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更多的人從一開始就不會是郎朗。
文｜張蔓生
對於學會一門樂器來說，考級有意義嗎？
音樂家和教育家往往認為沒有。郎朗不但自稱從未考過級，還公開表示「不和考級聯繫，離音樂更近」；上音教授趙曉生曾多次在微博上揶揄、批評考級，認為「除了一張毫無意義的證書，學音樂沒有任何需要考級的理由」。
即使是參加考級的樂器學習者，對考級的印象往往也好不到哪去。
根據一份2015年上海地區鋼琴考級者的問卷調查，有72.65%的應答者認為考級制度「功利性太強，背離了學琴的初衷」，63.53%的人表示不會以考級判斷他人的鋼琴水平。
這種看法理所當然，不少學琴生涯完全圍繞考級的學生水平都令人不敢恭維，尤其是因為普遍的跳級備考現象，九級學生彈不下來八級曲目者大有人在。
雖然樂器考級如此遭嫌棄，在升學中的比重也越來越低，但中國人民的考級熱情卻並未隨之消散，而且參加者早已超出「琴童」範疇，成年報名者連年增加，考級點逐漸增設到了各種類型的場所。
· 雲南省第三女子監獄2017年的中國音協考級點，考官親自上場表演指導
考級為什麼這樣深入人心？
中國音樂家為什麼不考級
絕大多數當今活躍的中國鋼琴家沒考過級，是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走的是另外一種道路。
比如1982年出生的郎朗，父親曾在文工團工作，家裡就擺著一架鋼琴，為他啟蒙的恩師是沈音教授朱雅芬。
· 著名鋼琴教育家朱雅芬
沈文裕從七歲開始跟從川音鋼琴系主任鄭大昕學琴，王羽佳考入央院附小後師從央院教授凌遠，著名鋼琴教育家但昭義一個人就教出了李雲迪、陳薩、張昊辰等20多位國際比賽獲獎者。
其他80後鋼琴家的成長也多有類似環節：出生於距離藝術更近的家庭，幼年起步就由著名學院的教授指導，考入音樂學院附小或附中，上大學的年齡之前就在國際比賽中嶄露頭角，然後出國深造。
中國上一代琴童的這種晉升道路，是仿照蘇聯的音樂教育體系設計的。
這套體系的關鍵在於雙軌制：在普通中小學中，將音樂當作美育的工具；同時廣泛建立音樂小學、中學，集中培養天才兒童。
· 提出蘇聯音樂教育體系構想的音樂家德米特里·鮑裡索維奇·卡巴列夫斯基
不過，與蘇聯相比，中國的現代音樂教育起步晚得多。改開以前，專業人士不但數量稀少，而且集中生活在北京、上海、瀋陽、成都等藝術教育發達地區，還多有留學西方或師從蘇聯專家的危險背景。
即使到了1980年代，內陸城市能演奏鋼琴的老師往往還是一隻手就數得出來，有教學經驗者更是鳳毛麟角，當地人接觸郎朗那種音樂教育的機會極為有限。
鋼琴在當時的中國也極度稀缺，直到1980年代初年產量都僅有1萬多臺，哪怕有錢都很難買到，結果產生了投資價值：據時人回憶，1970年代末託關係花1000多元購得的鋼琴，彈過幾年嫌舊了，竟能以數倍價格出手。
· 當時質量頗受肯定的上海鋼琴廠
直到1980年代中期，一些地方買鋼琴都經常會困難重重，各城市的配銷數量有限，難免要提前一年預訂才能購得，甚至據說有「買一臺鋼琴須搭配銷售20臺腳踏風琴」的霸王規定。
相比之下，同一時期的蘇聯人買琴要容易得多，80年代初一臺鋼琴只賣560盧布，相當於城鎮職工兩三個月的工資，蘇聯人將其當家具看待。
即便如此，在蘇聯走音樂道路，仍然面臨著極為殘酷的篩選。
蘇聯音樂教育家拉古金用「金字塔」來描述蘇聯的初等音樂教育體系。1986年，蘇聯各地共有8387所七年制兒童音樂小學，260所音樂中專和藝術中專，28所特殊中等音樂學校，32所高等音樂學府。
