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代，政學圈內有兩大名人，都以“大炮”的綽號名揚四海。一位是孫文先生，另外那個，就是“傅大炮”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山東聊城人，字夢真

傅斯年這位山東漢子，在北京大學唸書時，初登文域，就已是校內外“頭號學霸”。不僅科系所有考試均第一名，組織能力與領導威望也無人可及。他的那些北大同門，都何等心高氣傲，卻獨許他是“天縱之才”，甚至誇他是“黃河沿岸的第一才子”，乃至“孔子以後第一人”。這些話雖不免花哨，可終究只是逸事花絮之類，也是推崇備至之語，姑且由之吧。

“第一人”、”第一才子“啥都涉嫌誇大，可“國士無雙”四字，時人是普遍認同的。傅大炮“無雙”在哪，我以為，在學問好、在膽識大、在魄力足、在能力超強、在精力過人、在眼光獨到、在待人赤誠、在無懼威權、在親民愛國、在提攜後進不遺餘力。僅作為知識分子，其德業後人怎麼遊揚褒讚，都不大過分。

傅斯年考入北大預科時，與弟弟傅斯嚴合影

後來，我翻書，讀到宋人陳亮的《酌古論序》，看到裡面有句，“吾以謂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劍楯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在，總會不自覺想到傅斯年。

談民國學術、思想及政治，傅斯年肯定是繞不過去的重心人物。如今他的聲名略顯黯淡，可他在老一輩學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尤其高的。

他的為人，表面魯莽，其實清澈的很。他年輕時，是學生中最有號召力的領袖；成年後，是學術圈“傅大老闆”；在後來，議政論政，聲震四野，人送“大炮”徽號。他一生都是“大人物”，就其閱歷而言，按理說當是很有“武庫”的這麼一個人。但他真的不復雜，甚至言行很單純，是一身才氣一身痴。這一點非常難得。我自己讀傅斯年，內心就常有一股愉悅明淨之感，就像觀望一道清泉飛瀑一樣。

“五四運動”的總指揮

傅自小就勤奮好學，人格上還有一種難以言說的魅力。他家學淵源，17歲入讀北大，頭兩年專治國學，一直全班第一，是劉師培、陳漢章等老宿的得意門生，黃侃更許為衣缽傳人。他而後覺得國故有問題，就盡棄舊學，義無反顧投身新文學陣營；五四運動爆發，他被推舉為遊行總指揮，令則行禁則止，結束後立即功成身退，終身都不提及。

甚至沒有傅斯年的力挺，大紅大紫的胡適，都不大可能成為民國學術網紅。胡26歲那年，首次登上北大講壇，能站穩腳跟，不被那幫難纏的學生轟下臺，就是因為有小5歲的學生傅斯年認可，幕後給他保駕護航——雖然他也被傅質問的滿頭大汗，也老實承認，“幾個學生的學問比我強”。實際上，此前章太炎弟子朱宗萊在北大開《文心雕龍》課，就是傅當場指出他講義中30多條錯誤，被灰溜溜趕跑的。

聊城傅斯年故居，也是當地的“狀元第”

鄧廣銘回憶錄中說，抗戰期間在復旦，就常常聽傅說，“誰都沒資格罵胡適之，只有我能夠罵，只有我才有資格罵”。這位胖胖的山東人，他是極端自負，也是很狂的。

早年，他的資質和學識之好，一度是讓時人很駭異的。且不談他的“夷夏東西說”是如何有創見了，過去偶然讀到他的《春秋策》一書，就不由感嘆，傅大炮果然名下無虛。

與“誼在師友之間”的胡適父子

民國以來的文史圈，一直流傳著一則有趣的逸聞：說是俞大維這人絕頂聰明，留德時以才華和陳寅恪並稱雙璧，本來也是搞文史的，也嶄露頭角，頗有成就。可自從結交傅斯年後，他便突然棄文學理了。周邊人問是啥原因，他說，“搞文史的人當中出了個傅胖子，我們便永遠沒有出頭之日了”！即陳寅恪，也格外看重、信任傅斯年。

民國人都說，傅是學術天才，也是舉世罕見的管理奇才。他自學生時代起，到最後遽然辭世，“傅大老闆”這個別號在民國文教圈，始終有著他人不可企及、片言九鼎的影響力，聲望大概就僅次於胡適。辦各種雜誌、創建歷語所、掌管過西南聯大、擔任北大代理校長、主持臺大校政、參與議政、扶持後進等等，一生許身謀國、才能超群，眾所公認。後來，錢穆跟他對罵，懟他是“水泊梁山的山大王”，恨恨有聲，可也不敢抹滅他的領導才能。

晚年的錢穆夫婦——傅認為錢的學問“太舊”，二人合不來

就連他的老師，彼時文化圈菁英們共奉的精神領袖胡適之，論行事勇猛、論行政才幹，都遠不及他，也曾自愧弗如。後來的傅大炮，雖官銜低微，最牛時也不過一大學校長，實際上卻順理成章地成為整個民國後半葉，教育界與學術圈最有組織能力的領導者。他在此方面的才幹，至少在當時無人能及，位置無人可替，貢獻也無人可匹。

傅斯年這種性格、這番作派，大破大立、狂傲至極又一心為公，是“很五四”的，大概也只能屬於“五四”。他的恩師胡適，屢屢惋惜他只是“為他人作嫁衣裳”，白白浪擲了學術天份——除零散論文影響極大外，他外務太巨，確實沒有出過幾本專著，是未盡之才。

