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歷史學家。1978年考入吉林大學歷史系，1982年考入吉林大學研究生院歷史系中國近代史專業，1985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近代史研究》副主編，現為研究員。
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史思想史、文化史，著有《取靜集》《經典與人文》《雷頤自選集》《時空遊走：歷史與現實的對話》《被延誤的現代化》《薩特》《圖中日月》《歷史的裂縫》等，譯有《中國現代思潮中的唯科學主義》《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等。
對大多數歐洲平民來說，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突如其來、毫無準備的。
這樣重大的事件事先似乎全無預兆，以至連對時局一向關心、對戰爭抱有相當警惕的茨威格在大戰爆發前夜還與往常一樣，優哉遊哉地前往風光如畫、遊人如織的比利時海濱度假，並自信地與人打賭說肯定不會打仗，否則就把自己吊死在那根夜燈杆子上。但言猶在耳，戰爭卻如晴天霹靂般突然爆發，茨威格只得中斷度假，匆匆乘火車離開比利時回國，於第二天早上回到維也納。
不寒而慄一秒鐘
但出乎意料的是，這天早晨他發現維也納的街頭此時竟充滿了一種節日的氣氛。到處是綵帶、旗幟、音樂，全城的人此時都開始頭腦發昏，處於亢奮狀態，對戰爭的最初恐懼馬上就變成了滿腔熱情。
他寫道：“說實在話，我今天不得不承認，在群眾最初爆發出來的情緒中確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難以擺脫的誘人之處……成千上萬的人儘管在戰前的和平時期相處得比較好，但是從來沒有像戰爭剛開始時的那種感情：覺得他們屬於一個整體。”
正是這種整體感，使他們“覺得每個人都得到召喚，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熱的群眾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種私心。地位、語言、階級、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別都被那短暫的團結一致的狂熱感情所淹沒……每個人都經歷著一個提高‘自我’的過程；他不再是一個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眾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員；人民中平時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視。”
的確，在和平年代“日常生活”機械刻板地日復一日，生活本身似乎就是目的，人們為活著而活著，“普通人”似乎永遠都是“普通人”。
而戰爭這類巨大的歷史事件使不少人感到枯燥的日常生活突然中斷，建功立業不僅“可望”而且“可及”，“普通人”開始成批成打地成為“英雄”，一大批原來不知名的“小人物”突然成為眾人矚目的叱吒風雲之輩，人們感到了一種超越生活、遠在生活之上的更為崇高的目的和意義，生活因此而充滿激情與浪漫……
但茨威格意識到，這種“熱烈的陶醉混雜著各種東西：犧牲精神和酒精；冒險的樂趣和純粹的信仰；投筆從戎和愛國主義言詞的古老魅力。那種可怕的、幾乎難以用言詞形容的、使千百萬人忘乎所以的情緒，霎時間為我們那個時代的最大犯罪行為起了推波助瀾、如虎添翼的作用”（《昨日的世界》，廣西師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
182-183頁）。平民百姓如此狂熱，使他突想起這年春天在一座法國小城經歷的不寒而慄的一秒鐘。法國小城圖爾安靜閉塞，令人有昏昏欲睡之感，茨威格晚上無事，以看電影打發時間。
那是家郊區簡陋電影院，觀眾都是工人、士兵、小販等真正的老百姓。正片映出前先放映“各地新聞”，映出英國的划船比賽、法國的閱兵時，觀眾彼此談笑自若，並不在意。但是，第三條是德國威廉皇帝會見奧地利約瑟夫皇帝的新聞。就在威廉皇帝出現在畫面上的那一瞬間，昏黑的影廳開始完全自發地響起一陣尖厲的口哨聲和跺腳聲，男人、女人、孩子，所有人都在嘲笑，好像有人侮辱了他們似的。
