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西方學者為何說清朝是帝國主義？

董宏陽

這個問題不錯，我還是很有興趣的，雖然我並不知道誰說清帝國是帝國主義。

帝國是君主制國家的一種，而帝國主義則不同，因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高級形態，帝國主義的特點除了侵略他國、掠奪財富之外，再就是享受他國勞動帶來的紅利。舉個很簡單的例子，為什麼我們說美國是帝國主義，因為在全球化的產業分工當中，美國將低端產業和製造業大量外包給其他國家和地區，美國本土則從事高端產業。因此，美國通過全球化給自己謀取了鉅額的利潤，既滿足了美國上下分心理需要，也讓美國成為全球科技的排頭兵。

但是後果是大量的產業工人因為低端製造業的外包而失業。言歸正傳，美國玩的最好的一手是通過控制他國經濟進而達到左右他國政局的目的。

以這個標準來衡量，清帝國是帝國主義嗎？很顯然，不是。因為帝國主義我們從帝國主義的定義可以總結出構成帝國主義的四個必要條件：資本主義的高級形態、侵略他國國土、掠奪他國資源、以他國的勞動來供本國享受。清帝國屬於東亞傳統農業文明，並不屬於資本主義的範疇，更何況資本主義建立在工商業以及自然科學革命的基礎上，很遺憾，這兩點都和古典中國無緣。

與此同時，清帝國開疆拓土的戰爭目的也不是侵略或掠奪，而是建立在本土安全這一基礎之上。比如說，被清帝國征服的臺灣、新疆和西藏並不能為帝國帶來多少進項，相反卻需要帝國財政支持才能維持帝國對上述地區的統治。

如果看一下清帝國的擴張史，就能發現清帝國在擴張方面一直持有剋制態度。如果說清帝國第一階段的擴張是滅亡明朝的話，那麼我們可以看一下這一階段清帝國擴張的開始和暫停。

第一階段很簡單，1644年年輕的清帝國入關並遷都北京，並於1659年徹底消滅南明流亡政權，完成了對明朝的征服。其實準確點說，這一階段應該是統一階段。

第一階段完成後，清帝國有差不多二十年沒有擴張，因為清帝國接手的是一個滿目瘡痍的爛攤子，社會秩序和經濟生產被戰爭嚴重破壞，更何況還有一個三藩之亂，所以清帝國這一時期得主要任務就是休養生息，恢復經濟生產，之後才是第二階段的擴張。只不過第二階段擴張規模不大，持續時間也不長。

第二階段：1683年到1689年。

1685年至1689年，清帝國同沙俄因黑龍江流域的歸屬權爆發戰爭，清帝國取得了雅克薩之戰的勝利，並同沙俄簽訂《尼布楚條約》確定了清帝國對黑龍江流域的所有權，清帝國也將帝國北方邊界擴張至外興安嶺，至此，清帝國版圖東半部已經形成。

這一時期清帝國開疆拓土的主要特點就是為了國土安全。這兩場戰爭規模都不大，清帝國也僅僅是動用了地方的軍事資源，並沒有將戰爭大規模擴大。所以，第二階段也可稱之為有限擴張階段。

第三階段就是平定準噶爾和吞併青藏高原的戰爭，這一階段戰爭斷斷續續，持續的時間也比較長。這一階段也可以命名為大規模擴張階段，或者說是中國成型階段。

清朝平定準噶爾的戰爭前前後後持續了差不多七十年，從康熙一直打到乾隆，而且乾隆後面還來了一個平定大小和卓叛亂。但是康熙也借用三徵準噶爾的機會，將原本是帝國附庸的喀爾喀三部納入帝國版圖，而且清帝國還把喀爾喀三部分為四部，並制定法典對喀爾喀進行約束管理。平定青藏高原也是如此，雖然康熙雍正兩代清軍就已經踏上了雪域高原，但是一直到乾隆朝才正式穩定對西藏的統治。

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就是持續規模大，戰爭時間長，清帝國可謂是動用了舉國之力才完成了這一千古偉業。至此，清帝國的版圖徹底穩固，同時也奠定了現代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雛形。

第四階段主要是對外戰爭以及外交交鋒，也可以稱之為鞏固階段。清帝國在平定準噶爾之後立即組織軍隊巡視邊境、設置卡倫，明確了帝國同沙俄的邊界走向。同時，清帝國平定大小和卓叛亂也可以視為對戰爭成果的鞏固。

對緬甸和廓爾喀的戰爭則是明確了中緬邊境以及中尼邊境的走向，並且徹底將野心勃勃的廓爾喀以及緬甸貢榜王朝打服，使之不再挑釁帝國的權威。同時，貢榜王朝多次被清軍深入國土，國力大幅衰退，也間接幫助了泰華達信復國。曾經有英國學者推測，如果貢榜王朝沒有及時向清帝國妥協，很有可能會被清帝國滅亡。

