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神之國”,“天皇是神的後裔”,這種十分荒謬、不科學的觀念，曾由日本封建統治階級所規定,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支配著日本人的意識。

而對於中國人來說,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國人從親身的痛苦經歷中,直觀地認識到天皇和近代天皇制的存在及其對外政策的殘酷性和掠奪性。

今日的日本是昨日日本的廷伸。同樣,今日日本的文化,是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欲瞭解和認識今日的日本,忽視其歷史和傳統,就難以實現。日本的歷史和傳統,離不開天皇和天皇制。毫不誇張地說,認識天皇和天皇制,是對日本深層認識的關鍵。

“天皇”一詞其實出自中國史籍,是中國神話傳說中的三皇之一。《史記·補三皇本紀》中寫道:“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為,而俗自化。”

日本封建社會統治者自稱的“天皇”,則是把中國皇帝自詡的“天子”和“皇帝”各取兩字組成的。

其作為一種封建統治制度，由君主自稱“天皇”到制度形成，期間也是經歷種種改革帶來的腥風血雨。

中國古籍中的“天皇氏”

稱謂的變遷

在日本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國家元首的稱謂,並不是一開始就用“天皇”稱號的。早期稱王,四世紀以後稱大王,七世紀初,才正式出現“天皇”稱號。從王到大王再到天皇的稱謂變遷,反映了統治地域的逐步擴大,國力的漸強,更反映統治思想的日趨成熟。

有關日本早期國家的王的稱號,始見於我國《後漢書·倭傳》中：“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 當時,日本列島處於小國群立向地域統一國家的發展過程中,三十餘國很可能是較強的地域國家。在三十餘國中,受到東漢王朝特別重視的是位於今福網市的倭奴國。東漢光武帝曾給該國的王“賜以印綬”。

繼倭奴國王之後,受漢王朝重視的王是邪馬臺國的三任國王。邪馬臺國是地處日本北九州的統一的地域國家。它的第一任王叫帥升。《後漢書》載:“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

這裡所載的倭國,即是邪馬臺國。繼男王帥升之後的第二代國王是卑彌呼女王,第三代國王是壹與女王。有關卑彌呼、壹與兩女王的史事,載於《三國志・魏志候人傳》。兩女王統治期間,先後四次遣使曹魏,均受到熱情接待。

與邪馬臺國同時,在日本列島的其他地方也存在著較大的地域國家,這些國家的首領也稱王,如南部九州有狗奴國,其王稱卑彌弓呼;在畿內地區也有強大的王權存在。

從以上史事可知,日本歷史上,國家元首稱“王”的時代,整個日本列島尚未實現統一。

福岡縣誌賀島考古發現的“漢倭奴國王印”

4世紀末5世紀初,在諸地域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日本列島的主要地區實現了統一,出現了以畿內(即今奈良、京都)為核心的大和統一王權,稱為大和國(但我國史籍上仍稱“倭國”)。作為國家元首的稱謂,此時也由“王”轉為“大王”。 有關“大王”的資料,在中國的《宋書》、《南齊書》、《梁書》、《南史》等書中均有記載。同時,日本考古發掘的金屬器銘文中也屢有所見。

在南北朝期間,先後有五位大王遣使南朝,要求冊封。這五位大王是瓚、珍、濟、興、武。他們分別接受了南朝的宋、齊、梁的冊封。據文獻記載,大王瓚曾兩次遺使南朝宋,第一次是在421年,宋武帝特發詔書,大為嘉許。瓚第二次遣使是在425年,正是宋文帝繼位的第二年,使者名叫司馬曹達,顯然他是一位東渡的漢人,或漢人後裔。大王珍的時侯,遣使一次,濟時遣使二次。興時遣使三次。武時遣使一次。從史籍記載可知,大和朝庭的五大王統治時代,對外交流是十分活躍的。

那麼“天皇”的稱呼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學術界對此莫衷一是。但這個稱呼的最早出現應該是在五王之後的推古朝時期。 600年(開皇二十年)的第一次遣隋使,據《隋書》記載: “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還對隋朝官吏說:“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表明當時的日本統治者已從思想上把王與天、日緊緊聯繫在一起。但此時還是自稱為“王”。

