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者，正也。”為官者，當追求做清官好官，絕不做以權謀私、蛻化變質的貪官。而要做清官，就要守著“正俸”過日子。
貪官的種類很多，但有一點是相似的，就是他們不願守著“正俸”生活，總是信奉“馬無夜草不肥，人無外財不富”，處處假公濟私、損公肥私。南宋文言小說集《曲洧舊聞》中就記載，宋徽宗時期，王黼主持國事時，公然收受賄賂，賣官鬻爵。他甚至與宦官梁師成相互勾結，聯合開辦“烏紗公司”公開標價賣官。“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就是他們開出的價碼。王黼依據受賄多少，來決定授予官職的大小，早就不靠“正俸”過日子了。他後來落得個身首異處的下場，也是咎由自取。
歷史不斷地告訴我們，官清方能萬古流芳。據《舊五代史·晉書》記載，五代時的名臣高漢筠在襄陽供職時，有不法官吏私下向他獻上白金五百兩，高漢筠嚴詞拒絕。他說，你們拿來的這些錢，“如果不是多剝削農民，就是多榨取了商販，我有正當的薪俸，拿這些做什麼！”隨即告誡他們不能再這樣做，至於白金他都原封不動上繳給了朝廷。高漢筠守著“正俸”過日子，做了一輩子的清官，受到百姓的愛戴。
反對貪官，就要反對非法所得。明人鄭瑄在《昨非庵日纂》中，講述了汪汝達不為陋規所動的故事。汪汝達在浙江黃岩做縣令，用自己的俸祿修築城池，賊寇來了百姓也不害怕。他為官二十餘年，清白如月亮一樣。離開浙江時，下屬官吏送來平日收繳的罰金，說道：“這照例是應該歸你的。”汪汝達正色問道:“做官除了日常的俸祿之外，還有其他應得的錢財嗎？”馬上斷然拒絕。在汪汝達心裡，如果照慣例、遵舊俗拿了那些錢，就有違自己做官的操守。可以說，他堅持守著常俸過日子，不該佔的錢一分都不要，為後人立起了不循陋規、清正廉潔的標杆。
柳宗元曾寫過一篇《哀溺文並序》，提醒人們“始貪贏以嗇厚兮，終負禍而懷仇”。他把不當之財比作“仇敵”，並尖銳地批評了那些貪得無厭、執迷不悟者。東漢名臣楊震曾以“天知，地知，我知，子知”，拒絕以前的門生王密向他獻上的黃金，被後人尊稱為“四知先生”。封建官員尚且懂得有“正俸”、不可貪，今天的共產黨員，有著馬克思主義的義利觀，應該做得更好。對黨員幹部來說，“正俸”是工資，是合法收入，不能有什麼灰色收入，更不能有違法所得。
古人有言：“苦錢能久，苦工能恆。”這告訴我們，金錢取之有道，才能心安理得。只有堅守法紀的底線，不貪念自己那口井之外漫無邊際的“水”，才能讓自己過得安心、安業、安定。如果取之非法，今天獲一點，明天收一點，後天要一點，久而久之，越積越多，結果只能是“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這也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投機得來的財富自然要尋求滿足，於是享樂變成放蕩，金錢、汙穢和鮮血匯為一流。
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告誡黨員幹部：“當官發財兩條道，當官就不要發財，發財就不要當官。”正在全黨開展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把“清正廉潔作表率”作為一個具體目標，體現的正是我們黨對新時代黨員幹部廉潔方面的基本要求。每一名黨員幹部都應正確處理公私、義利、是非、情法、親清、儉奢、苦樂、得失的關係，清清白白為官、乾乾淨淨做事、老老實實做人，守著“正俸”做清官，牢記為民務實清廉的政治本色，做到無愧於黨、無愧於民、無愧於心。（桑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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