所以，在明確了邊界走向之後，清朝的擴張就此結束，現代中國已經呼之欲出。

好了，現在我們可以總結一下清帝國擴張的特點：

比如，臺灣的正式威脅到了清帝國東南沿海的安全；沙俄對黑龍江流域的擴張威脅了清帝國東北方向的安全；準噶爾的崛起威脅到了清帝國對蒙古的宗主權。而清帝國對邊疆區的征服，也僅僅是為了本土安全考慮，使之成為帝國的戰略屏障，拱衛本土安全。

清帝國的擴張並不是為了掠奪。清帝國對邊疆區的征服以及統治，完全是帝國自己往裡貼錢，而且並沒有對邊疆區橫徵暴斂。

比如，清朝征服南疆之後，給南疆八城定的賦稅就遠低於準噶爾要的數量，而且清帝國對邊疆的統治往往需要中央的財政支持，所以清帝國一直有放棄新疆的呼聲，同時要被放棄的還有西藏。

清帝國並沒有對內橫徵暴斂。西方很多帝國為了對外戰爭對內往往橫徵暴斂，比如歐洲的稅率高達10%到20%，而清帝國田賦的稅率只有2%到4%，而且時不時的還有蠲免，清帝國康熙、乾隆兩代帝王總共蠲免高達四億兩白銀的賦稅，可以說是薄徭輕賦了。

清帝國擴張以及對外戰爭的財政基礎就是國庫存銀，康熙朝和雍正朝清帝國還處於上升期，國庫並不豐厚，所以戰爭要麼規模不大要麼適可而止。到了乾隆朝清帝國達到全盛，國庫存銀長期維持在六千萬兩，可以說已經是極盛了。所以乾隆才有底氣玩大規模開疆拓土，以及武力震懾周邊小國，最終奠定了現代中國的雛形。

所以說清帝國是帝國不假，但是根本就不是帝國主義。

全文完

北洋海軍炮手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接段，靠輸出資本，利用他國勞動力，創造利潤。清朝在雅片戰爭前，是閉關鎖國的封建社會，雅片戰爭後則逐漸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西方工業革命以後，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開始的時侯處於自由競爭階段，依靠工業化生產，生產大量廉價工業產品，銷售到較落後國家，掙到大量財富。

到十八世紀二十年代，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國內工業飽合，勞動力成本提高，沒有多少利潤可掙，他們把手中資本投資國外，利用落後國家廉價勞動力，開設工廠，攥取大量利潤。

清朝則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手工業發達。一個家庭生存的糧食和布料都有自己生產，西方工業品在中國沒有市場，英國人把雅片運到中國，導至雅片戰爭爆發。

雅片戰爭後，中國社會淪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地步，開始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開設工場，發展本國經濟，即洋務運動。

清朝資本技術引進，是發展本國經濟，並沒有投資國外，談不上帝國主義。西方學者說清朝是帝國主義是有險惡用心的，想質疑否認清朝統治者做為中國政權的合法性，挑起民族矛盾。

中國社會和西方單一民族國家不一樣，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每個民族都是國家的主人。中國是五十六個民族共同的家園。

關東俠客

我只能說大唐盛世哪個時候是世界霸主，西方國家現在研究大唐盛世說法不對，唐朝是皇族統治有些方針，政策法規跟現在比是不同的，唐朝那個時候強盛人的素質很重要，工業農業科技最先進，人人都有房住，有工作，所以少歪鳳邪氣，當然治安管理都好，有困難得到解決，人人安居樂業，國風民風都好，中國五仟多年曆史上的一個奇蹟。

程衛明1

清末期，國內民族矛盾加深，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為了政權耗盡了大量銀兩去鎮壓起義軍。對外，任贈外夷不預家奴的政策，國內民怨載道!當英法聯軍攻城時，看熱鬧的，幫助搬梯子助攻者比比皆是;泱泱大國一盤散沙。那麼，國虛弱如此，此時西方強盜還為何給戴上一頂清帝國的大帽子呢?這就和真正的帝國主義侵略前輿論先行，當謠言造好，下一步該出兵侵略了，古往今來，套路一統，前有八國聯軍，後有伊拉克，這些，都是侵略者本性所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清風佛面863121121121

對我們以往所理解的清朝的國家構建構成一種挑戰。這種在西方殖民主義論語體系下建構的觀念，提醒我們應該用政治學的方法與視野重構一種有關國家歷史的宏大敘事，以糾正過去研究中的碎片化傾向，將史學家們的關注點從過去一度盛行的社會史、文化史、經濟史上轉移開來，把“國家”帶回歷史研究的視野之中，重新審視國家構建問題。筆者認為，我們在批評西方學者滿洲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同時，也應該借鑑“國家構建”(State Building)的概念和理論，將清代歷史研究轉到整體性宏觀敘事的路徑上來。