但是到了608年,推古女皇第三次派小野妹子來隋聘禮。這次的國書雖然並未改變對隋朝的對等意識,但是在稱謂上卻有明顯變化。據《日本書紀》記載,此次國書全文為“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何如?想清悆,此即如常。今遣大禮蘇因高,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

從中可以看出以前的“倭王”已稱自己為“天皇”,稱隋煬帝為“帝”。這是日本在對外交往中第一次正式使用“天皇”稱號。

影視劇中的隋煬帝

為什麼敢自稱“天皇”——“天皇”思想與推古朝改革

開始用“天皇”稱號,是有其思想基礎的。它是先進的中國的思想、文化和日本固有的信仰相融合的結果。

在中國文化尚未大量傳入的時候,古代日本人已存在著崇仰天神地祇的信仰。在統治集團中,也已有樸素的王權神授的思想。隨著國土的統一,由神(天)到神子(天子)再到神孫(天孫)的思想進一步發展,進而出現了祭祀“天社之神”(天神）和“國社之神”(地柢)的祭祀制。

公元3世紀末以後,中國的思 想文化不斷地傳人日本。儒家學說中的天地君親思想與日本固有的天神地衹崇拜不謀而合,同時道教中神仙世界的天國的模式,也受到了統治者的推崇。

自五世紀初日本統一以後,王族雖然成為統一國家的元首,但是他們的權力和權威,時常受到大氏姓貴族的抑制和威脅。外來的先進思想和固有的信仰相結合而形成的“王權神授”思想,促使王族產生一股擺脫大氏姓貴族抑制的強烈慾望。 為擺脫大氏姓貴族的抑制,大和朝廷通過如下手段加強王權,其一是增加王族的實力;其二是進一步宣傳“王權神授”用行政手段,把尊神、尊王作為臣民最起碼的道德規範。而

據《日本書紀》載,仁德大王的治國理念是“君以百姓為本”。雄略大王為實現他一生“普天之下永保安樂”的理想。採取法治手段,即以法治亂,以法保天下安樂。他的治政思想,顯然受到了中國法家思想的影響。在其統治期間對於輕蔑朝廷、大王或殺害王族,或失職,或偷盜的人,均處以嚴刑酷罰。 繼雄略大王之後的繼體大王登位之後,首先強調了神祇君主、黎民的關係。在治政方面，他曾說過,他的理念是“所寶性賢,為善最樂”,“助朕施仁,翼吾補闕”。他說的“賢”、“善”、“樂”、“仁”,正是儒學中的重要思想。而他重農耕、蠶織的思想,也為大和朝廷多數大王所重視。 不難看出,大和國曆屆大王的治國理念及其言行,受我國秦漢以後的治政思想的影響頗深。他們的言論均可以在我國的典籍中找到出處。

經過這些大王的內政改革，到了七世紀初以後,王族的實力雖有了很大的加強,但大氏姓貴族勢力的威脅仍未完全消除。與此同時,國際形勢的發展,使大和朝廷又面臨著新的挑戰。

聖德太子執政時期，就當時東亞世界的情況來說，中國結束分裂，統一的隋朝建立，國力強大；朝鮮半島的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在建設國家方面與日本相比,也處於領先地位。國內外形勢的危機感促進了大和朝廷的強國意識。當時以推古女王和聖德太子為首的統治集團,為達到內強王權、外增國威的政治目的,開始了“推古朝維新”。

1.制定冠位12階。12階冠位制定於推古天皇十二年。據《日本書紀》十二冠位的名目是德、仁、禮、信、義、智，並分以大小。這顯然是受儒家德制思想的影響。但冠位是無職權的,人員也不固定，更不是官職,只是授與貴族的一種榮爵。它只按個人能力和政績授與個人,不能世襲。因此冠位制的實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長期以來以氏姓高低決定社會地位的門閥勢力，起了選拔人才的作用,並推進了貴族的官僚化和以天皇為首的官僚體制的形成。