1935年，傅與梁思永（右一）、法漢學家伯希和（右二）在安陽發掘現場

好在他抱負不在此。古有“三立說”，也正如老作家孫犁講的，“文章與道義並存，文章可泯，道義永在”，傅斯年之青史留名，主要真不是因為寫了多少書。

傅斯年一生，最可惜的，除了學術天份沒有完全展現外，就是早死。去世時不過54歲，還是正當宏圖大展之際。說起來，彼蒼者天固然是不恤國士，他自己也是壯懷未酬，齎志以歿。

1921年5月，傅與蔡元培（中左二）、徐志摩（前左二）、等在英國

後來，很多人就講，傅大炮當初如果不跟著離陸，可能不至於短命。可這終究只是事後諸葛亮之言。實際上，到了大江大海1949，知識分子們都必須站隊的時候，他雖沒啥官銜，不過一書生身份，明知不可為，卻只能毅然決然地隨著蔣氏敗走“田橫之島”。表面上可二選一，他其實沒得選。

一方面，他對蔣及其黨羽都不大看不上，批評也很嚴重，可他的認識是有侷限的，總堅持對比起來是“比較好的”。且他的理念，是文化與國家要發展，亂世中的文人必須找尋合作，不能太愛惜羽毛，只圖個人獨善其身的美名，與虎謀皮，捨我其誰。

與其妻俞大綵

而從公心論，他彼時肩負著“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北大校長、還有即將履新的臺大校長等要職，在如此岌岌可危的多事之秋，他實際是學術文化界同道們最大的精神支柱，他責無旁貨不得不走。

還有一方面，為此身安排計，是他與湘潭先生私人關係不怎麼好，他有疑慮。算起來，他和湘潭先生認識很早，淵源頗深。那年，他還在北大當學生，是風雲人物，而大他3歲的湘潭先生僅是圖書館管理員而已。後來，憶及北大往事時說過，“想和傅斯年交談，他沒空理我”，內心受傷挺深。在北大時，傅斯年與張申府待他不佳，他是不免介懷的。章士釗大方借錢，他則一直很感恩。

年輕留學時代的傅斯年

1945年，傅斯年訪陝，兩位故人再度會晤，湘潭先生不計前嫌，把手言歡，待他很熱情，不僅贈禮物，還單獨對床夜話，熱聊了一通宵。不想，傅也是不識趣，回去竟宣揚說，其人“至多不過宋江一流”云云。這些話當然是憤激之語，而非實情之言也，可湘潭先生也就再難諒解他，寫文列入黑名單。

俗話說“熱土難離”，可傅再無留下的理由。可以說，無論是政學立場驅動，還是文教繼揚的職責所在，抑或僅處於私人考量，傅斯年都只能踏上不歸之路。

死生亦大矣，可傅大炮總共才活了55歲。他在晚年，眼見國是日頹，理想變現無期，心情實際上非常糟糕。

臺大“傅園”

傅斯年其人，不是書呆子，他把握現實、洞察世情的能力都極強，非泛泛庸輩。可他這個人，性格最大的弱點，當在養氣之功甚弱，遇窩心事不能抑制住自身情緒，不夠通達，為此一命嗚呼。胡適唾面自乾式的修為，他是終身都做不到的。李敖就說他是“氣死的”。

他是北方人，特急性子，動不動“匹夫之怒”，“傅大炮”的諢名多少就是因此得來。也因此，他常年為高血壓病所折磨。加上其人就是個“工作狂”，一生勞碌，諸如領導新文化運動、創辦流行雜誌、揮指學生遊行、創辦著名的史語所、組織殷墟考古發掘、主持明清檔案整理、到處提拔與培養大批青年才俊、在泥沙翻湧的戰後重定北大朗朗乾坤，啥事都全身心忘我投注。

他始終不懈地旨在捍衛學術自立與尊嚴，號召實幹興學。同時，他嫉惡如仇，以書生報國自期，指呈時弊，左右輿論，炮轟孔祥熙、痛砭宋子文、臭罵蔣氏，以區區參政員的卑位竟然接連趕跑兩任行政首長，精勇一似下山猛虎，當時無人可擋其銳。

他狠起來都自己祖先都罵。他是山東聊城人，是滿清入關後首位狀元傅以漸的直系後人，可他覺得這位祖宗覥顏跪事異族，一直引以為恥。他如此執拗、不容沙子的性格，可想而知，總不大可能長命吧。他自各也早有預感，1947年起，就愛將“死”字掛在嘴邊，甚至有一回還問同事姚從吾（即李敖後來的研究生導師），何日一起去跳海。

他這個人，一生盡情儘性、完責完義，“雖千萬人我往矣”，性格是超出常人的頑固剛硬，可就是這麼一個人， 都多次萌生了要自殺的念頭，可見彼時心情之惡劣，實無以復加了。這種外在壓抑的狀況，配合他內裡性格上的暴脾氣，最大程度上直接導致他後來的猝死吧。傅斯年與胡適，一門師徒，都是當眾非正常死亡，冥冥中都有約定似的。

1951年12月20日，傅斯年逝世一週年忌日，學生們致祭

1950年12月20日晚上11點20分，在剛罵完某一位“省參議員”後，時任臺大校長的傅斯年，腦溢血癥突發，毫無徵兆，當場倒下，猝死在彼地的會議場上。據知情者回憶，在開會之前，在家中，面對正為買菜錢沒有著落而愁眉不展的妻子俞大綵，他只是興高采烈地說：

“董作賓終於同意我預支一筆稿費了”，希望拿到錢後，“一半留作家用，一半給我做條棉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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