茨威格頓時大為震驚：
“善良的圖爾人除了知道自己報紙上登載的消息外，並不知道關於政治和世界更多的事。可是他們在那一秒鐘之內就像瘋了似的。我感到吃驚。我渾身不寒而慄。
因為我感到經過多年來煽動仇恨的宣傳，流毒是多麼深，甚至在這裡，在一座外省的小市鎮，這些毫無惡意的市民和士兵都已經對威廉皇帝、對德國抱有這樣的成見，以致銀幕上一幅匆匆而過的畫面就能引起這樣一場騷動。那隻不過是一秒鐘，僅僅一秒鐘。”
當接著映出其他畫面時，觀眾又把剛才的一切全都忘記，喜劇正片放映時個個捧腹大笑，直拍大腿，劈啪作響。但茨威格卻再也不能平靜：
“儘管那僅僅是一秒鐘，但那一秒鐘卻讓我看到了，雖然我們自己做了各種努力，想方設法要促進互相的諒解，但是到了緊急關頭，彼此雙方的人民是多麼容易被煽動起來。”
閉塞小城低層百姓這短短“一秒鐘”，卻是掌控著各種媒介的執政者長期教育的結果。
戰爭爆發後，使茨威格更感震驚的是，當時的大多數作家也以狂熱的言詞宣揚對敵國的仇恨和戰爭，絕大多數作家都以狂熱的文字鼓吹“為祖國而戰”，“他們以為鼓動群眾的熱情和用富有詩意的號召或者科學的意識形態來為美化戰爭打基礎，這就是他們所能做的最好的貢獻。”
在茨威格的周圍，幾乎所有的作家都認為，自己的責任就是像古老的日耳曼時代那樣，用詩歌和文字來激勵士氣，鼓舞衝殺。
“他們完全沒有想到，他們這樣幹，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類一切人性的維護者和保衛者。”
而“更惡劣的是學者們的活動”，他們唯一的“高論”就是把戰爭解釋為能振奮人民力量的“洗禮”。
茨威格的熟人、詩人和劇作家恩斯特·利騷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出生於一個富有的德國猶太人家庭，是茨威格所認識的最普魯士化或者說是被普魯士同化得最徹底的猶太人。
對利騷來說，德國文化無與倫比，德國利益至高無上，總之，德國就是一切，他似乎比那些“真正的”德國人更加熱愛、信賴德國。
戰火乍起，德英宣戰，利騷慷慨激昂地發表了一首名為《憎恨英國》的詩歌，以簡單、乾脆而富感染力的文字在民眾中煽起對英國的強烈仇恨。
這首詩就像一枚炸彈扔進了彈藥庫，激起巨大反響，德國從來沒有一首詩像這首詩一樣如此迅速地傳遍全國。“各家報紙都轉載了那首詩；教師們在學校裡把它念給孩子們聽。軍官們走到前線，把它朗誦給士兵們聽，直至每一個士兵能把那仇恨經背得滾瓜爛熟。但是這還不夠。那首小詩被配上樂曲和改編成大合唱，在劇場演出。
不久，在7000萬德國人中再也沒有一個人不從頭至尾知道《憎恨英國》那首詩的。”以至德國皇帝都為這首詩中的愛國激情深深感動，授予他一枚紅色的雄鷹勳章，以資鼓勵。總之，“一夜之間，恩斯特·利騷紅得發紫，享受到一名詩人在那次戰爭中的最高榮譽。”
超脫於混戰之上
面對這種狀況，茨威格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向利用當時群眾熱情的這種背叛理性的行為作鬥爭，為反對戰爭而鬥爭。“我知道我要反對的敵人——那種把他人置於痛苦與死亡的錯誤的英雄主義；那種喪失良知的預言家們的廉價的樂觀主義”，“在這兩種主義背後，用金錢收買的合唱隊也是我的敵人”。
但這種鬥爭異常困難，因為誰反對戰爭“誰就會被打成叛徒。時代幾經變遷，但總是這一幫子人，他們把謹慎的人稱為膽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稱為軟弱的人；而在他們輕率地招惹來的災難降臨的時刻，他們自己也手足無措了”（第203頁）。
這種貌似“崇高”的“道德優勢”不僅為群體的狂熱火上澆油，而且使反對者居於“道德劣勢”而難以啟齒，非有“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勇氣而不敢為。但茨威格明知不可為卻勇而為之，積極著文反戰，還用戲劇的形式描寫、肯定在狂熱的時刻被認為是軟弱的膽小鬼而遭人蔑視的“失敗主義者”。
不過，茨威格馬上發現自己被所有的朋友所孤立，以至於他也常常懷疑究竟是眾人皆醉唯我獨醒，抑或確是別人聰明自己發了瘋。
但是，畢竟還有一個偉大的心靈與他一同跳動。羅曼·羅蘭在大戰爆發前就不斷向人們呼籲：
