人，相信一定對水平居中位置的雪山印象深刻，其實這雪山指的就是南天山山脈。翻看吉爾吉斯斯坦地形圖，南天山也的確是東西橫亙於國土中間，將吉爾吉斯分割為南北兩部分。其中，北部以楚河河谷為核心，包含楚河州、伊塞克湖州、塔拉斯州、納倫州和首都比什凱克，人口約280萬；南部以費爾幹納盆地及周邊地帶，或稱為環費爾幹納盆地地帶為主體，包含賈拉拉巴德州、奧什州和巴特肯州，人口約270萬，南北人口旗鼓相當。

長期以來，地理上的隔絕，給吉爾吉斯斯坦南北之間的交流造成諸多不便。譬如從首都比什凱克陸路前往奧什，要翻越三座海拔3000米以上的雪山。而交流不暢又滲透到這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致使南北之間的矛盾尖銳而複雜。事實上，南北差異幾乎是剖析吉爾吉斯斯坦現有所有問題的的切入口。

首先是南北經濟核心之爭，也就是從南農北牧到南農北工之爭。與中亞其他突厥語民族相似，吉爾吉斯族的形成也經歷了一個遊牧部落由北向南遷徙，並逐步務農、定居的過程。相對而言，越過南天山山脈來到費爾幹納盆地及周邊的部落，更早也更完整地接受了此處農耕文明的生產生活方式，而這種傳統在費爾幹納盆地已經維持了幾千年。因為費爾幹納盆地地勢平坦、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氣候宜人，自古以來就是農業發達的地區。與此同時，留在楚河河谷等北方地區的部落，因為地形和氣候的因素，雖然也有部分人在綠洲上從事農業，但遊牧仍是其經濟的主流。對於吉爾吉斯族來說，南北兩部分各自所處的不同的經濟形態是其部族主義形成的物質基礎。鑑於吉爾吉斯南北之間有山脈阻隔、關隘重重，長期以來交通不便，兩種經濟形態相互滲透、彼此影響的難度頗大。由此，在吉爾吉斯族完成從部落向民族的過渡之前，“南農北牧”的生產格局便已奠立。

不同的經濟形態和生產格局，導致吉爾吉斯南北之間矛盾與碰撞不斷，不同部族之間常為爭奪水源、土地等經濟要素而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另外，為抵禦外敵、維護安全、保持本部族的完整和統一，使得吉爾吉斯民族養成了尚武好鬥的個性。這種個性，又成為南北不同部族之間利益衝突的催化劑。十九世紀，為了爭奪南部浩罕汗國（統治區域主要在費爾幹納盆地）的支配權，吉爾吉斯南北兩大部族——以薩雷巴噶什為代表的北方部族與在南方佔統治地位的奧什部族之間的爭鬥就從未間斷過，由此確立了南北部落對立的基調。

緊隨著沙俄勢力擴張到中亞，斯拉夫文明帶給吉爾吉斯的不僅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意識、行政結構，更有當地人從未見識的工業生產技術。但無論是沙俄還是前蘇聯，都極為看重費爾幹納盆地得天獨厚的農業環境，自然而然地將這個地區設定為糧倉和人力補給的基地。於是通過興修大壩、水庫、運河等水利設施，最大限度地利用南天山的水資源來灌溉農作物。

與此同時，原本農業基礎較差的楚河河谷，因著交通、物流等方面的優勢，更易得到工業資本的青睞，所以被賦予了發展現代工業的經濟使命。如蘇聯首個經濟發展五年計劃 (1928-1932年)，就在吉爾吉斯斯坦的北部建立了幾十座工廠、礦山，隨後石油冶煉、有色金屬、電力能源及食品加工業也相繼出現。衛國戰爭期間（1941-1945年），蘇聯中西部許多工廠被疏散到了吉爾吉斯，大批熟練工人也隨之到來，這對完善吉爾吉斯的工業結構起了一定作用。此外，蘇聯科學院的遺傳學、生物化學、生物學、進化形態學等大批科研機構也遷移到了比什凱克（當時名為伏龍芝）。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在吉爾吉斯的社會生產總產值中，工業佔比超過55%，農業佔比不足25%，這大致反映了南北方在國家經濟大局中的權重。“南農北工”成為吉爾吉斯經濟的基本態勢，這個態勢至今還在延續。

然後還有宗教信仰之爭，主要集中在對伊斯蘭教的信仰是虔信化還是世俗化。作為中亞“五斯坦”之一，吉爾吉斯斯坦也是伊斯蘭教居主要地位的多宗教國家（還有東正教、基督新教、猶太教和佛教等教派）。作為國家主體民族（佔總人口72.6%）的吉爾吉斯族絕大多數信奉伊斯蘭教，屬遜尼教派。但是信仰雖然相同，但不同地區的吉爾吉斯人對伊斯蘭教的認同卻有鮮明的差別。整體而言，吉爾吉斯人對伊斯蘭教虔誠度，由南向北逐步減弱。換言之，世俗化程度，也是由北向南逐步減弱。對伊斯蘭教的態度，是吉爾吉斯斯坦南北社會文化分歧的基點。