2.制定十七條憲法。十七條憲法制定於604年。《十七條憲法》只是一種道德訓誡,對違者也沒有制裁的條款。它不同於現在的律法，最多不過是行為規範。《十七條憲法》的內容多出自中國儒、法、道諸子百家及佛教思想,而以儒家思想最多。儒家的“三綱”“五常”可說是其的核心思想。《十七條憲法》提出“承詔必違,君則天之,臣則地之”，“國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其君權神授的思想目的在於提高皇權,壓制氏姓貴族的勢力,建立和中國一樣的由皇帝專治的王朝。它還要求貴族要和睦守禮,剋制私慾，不鬧矛盾。同時提出給百姓以必要的生產和生活條件,比如在農桑時節，官府不要隨便驚擾百姓，平時不要大興土木,減輕人民負擔等等。企圖以此增加生產,消弭人民的反抗。

說是憲法，其實就是治國理念

3.提倡佛教，使佛教植根於日本列島。推古王朝制定的“冠位制”和《十七條憲法》,主要是針對上層社會的王族、貴族和各級官吏的。那麼,對於百姓又該如何治理呢?傳統的原始神道缺乏自己的經典和理論,難以承擔維護王權、教育民眾的重任,而已在東亞諸國十分興盛的佛教,其所具有“現世利益”要素的教義,則具有既可維護王權,又可教育眾生的作用

聖德太子通過振興佛教，達到樹立一個全國共同崇拜的宗教，以此來削弱氏姓貴族的勢力,提高皇權。

聖德太子的父親推古天皇曾下令要“興隆三寶”,聖德太子在《十七條憲法》中也提出“篤敬三寶”。太子還帶頭建立斑鳩寺,親自在官中講解佛經,又撰寫《三經義疏》。結果國內很快出現了弘場佛法,競造佛寺的局面。

4.恢復中日邦交,積極學習吸取中國的先進思想和文化。聖德太子為了向中國學習,派出遣隋使,恢復中斷一個多世紀的中日國交。推古天皇十五年,聖德太子遣小野妹子使隋。一年後小野歸國時,隋朝遣裴世清出使日本。當年,世清回國時,日本又遣小野妹子第二次赴隋，還派去了留學生。這些留學生學成回國後,在後來的大化改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這一時期日本已經改變過去向中國朝廷請封朝貢的態度,採取了對等的立場。這也反映了太子建立中央集權國家的強烈願望。

五、編纂史書。中國漢以後的修史之風，對東南亞國家影響很大，其中就包括日本。推古天皇二十八年太子開始撰寫《天皇記》、《國記》等歷史書,以提高皇室尊嚴,進一步樹立君臣的隸屬關係。可惜這些書在大化改新時大部分被蘇我蝦夷燒燬。

推古王朝正是通過這些措施,在政治、思想上大力宣揚了王權。從中國的儒、佛等經典中找到“王權神授”“王道思想”的理論依據,並與本國傳統信仰相結合,形成了國家最高統治者—“天皇”的精神支柱。

艱難歷程——古代天皇制的最終形成

自推古女皇和聖德太子改大王為天皇稱謂之後,便開始了建立古代天皇制的歷程。由於聖德太子他們著重於從精神、道德方面樹立朝廷的權威,而忽略了從律法、物質方面限制和削弱大氏姓貴族的權益,所以並沒有能挽救當時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

首先是生產荒蕪和社會動盪。其根本原因就是於從五世紀發展起來的天皇和貴族對人民的統治體制即屯倉、田莊和部民制。天皇、皇族和貴族在這種體制下彼此競相擴充領地與部民（相當於奴隸）,而且將剝奪來的財富都傾注於對外征戰和營造寺院等,從不圖再生產,只顧加強掠奪就必然會引起這樣的後果。社會動盪與人民不滿的激化也必然使統治勢力內部矛盾尖銳化。