· 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
只有15%的兒童音樂小學學生，最終能夠走進專業高等院校。可想而知，這套體系的主要作用不是普及，而是選拔出真正的天才。
中國的初等音樂教學體系雖然不如蘇聯這般「金字塔」，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情景如出一轍，而且地域分佈高度集中，很少向廣闊天地輻射。
在朗朗報考中央音樂學院附小的時代，共有三千多人報名，只錄取14人（一說15人）。在今天，這個比例更為懸殊，以至於孩子考上中央音樂學院附小，可以登上地方新聞。
不過，伴隨著八九十年代的社會變革，中國人與鋼琴的關係也在迅速改變。與蘇聯音樂教育體系平行的考級系統，也將開始走進人們的生活。
中國鋼琴下沉史
改開以前，除了少數曾經對外開放或者被外國佔領過的大城市，中國絕大部分人對鋼琴都非常陌生，以至於文革後期某些地方組織鋼琴表演時，需要提前介紹該樂器的來歷和性能。
文革之初，鋼琴還曾作為資產階級的象徵受到批判。為了拯救這項藝術，1967年5月23日，鋼琴家殷承宗把琴抬到天安門廣場，由群眾點奏彈唱語錄歌和《沙家浜》，之後又巡迴兩週之久。
· 在廣場演奏的殷承宗
在殷承宗等人的努力下，群眾看到了鋼琴也能革命，這門藝術的火種總算得以保存。
文革結束後，殷承宗作為江青同黨受到審查。
部分是因為樣板戲和語錄歌，上海北京等地音樂學院的畢業生大量被分配到內陸省份，這些地方抄家得來的鋼琴也分流到各地。
這些含淚上路的年輕人，將鋼琴藝術帶到了遙遠的中國腹地，等到文革末期和改開初期，他們便成為了當地的第一代非國營鋼琴教育者。
如鄭州一位鋼琴教育家，1965年畢業於上音作曲系後分配至河南省戲曲學校工作，1982年因為未被批准漲工資而開始招收業餘學生，「體制內損失體制外補」。
新興的商品經濟大潮中，中國鋼琴伴隨著財富的初步積累而走進千家萬戶。到1990年代初，中國鋼琴年產量已迅速飆升至10萬臺。
鋼琴是耐用消費品的代表，其保有量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標之一。
截止2017年，中國每100個城鎮家庭平均擁有5.82臺鋼琴、5.87件其他中高檔樂器，雖然低於西方發達國家20臺左右的規模，但對於一個五十年前還在打倒鋼琴的國家而言，已經堪稱奇蹟。
學琴者數量激增，教育者越來越商業化，蘇聯式的音樂學校和競賽選拔體制難以滿足市場需求，中國人轉而向西方世界學習另外一種教學評判體制。
1989年，中國音協和中央音樂學院聯合派人到香港，將港英的三大考級系統學了回來，在廣州組織了大陸第一次四個科目的業餘樂器考級。
在野蠻生長的音樂教育市場上，有了考級，琴童和家長便無須過分擔心社會上找的鋼琴老師是否專業。即使全家人都毫無音樂常識和文藝背景，他們也能根據考級體制提供的標準，對老師和自家孩子的水平作出八九不離十的判斷。
琴童數量暴增，考級成為了一塊巨大的商業蛋糕，如果中國的鋼琴學習者真像近十年前音協採訪中聲稱的那樣有三千萬人之多，僅報名費都會有每年幾十億元的規模。
· 2000年創刊的《琴童》雜誌
在鋼琴的帶動下，其他樂器考級也各自升溫，尤其是民族樂器在21世紀大舉升溫，2008年國內古箏考生首次超過小提琴。
越發熟練的考級機構，也不再將自己侷限在音樂上，舞蹈、美術、書法、朗誦、播音主持均可考級。各大機構考級點的設置也越來越均勻，曾經琴童要坐幾小時公交車上課的內陸郊區縣城，不少都已有了自己的考點。
