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爆發之後，郭沫若別婦拋雛，從日本回國。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曾任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和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從1941年12月至1943年4月，不到一年半的時間中，他改寫了《棠棣之花》，又創作了《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南冠草》等五個歷史劇。這是他歷史劇創作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郭沫若之所以能在歷史劇方面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與周恩來的大力支持和熱情幫助是分不開的。
周恩來與郭沫若之間的深厚友誼可以追溯到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時期。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準備北伐，擬物色政治部宣傳科長的人選，周恩來得知正在廣州大學擔任文科學長的郭沫若盼望參加北伐，於是就推薦了郭沫若。不久郭沫若又升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南昌起義後，郭沫若在瑞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的入黨介紹人就是周恩來。
1937年10月，上海失守，郭沫若、田漢等文化界著名人士撤離上海。郭沫若於11月27日離開上海，曾到香港、廣州活動，1938年元旦，武漢陳誠電召郭沫若，原來國民黨打算恢復政治部，由陳誠任部長，周恩來、黃琪翔任副部長，要郭沫若擔任管文化宣傳的第三廳廳長。對此，郭沫若很猶豫，一是不想當官，二是怕徒有虛名，於幹實事無補。所以沒有馬上答應。在長沙，與田漢再次相見，田漢勸他接受這一任命，這時於立群等又從武漢帶來了周恩來的信件，也希望郭前去上任。這樣促使郭沫若決定去武漢就職。郭沫若還請了田漢、洪深、徐悲鴻等人擔任處長、科長。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郭沫若團結了一批文化名人，組織了十個抗敵演劇隊、四個抗敵宣傳隊以及孩子劇團和其他劇團，到各戰區開展抗日宣傳活動，把後方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動搞得有聲有色。
1939年，隨著形勢的緊迫，政治部開始疏散，郭沫若到了重慶。1940年三廳原有人員在重慶改組成文化工作委員會，郭沫若任主任，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當時國民黨政府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郭沫若曾說:“不僅中國社會又臨到階段不同的蛻變時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見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時代悲劇……全中國進步的人們都感受到憤怒。”郭沫若懷著強烈的憤怒奮筆疾書，寫出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一部又一部悲壯激昂的歷史劇，他在《屈原》俄譯本序中說:“我便把這時代的憤怒復活在屈原時代裡去了”。
周恩來一向非常讚賞郭沫若的才華，更珍視郭沫若的歷史劇的政治價值，因此，他對郭沫若的創作倍加關懷和支持，這種關懷和支持往往貫穿於創作、演出的全過程，有時甚至親自參與其中。
郭沫若在創作前往往先徵求周恩來的意見。比如1942年2月，郭沫若寫五幕劇《虎符》，他欲借“竊符救趙”的故事鮮明地體現“生是奮鬥”、“捨身取義”的主題，劇中借魏安釐王消極抗秦、積極反信陵君，影射現實生活。寫《虎符》之前，周恩來曾與郭沫若談起奧斯特洛夫的《大雷雨》，他說，我們東方人是讚美母親的，何不從歷史中選一位賢母來寫成劇本呢？郭沫若很同意這樣的見解，他在《虎符》中著意塑造了信陵君的母親這一賢母的典型形象，歌頌了她的嘉言懿行。郭沫若的劇本寫好後，常常親自念給周恩來聽，徵求他的意見。而周恩來不管怎麼忙，總是抽出時間仔細認真地聽劇本，聽後就提出自己的看法，與郭沫若商議。比如郭沫若在《棠棣之花》中寫聶政服喪三年，周恩來說，聶政是一個遊俠之徒，俠與儒實際上不相容，讓聶政來仿儒家的三年服喪，不太合理。