公元642年蘇我蝦夷大臣的兒子蘇我入鹿“自執國政”。同年,蘇我蝦夷大臣在大和葛城的高宮建立祖廟,並舉行“八佾之舞”。按中國的古例,天子八佾,諸侯六佾。顯然蘇我氏把自己擺在了天子的位置。第二年,蘇我蝦夷大臣,不經天皇批准,私自授紫冠給他的兒子蘇我入鹿。

後來又派兵圍困聖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的住宅,最終逼其自殺身亡。一年後,蘇我入鹿又在甘檮崗大建宮室。宮室周圍建有城柵,宮門旁有兵器庫,經常有人持械守衛。蘇我氏的行動,嚴重地威脅著天皇和王族的地位。

正當蘇我氏把持朝政的時候,在王族和上層貴族中,悄悄地形成了一股反抗蘇我氏,力圖以唐王朝為模式實行改革的政治勢力。

這股政治勢力的核心人物就是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他們憤怒於蘇我氏“失君臣長幼之序,挾窺窬社稷之權",故而結為摯友,常常“俱述所懷,既無所匿”。他們共同請教從唐留學歸來的南淵先生,吸取唐王朝的經驗,策劃變動,改革政治。

在經過精心策劃之後,他們於公元645年利用三韓進調之日,在板蓋官的大極殿發動宮廷政變,以“盡滅天宗,將傾日位”的罪名,在殿堂上殺死了蘇我入鹿。之後又剷除了蘇我蝦夷、入鹿父子的黨羽,朝廷大權重又回到天皇手中。宮廷政變之後,朝廷實行了維新變革。

1，建立了以孝德天皇、中大兄皇子為核心的新政府,任命了左大臣、右大臣、內大臣,並以留學唐朝歸國的僧旻、高向玄理為國博士(即國家智囊)。改年號為“大化”。

2，對朝廷的重要經濟、軍事基地東國地區加強控制,向東部諸國派遣新國司,為防止各地方國司的違法亂紀行為的發生,朝廷規定了國司、郡領的權限和任務。宣佈奉法者褒獎,違法者貶降爵位,受賄賂者,以二倍懲罰。

3，同年遣使全國各地,進行戶籍調查,並指示自此之後不得買賣土地,亦不得逞強欺弱,兼併百姓土地。為大規模的新土地制度的實施作準備。

4，朝廷宣佈大化改新詔書。其主要內容,是廢除貴族私有土地制和部民制,大夫以上的官僚貴族,國家賜以食封。二是廢除世襲氏姓貴族制,建立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三是實施公田公民制和班田收授法。四是統一租稅,實行租庸調製。

5，同年又宣佈簿葬令,凡王以下及庶民,不得營殯;不得築高墓和埋藏金銀銅鐵、珠玉,禁止人殉和畜殉等舊俗。

6，在十二階冠位制的基礎上,推行新的十三階冠位制。分別用深紫淺紫等七種不同顏色的織、繡錦、絹等製成的冠,標誌冠位的高低。後又將冠位改為十九階。至天智天皇又進一步將冠位增至二十六階。

7，實施新的官制。宣佈“改去舊職,新設百官及著位階以官位敘”。命由唐留學歸國的新政府智囊高向玄理、僧旻,參照唐朝官制設置八省百官。 由上可知,大化改新後，政府吸取了推古王朝改革失敗的教訓,從政變一開始,就從政治、經濟兩方面同時打擊、削弱大氏姓貴族勢力,每採取一項措施,均著眼於加強皇室的實力,樹立天皇的權威。但是革新並沒有讓皇族與貴族們失去作為一個階級的政治和經濟特權,只是重新做了調整。對貴族來說，以前養尊處優的地位喪失了,原來可由他們任意驅使的奴隸式的部民被抽調走了。因此,在他們中間就出現了反革新派,有的原則上雖贊成革新,但在進行方式上又有矛盾,這也是必然的。

在朝鮮,這時新羅日益強大起來,並向統一中國不久的唐朝朝貢,接受了唐朝龐大的授助,加強了對百濟的壓迫。百濟雖向天皇政權求授,但天皇朝廷卻束手無策。在這期間,公元660年,唐與新羅的大軍一舉滅亡了百濟。在授救百濟問題上無所事事的朝廷,不但喪失了在朝鮮的僅有的一點威信,而且還受到了國內反對派的蔑視。