一、“殖民帝國”理論在清代歷史研究中的運用

近年來，新清史在國內學術界引起激烈的爭論。回顧歐美中國史研究近三十年的學術發展會發現，在新清史興起之前，把“殖民帝國”理論運用到清代歷史的解釋上已經是西方歷史學界一股強勁的學術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濮德培、羅友枝(Evelyn Rawski)、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何羅娜(Laura Hostetler)、狄宇宙(Nicola Di Cosma)等人，他們發表的相關論著，都以“帝國主義”為核心概念，分別探討清帝國在西北、西南、東南地區的殖民統治。這些學者受到後殖民主義思潮的影響，試圖用一種新的標準來突破20世紀初列寧將帝國主義界定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的經典理論。他們持一個基本相似的觀點，即清帝國在17—18 世紀的擴張，與英、法等世界其他列強在全球範圍內的殖民擴張是同步的，這不僅表現在清朝向蒙、藏、新疆等內亞邊疆地區和西南雲貴、東南沿海臺灣等地區的武力征服，而且包括滿人作為最高統治族群，採取了封閉的八旗制度、強制推行滿人文化、拒絕漢化等政治、經濟、文化政策，並以理藩院為殖民管理機構、依託地方精英對內亞邊疆地區進行間接管理;為了更好地管理，清帝國甚至大大提高地圖繪製技術，編制族群圖譜。而這些措施與西方列強在全球範圍內推行的殖民主義政策非常相似。由此得出結論，清朝也是也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與英、法、奧斯曼土耳其、哈布斯堡王朝、莫臥兒帝國、俄羅斯帝國等一樣，都在18世紀進行了大規模的殖民擴張，具有鮮明的帝國主義性質。在此，他們經常用傅禮初(Joseph Fleteher)提出的“平行發展”來代指全球帝國主義發展的同步性。在這些學者當中，專門研究清朝如何征服蒙古、新疆地區的羅友枝、濮德培、米華健，被視為新清史的重要代表，但狄宇宙、何羅娜、鄧津華等卻沒有被列入新清史學者的行列，可見，“殖民帝國”思潮與新清史思潮之間並非完全重合，它們既有交叉，又有所區分。

羅友枝進一步指出，清朝是一個在內亞邊疆地區展開殖民統治、具有帝國主義性質的、強大的中央集權帝國，這種特點獨一無二，純屬滿洲人的創造，因此與中國以前的王朝截然不同，明清並非一體。所以，中國早期現代性的建構是以清朝的建立為標誌的，而非經濟史學家宣稱的那樣，始於明代。羅友枝關於中國早期現代性始於具有帝國主義性質的清帝國之建立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傅禮初的啟發，後者提出影響中國走向近代化的主要因素除了與西方的關係、中國自身經濟的發展，還要關注清朝在內亞邊疆地區的作為。

以上諸位學者在全球史觀下所做的比較研究，看似宏大，其主要觀點也非常具有挑戰性，但卻並沒有進行真正的比較研究。因為在他們的論著中，缺少對歐洲列強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分析，更沒有對奧斯曼土耳其、哈布斯堡王朝、莫臥兒王朝如何推行帝國主義的分析與研究，所以他們做的是一種不完全的比較。

由於這些觀點存在理論上的缺陷，以及在尋找歷史史實支持上的刻意性和主觀性，因此受到一些學者的批評。土耳其學者邁克爾·艾德斯批評了濮德培關於清帝國主義的觀點，認為濮德培過於追求宏觀比較，而忽略了清朝的很多具體歷史特點，他所概括的帝國主義的幾個特點，並不一定適用於清帝國。清帝國沒有在內亞邊疆地區開展以獲得經濟利益為目的的武力征服，清帝國在邊疆地區的管理具有明顯的直接特徵而非通過地方精英進行統治的間接管理;移民對中國來說是非常常見的一種歷史現象，與西方向新佔領區的殖民根本不同;新佔領地區對於帝國的重要性也完全不同。而對羅友枝將清帝國的建立視為中國早期現代性開始的觀點，金世傑(Jack Goldstone)認為並不符合歷史事實。他指出，在1700年時，從不列顛群島到中國海的歐亞大陸，民族國家極少存在，多民族的帝國、多語言的聯邦和充滿野心的君主政體是常態。所以，“現代性還遠未見端倪”，在這些國家，人口與資源的平衡，精英階層的流動和行政穩定的平衡，以及物價上漲及其對國家財政影響的平衡等，基本上都是相似的。