然而，考級市場雖然如火如荼，但中國考級本身卻越來越遭嫌棄，甚至在最重要的提高升學競爭力方面也節節敗退。
中國考級為什麼容易歪
1990年代，考級在中國初生不久，便有人對大量琴童為了考試升學而奮力考級的做法大加批判，認為這既破壞了音樂教育，又影響了學校招生的公平性。
不過，在國外，藝術考級從一開始就與升學掛鉤。
考級起源於19世紀的英國，當時美加澳都在經歷鋼琴熱，從人們富裕起來到留聲機、收音機、電視出現之前的短暫空檔，鋼琴和其他樂器為這些
移民國家的普通家庭提供了難得的娛樂。
1890-1900年間，美國鋼琴的增長速度達到了人口的五倍。到20世紀初，這個人口不到八千萬的國家，竟然擁有了一百萬架鋼琴。
1834年才造出第一架鋼琴的澳大利亞，鋼琴製造業在1930年代達到頂峰。從1926年到1927年，澳大利亞售出了兩萬四千臺鋼琴，當時全澳的人口只有六百多萬，還不如今天的駐馬店多。
哪裡有民眾的自發需求，哪裡有成規模的商業音樂教學，哪裡就有考級。
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倫敦音樂學院（LCM）、倫敦聖三一學院（Trinity Exams）和英國皇家音樂學院（ABRSM）的音樂考級先後誕生，併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考試系統。
·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在國外，音樂考級至今流行。每年，來自93個國家和地區的60萬考生參加英皇考級，來自60個國家和地區的60萬考生參加聖三一系統的考級。
經過了一百多年的打磨，這些考級體系已經非常成熟，覆蓋從器樂、現代音樂到表演的眾多藝術門類，不僅提供業餘級別，還提供專業演奏、文憑、教學級別的認證。
在升學方面，英皇考級列入了國際學術資質認證體系（NQF），6-8級相當於英國的「高考」A-level水平，持證申請英國高校可以獲得加分，入學之後也能兌換學分。
近十年來，英皇考級開始在中國大陸地區設置考點，成為不少琴童家庭的新選擇，尤其受到準備送孩子到西方留學的家長的歡迎，直到近期部分地區的英皇考點突然被暫停。
· 2017年才開始舉行英皇考試的武漢是被暫停地區之一
與之相比，中國的音樂考級卻越來越不受待見，不但在國外罕有認可，國內幾乎所有的大學藝術特長生也都不再要求社會考級證書。
早在2012年，清華、北大就先後取消了報名條件中的「獲得社會考級最高級別證書」項目。即使是中小學，錄取藝術特長生也主要依靠學校測試，不再考慮考級成績。
中國考級為什麼這麼遭嫌棄？
與國外考級相比，國內鋼琴考級最大的槽點是技術難度相對突出，同時相對又不看重考生的音樂基本功。
比如英皇考級，從1級開始就要求樂理，而中國的考級中，最嚴格的中央音樂學院從5級開始要求樂理，上音和音協的考試9-10級才要求樂理。
英皇考級的樂曲部分是不要求背譜的，並且包含了視奏考試，給出陌生的譜子，現看現彈，考的就是學生的看譜能力。
相反，中國的鋼琴考級更強調「肌肉記憶」。參加考級的學生通過大量反覆練習考級的幾首曲目，背得滾瓜爛熟，就有很大的希望通過。
· 對於手指技術的偏重、對於理解音樂的不重視，導致「60分鐘學會鋼琴」的速成法大行其道。圖中的培訓機構「瘋狂鋼琴」現已倒閉跑路
偏偏國內考級曲目對手指技巧又要求頗高，到八級以上開始出現肖邦、李斯特的高難度練習曲，而考生往往還在上小學初一。除了少數天才選手，一般很難像考級標準要求的那樣，「藝術表現完美、達到較高的演奏水平」，再加上薄弱的基本功，其演奏對考官來說近乎折磨。