周恩來對郭沫若歷史劇的演出，也總是給予熱情的支持。1941年12月，郭沫若改寫成五幕劇《棠棣之花》。該劇突出了反對暴政，團結禦侮的主題，鞭撻了秦韓狼狽勾結，韓相等的“媚外求榮”，歌頌了除暴犧牲的愛國志士的英雄形象。這個戲在重慶演出時，周恩來一連觀看了七遍。1942年1月，郭沫若寫成了五幕劇《屈原》，這是這一時期歷史劇創作中成就最大，影響最大的代表作。劇本抓住代表愛國路線的屈原與代表賣國路線的南後等人之間的衝突，成功地塑造了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愛國詩人屈原的形象，深刻體現了不畏暴虐、支持鬥爭的主題。屈原抨擊楚國統治者殘民媚外的反動政策，也是作者對國民黨的控訴和抗議。劇中慷慨激昂的“雷電頌”是他的神來之筆，他通過主人公屈原，呼喚咆哮的風，轟隆的雷，利劍般的閃電，渴望犀利的劍“把這比鐵還堅固的黑暗，劈開，劈開，劈開！”渴望燃起無邊的怒火，“把這包含著一切罪惡的黑暗燒燬了吧！”“把這黑暗的宇宙，陰慘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1942年4月，這出具有強烈政治傾向的歷史劇在重慶演出，由金山、白楊、張瑞芳等主演，立即引起了空前強烈的反響，“雷電頌”響徹了整個山城。《屈原》的演出也引起了敵人的注意，國民黨頭目潘公展親自在集會上攻擊“《屈原》是成問題的”，周恩來領導大家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給《屈原》的演出以強有力的支持。1942年4月演出最後一場後，周恩來又在天官府(郭沫若的住所)親自設宴慶賀演出成功。席間，他對夏衍等人說:“在連續不斷的反共高潮中，我們鑽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一個空子，在戲劇舞臺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在這場戰鬥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在周恩來的關心下，郭沫若又寫成五幕劇《高漸離》、四幕劇《孔雀膽》、五幕劇《南冠草》等。這些戲中矛盾雙方壁壘分明，一方面是反動的侵略者、統治者、漢奸；一方面是愛國愛民，忠貞剛直的英雄。它們從不同的角度表現了反對專制暴政、侵略外侮、賣國投降，歌頌愛國、團結和節操的主題，在當時歷史背景下，自然而然地引起觀眾的共鳴和聯繫，成為抨擊國民黨反動派、團結和鼓舞人民奮起抗戰的有力武器。
解放後，郭沫若擔負了繁重的領導工作，然而仍繼續從事戲劇創作，1959年2月到1963年間又寫出了歷史劇《蔡文姬》、《武則天》及電影文學劇本《鄭成功》，為中國戲劇史增添了新的光輝篇章。而作為國家總理的周恩來仍然是郭沫若歷史劇的熱情支持者。
1956年，黨中央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郭沫若響應黨的號召，於1959年2月寫成了《蔡文姬》，作者說:“我寫《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替曹操翻案。”《蔡文姬》一反歷來把曹操固定成為大白臉的奸臣形象，在舞臺上塑造了一位卓越政治家的形象，寫出了他重才舉賢、治國韜略，對民族的歷史發展的貢獻，表現了作者特有的膽識。《蔡文姬》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於1959年國慶十週年時在首都隆重上演。周恩來親自前往劇場觀看了演出，看後還打電話把自己的意見告訴劇院，最後一場蔡文姬穿大紅色的袍子，就是周恩來的意見。
周恩來和郭沫若的友誼非常深厚。1944年11月，周恩來從延安飛回重慶，與郭沫若、柳亞子等人相聚，暢談延安的情況。郭沫若賦詩以志:“頓覺蝸廬海洋寬，松蒼柏翠傲冬寒。詩盟南社珠盤在，瀾挽橫流砥柱看。秉炬人歸從北地，投簪我欲溺儒冠。光明今夕天官府，扭罷秧歌醉拍欄。”從詩中不僅可以看出詩人對延安的嚮往，同時也表達了詩人對周恩來的敬仰和深厚友情。1941年，郭沫若50壽辰時，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發表專文《我要說的話》表示祝賀。文章讚揚了郭沫若豐富的革命熱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戰鬥生活，他說:“魯迅自稱是‘革命的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的路開闢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嚮導。”（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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