天皇朝廷為恢復失去的威信、一舉解決內外的困難,決定舉全國之力征討新羅。於是中大兄皇子開始了遠征。

白村江戰敗後,中大兄皇子的朝延斷了侵入朝鮮的念頭,專心致志於鞏固國內統治體制。

公元667年遷都於近江的大津,隨後,中大兄皇子就正式成為天皇，即天智天皇。近江朝廷優待自百濟流亡的舊官吏與舊貴族,並充分利用了他們的知識和文化以興建新的國家體制。近江朝庭雖然在努力建設國家,可是在社會底層發出的卻是苦於對外征戰與遷都負擔的群眾的怨聲。皇室及貴族中的反對派利用了這種形勢，勢力增大,從而加重了政局的不穩。

公元671年末,天智天皇死後,大友皇子繼位(弘文天皇)。天智天皇之弟大海人皇子對此不滿。六個月後發動叛亂。最後以弘文天皇鬥爭失敗,自縊身死而結束。這次戰亂髮生在壬申年,故稱壬申之亂。大海人皇子即位是為天武天皇。

天武天皇掌握朝政之後,著力於推進大化改新中未竟的事業,主要採取了徹底削弱大氏姓貴族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實權的諸項措施。

他宣佈廢除天智天皇規定的氏上(大氏姓貴族)的“民部”、“家部”。先前恩賜給親王以及諸大臣的“山澤島浦、林野陡池”,全部收回國有。為防止地方勢力的發展,實行了諸王諸臣轉移封地的政策,讓擁有西部封地的貴族轉移到東部,東部貴族則轉移到西部。他還公佈貴族的食封只能享受30年，時間一到就全部收回。但實際沒等到三十年，而是三年後就宣佈徹底取消了食封制。至此大氏姓貴族擁有的世襲經濟特權被徹底地廢除了。

為打破大氏姓貴族擁有的氏姓制特權,天武天皇還宣佈更改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萬姓”藉此建立以皇室為中心的尊貴序列。

隨後又宣佈了“更改爵位之號,增加階位”,階位由天智朝的26階增至40階。這種氏姓、階位的變化,有利於那些有功而地位較低者,以及有能力、有オ幹而無階位者步入各級封建統治機構。天武天皇曾一再申明,用人必須“選簡其才能”,選擇人才的標準是

天武天皇的諸項措施,為日本古代天皇制的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

到公元七百年文武天皇制定《大寶律令》,用法律的形式規定了天皇的崇高地位,並認定了大化改新以來逐步建立起來的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度,由此標誌著日本古代天皇制的正式確立。

日本古代天皇形象

從推古朝維新失敗，到古代天皇制的最終成立，大概經歷了七十幾年。世界上任何國家的維新改革都是在陣痛與流血中完成。幾十年間，日本天皇制的建設也是歷盡了曲折艱辛。創立天皇制的過程,反映了年輕的皇族和開明的上層青年貴族們的一種開拓精神。他們從渴求新文化,繼而把新文化與日本自身固有信仰和社會實踐的需要相融合,創立了一種全新的初期天皇制理念。

日本的天皇制以明治維新為分界線，在維新以前是古代天皇制，其後則是近代天皇制，現在的天皇在日本民眾心中更多的只是一種象徵，可視為是象徵天皇制。

天皇制從初始到如今走過了大概有一千四百多年了。在這千餘年的歷史進程中,日本的天皇並不像中國古代皇帝一樣始終佔據統治地位，其自身的發展也經過從興盛到衰落再到興盛的歷程。而它對曾經的日本的發展有過正面的作用,也產生過負面的影響。

一種權威和制度,在一個國家內能夠長期地延續和發展,自然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也不例外。戰敗後的日本什麼都要重頭來過，唯獨天皇及其制度卻被保留下來。且至今還在國民中有相當的擁躉。從中也可看出日本的民族性及其精神之所在。

參考資料：內藤湖南《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馮瑋《日本通史》，《日本書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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