· 趙曉生，上海音樂學院教授，作曲家、鋼琴家，鋼琴教育家
「以鼓勵通過為主」
尤其有損考級聲譽的，是考生們即使在考官面前彈成這種水平，往往也還是會被裁定合格，甚至能通過相對嚴格的十級考試，拿到證明他們「對音樂的整體掌握和理解基本達到音樂學院專業基礎水準」的證書。
不少家長擔心孩子中學以後練琴耽誤課業，往往追求在六年級或初二以前大躍進至滿級，琴童不得不忽視基本功並多次跳級，每次都專注於練習應付考級的四首曲目，學習過程極為機械、痛苦，最終通過十級時難免因為「再也不用彈鋼琴了」而歡呼雀躍。
這種現象能夠存在，是因為考級首先是市場現象，和中國職業藝術家的培養體系是完全不同的軌道。
在2004年《社會藝術水平考級管理辦法》出臺之前，隨便一個藝術培訓機構都能辦考級。法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場的供給側，不過有資格辦考級的機構仍舊堪稱氾濫。
截止2019年7月，中國有92個機構有辦理藝術水平考級的官方資質，囊括了各種各樣的大專院校、協會學會。
除了大名鼎鼎的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和音協之外，地方劇團、樂團、文化館也是辦考級的主力，除了音樂和樂器，從朗誦到評彈的方方面面都被納入其中。
· 故宮博物院也拿到了考級資質，考級科目為書畫
即便沒有經過批准，擅自辦了考級活動，一旦被查處了，也只是接受一萬至三萬元的鉅額罰款。如果考試機構舞弊、弄虛作假，罰款兩千至五千元。
對於不想好好辦考級的機構，和不想踏踏實實學音樂、只求混證的學生而言，這是一門無本萬利的生意。
學四五年，花10萬元，拿一個鋼琴10級證，是很多培訓機構打出的宣傳語，按他們的說法，某些樂器甚至能在一兩年之內拿到最高級，比如九級才考到《二泉映月》的二胡。
北京一個名為「中國少兒藝術教育家協會」的機構，就將山寨考級、音樂培訓、辦加盟、15萬元上央視等業務融為一體，形成產業閉環，直到去年才被「京津冀民政聯合執法」取締。
不過，即使是正規機構的專業考官，往往也不會嚴格按標準去卡他們的考生——各大考級機構之間也存在競爭關係，嚴格要求雖然有益於專業聲譽，但通過率太低也會嚇跑潛在的消費者。
此外，除了少數招生政策直接與樂器考級掛鉤的地方之外，今天多數人的考級證書本來也只有紀念價值，過於公正直率的評判除了打擊他們的自信心和積極性，並無多少現實意義。
所以，不乏有研究者在觀察考級時發現：
大部分鋼琴學生實際彈奏水平與報考級數存在較大的差距，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手臂僵硬、速度不穩定、節奏音符出錯、曲子流暢性不夠等問題。但考官的評定結果還是以鼓勵通過為主……
——龔航宇《浙江省音樂考級的現狀和問題調查》
畢竟，考級更多是一種面向大眾消費者的評級服務，而非自上而下贏家通吃的殘酷選拔。
對於更多身為「琴一代」的普通學習者，考級最大的意義並不是培養他們成為郎朗，而是在他們走進這個完全陌生、也沒有長輩經驗可供參考的音樂世界時，指出遠不算完美但大體正確的訓練方向，提供逐級上升的階段性目標，推動他們不斷進步。
他們今後人生中因此增添的樂趣和色彩，是培養郎朗的體制給不了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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