“現在是一個需要保持警惕的時代，而且愈來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們卑劣的本性，要比善於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於侵略性，在他們背後還隱藏著物質利益。”
戰爭爆發後，羅曼·羅蘭更是積極、勇敢地公開反戰。他與茨威格，這兩個交戰國的偉人走向一起，聯合反戰，在知識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茨威格發表了名為《致外國的朋友們》的文章，表示反對戰爭、與敵國的朋友仍保持原來的朋友關係；羅曼·羅蘭發表了《超脫於混戰之上》的反戰文章，抨擊國家間的仇恨精神，要求藝術家在戰爭中也要主持正義與人道。
由於戰時媒體的審查制度，敵國的作品很難發表，本國讀者很難讀到這些反戰作品。因此，他們甚至以寫“批判文章”的方式讓本國人民也能看到這些敵國思想家寫的反戰文章。在他們周圍，人數不多的反戰作家漸漸團聚起來。
生長於布拉格的奧地利猶太作家卡夫卡此時尚屬籍籍無名之輩，只發表了為數不多的短篇小說，但在小說《往事一頁》中也甘冒觸犯眾怒之險，表明了自己對戰爭的反對態度。
小說中的“我”是一個小小的鞋匠，修鞋鋪就開在皇宮面前的廣場上。一天清晨開門一看，發現全城不知何時已被來自遠方的遊牧民族佔領。侵略者雖是為了皇宮中的金銀財寶而來，但燒殺搶掠從平民開始，鞋匠、肉販等都備受騷擾。
這時，“我”來到皇宮門口，看到皇帝站在一扇窗後。“平常，他可從不到宮內靠廣場的房間來，而總是生活在最裡面的花園中”，這次卻垂頭喪氣地站在靠廣場的窗後，眼睜睜地看著宮前發生的事情。
最終，不堪種種磨難之苦的平頭百姓們聚在一起互相問道：
“我們要承受這樣的負擔和磨難到什麼時候呢？皇上的宮殿把遊牧人吸引來，他卻沒辦法把他們趕出去。宮門始終閉著；往常耀武揚威地出出進進的衛隊，眼下全待在裝了鐵柵的窗戶後面。拯救祖國的事結果全得由我們工匠和商人來幹，這樣的重任我們卻擔當不起哩。”（《卡夫卡短篇小說選》，外國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頁）
這篇寓言性小說發表於1917年，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仍在激烈進行，千千萬萬平民百姓正在慷慨激昂地為國家浴血奮戰，為“救國”而英勇犧牲，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更是氣焰萬丈。卡夫卡顯然對此非常不以為然，以小說來消解這種強烈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情緒。
以一篇全文還不到兩千字的小說消解千百萬人著魔般亢奮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情緒，無疑連杯水車薪都不如，但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不僅表明了一個作家應有的理性，更表現了作家應有的良知和勇氣。
退一步說，至少是作家個人在大是大非前表明自己的態度。小說的故事情節雖然簡單，卻使人久久回味。這篇小說起碼從某一角度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種說法提出了質疑。
在“天下”“興”的時候，皇帝們總是“貪天之功據為己有”，從不認為“匹夫有責”、“與有榮焉”，自然也就不許匹夫有參政議政、“參與”國家大事的權利；但每當“天下”將“亡”的時候，皇帝們總是疾呼“匹夫有責”，彷彿事之所以至此人人都要承擔一份罪責，匹夫自然就有承擔“救亡”重擔的責任與義務。
話當然要說回來，如果“天下”不是“一姓”之天下，而是所有匹夫也都享有一份權利的“天下”，那麼自然應擔起“救亡”之責；不過如果“天下”為某“一姓”之私物，當皇帝大呼“匹夫有責”時，鞋匠、肉販……所有平民百姓確應冷靜想想自己是否真的“有責”。
很可能，“拯救祖國”“這樣的重任我們卻擔當不起哩”！卡氏此言，可謂語重心長。
”知識人intellectual“（ID：intel_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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