其實，吉爾吉斯人最初受蒙古人影響，信仰的是薩滿教。但在吉爾吉斯人南下遷入中亞的過程中，逐步在當地居民的影響下改信了伊斯蘭教。因此遊牧的吉爾吉斯人南下的早與晚、接受農耕文明的多與少、與中亞本地居民融合的深與淺，決定了他們宗教意識的濃與淡。如吉爾吉斯南部的環費爾幹納盆地地帶的代表城市奧什和賈拉拉巴德，在經濟和文化上與烏茲別克斯坦聯繫密切，宗教氛圍濃厚。在8-9世紀伊斯蘭教才傳入費爾幹納盆地，但到了11世紀，奧什就已經成為重要的伊斯蘭學術中心，至今還擁有眾多的伊斯蘭教聖地，如使者阿尤布的陵墓、印度莫臥兒王朝創始人扎希爾·巴布爾（1483-1530）清真寺，以及扎希爾·巴布爾在奧什附近塔赫特山的靜修處等。還有一些境外的宗教極端組織對費爾幹納盆地的滲透，如沙特的瓦哈比派、烏伊運、由埃及“穆兄會”派生出來的伊扎布特均在吉爾吉斯斯坦南部站穩了腳跟。1991年蘇聯解體後，沒有了威權的管控，伊斯蘭教在費爾幹納盆地的傳播更是空前活躍。

與之相反的是北部的吉爾吉斯人雖然也皈依了伊斯蘭教，但他們對伊斯蘭教的理解仍停留在較膚淺的程度。十九世紀中期訪問過吉爾吉斯的哈薩克族學者瓦里罕諾夫在其撰寫的一篇遊記中說:“所有的吉爾吉斯人都自稱為伊斯蘭教徒，但他們不知道任何宗教教義及其聖禮。他們所有的宗教儀式還保留著濃厚的薩滿教色彩。火、月亮和星辰都是他們所崇拜的東西。他們中還有許多不知道穆罕默德名字的人。”對伊斯蘭教理解的不同，導致吉爾吉斯北部地區尤其是楚河谷地的宗教文化迥異於南方，導致的直接結果是北方沒有較大的伊斯蘭教派別和勢力，然後北方的宗教首領社會地位也不高，清真寺的數量和規模較小。

當這種南北宗教文化上的差異反映到吉爾吉斯斯坦的社會觀念層面時，作用於日常生活，必然會在彼此之間造成隔閡。而且沙俄時的斯拉夫文明介入、前蘇聯時的唯物價值觀，也使得世俗化和現代化的北部地區與傳統保守的南方相比，南方吉爾吉斯人是虔誠的穆斯林，而北方吉爾吉斯人則顯得缺乏敬畏；貧窮的南方是毒品走私氾濫和極端勢力大本營，相對富裕的北方則被看做是俄羅斯人和哈薩克人的殖民地；北方人把南方看作“毒瘤”，而南方人則視北方人為“壓迫者”，由此產生強烈的心理排斥，對吉爾吉斯斯坦政治資源的配置、政治權力的分割，起著微妙卻不容忽視的影響。

最後就是南北方的政治權利之爭，突出表現就是南北輪流坐莊和南北搭檔。吉爾吉斯首都比什凱克位於北部的楚河河谷中央，通常首都的位置決定了一個國家政治天枰的傾角。作為工業中心的北部，有政治中心的加持，自然在國家事務中取得更多的話語權。但是吉爾吉斯斯坦南北方近乎持平的人口數量，以及各自工農業的分工，也使得吉爾吉斯的政治博弈更多采用南北輪莊的模式，這也是維繫南北之間政治上脆弱的平衡，畢竟過於傾斜的政治天枰只會導致更嚴重的對立乃至分裂。

南北輪莊的權力格局，在吉爾吉斯的實踐中所表現為：在同一時間段內，作為國家元首的總統與作為政府首腦的總理必須來自南北不同的地域，即當總統是北方人時，總理是南方人，反之亦然。這種不成文的政治設計，雖未經法律明文規定，卻是約定俗成，被吉爾吉斯斯坦各種政治勢力默契又嚴格地執行。是南北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爭鬥進而妥協的產物。這個格局愈是不可動搖，愈是反證了南北平衡的脆弱與敏感。它既是長久以來吉爾吉斯斯坦政局動盪的誘因，也是南北分歧難以彌合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