這種滿洲殖民主義理論的來源是什麼? 為了證明清朝是一個殖民帝國，濮德培等人還借鑑了兩種成果，一是學術界已有的關於界定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標準，即其他帝國主義國傢俱有什麼特徵，在清朝能否找到。但實際上我們看到，他們找到的那些標準既不是奧斯曼土耳其的，也不是俄羅斯的，只是來自於英、法等西歐列強的。在以往歷史學界的這種中西比較研究中，按照西方的某種標準，為中國歷史的某些現象打上標籤，往往被證明存在很多問題。如在對中國為什麼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探討中，中國什麼時候開始有商品經濟、到底有沒有資本主義萌芽等問題，最終還是會回到西歐中心論的窠臼。二是到底如何來界定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對此，供濮德培借鑑了在殖民主義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德國學者于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的研究。

奧斯特哈默曾於1997年出版《殖民主義理論評述》(Colonialism: Theoretical Overview)一書，這部著作被認為找到了研究殖民主義的新路徑，其方法簡潔而且具有洞察力。在這部著作中，奧斯特哈默研究了從近代早期到21世紀殖民和反殖民的過程，他認為以往關於殖民主義的研究大多把殖民主義看作帝國的征服、剝削和統治，但在他看來，殖民地的社會形式並不是對統治帝國的複製，也不是殖民化之前的社會，而是一種具有新的方向和特徵的混合體。在這方面，奧斯特哈默最重要的一個學術貢獻便是通過考察世界歷史上不同形式的殖民歷史，區分了殖民、殖民化和殖民主義概念。他將歷史上的殖民化區分為六種形式: 全部人群或社會的整體性遷移、數量眾多的個體遷移但不自行創建新殖民地、邊境殖民化、海外移居殖民化、建立帝國的政府形式、建設海上網絡的形式。奧斯特哈默關於殖民主義的這些理論研究成為濮德培等人提出滿洲殖民主義的直接理論基礎之一。

除此之外，奧斯特哈默還對全球史視域下帝國與帝國主義的發展史做了宏觀探討。在他看來，帝國是國家的主要形式之一，在人類歷史上是一種普遍性的存在，直到20世紀，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帝國這種政治組織才趨於消亡，讓位於新興的現代民族國家。在此，他贊同金世傑的觀點，即在17—19世紀，強大的帝國並沒有給民族國家興起的機會，帝國作為一種政治組織形式不足以成為建構現代性的標誌。他認為在國家建構方面，現代民族國家的標誌應該是國家權力行使的理性化。雖然在18世紀時，清帝國與其他帝國一樣，具有相似的中央收權、官僚體制、多元文化等共同特點，但奧斯特哈默指出，進入19世紀以後，清帝國的政治體系並沒有醞釀出現代性的因素:即權力行使的隨意性仍然沒有受到理性的約束。他認為，清朝自嘉慶皇帝以後，就再沒有出現能夠約束官員群體遵紀守法、正直本分的強大君主，也未能對中國的兩大關鍵支柱——軍隊和財政管理部門進行改革，從而導致國家能力的下降，以至於在面對世紀之交出現的革命運動時，官僚機構束手無策。可見，奧斯特哈默更注重從政治權力運行的理性化角度去界定一個國家是一個傳統帝國還是現代民族國家。這種研究路徑也是當代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常用的一種方法，福山同樣指出，中國的制度早熟，早在漢代已經堪稱完善，但需要依賴好皇帝，且無法約束壞皇帝。

奧斯特哈默對全球範圍內主要的帝國進行了宏觀的比較研究，試圖給帝國主義下一個更為寬泛的定義，他將帝國主義界定為一種帝國的政治行為，即以帝國征服與統治為目標的各種行為的總和，並試圖解構20世紀初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經典概念。他反對從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來界定帝國主義，不同意從經濟(工業化)角度建構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政治和經濟關係。他認為帝國主義並非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工業化的結果，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只是一個特例，並不具有普遍性。西方列強開始殖民地最初並不是為了獲得產品傾銷地和原料產地，當英國開始在印度進行殖民時，工業化尚未開始。後來發生的工業化只是強化了帝國的征服能力。③ 有帝國，必然有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帝國的當然屬性，奧斯特哈默的這些觀點與濮德培、米華健等人的觀點是大體一致的。

郎世寧所繪的《狩獵圖》

二、對清帝國主義研究的路徑分析

奧斯特哈默、濮德培等西方學者為什麼要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泛化為人類歷史的常態?為什麼要將清王朝這樣一個在19世紀作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受害者的國家，反過來描述成為一個同西方列強一樣推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帝國?筆者試圖從兩個方面來評價這種研究。

第一，帝國殖民理論的意識形態色彩。

奧斯特哈默等人關於帝國非理性的探討是為了證明其通向現代民族國家的必然趨勢，這其中包含了明確的意識形態色彩。

濮德培表示，對清帝國的研究，是出於一種現實關懷。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迅速崛起，如何概括中國強盛的根源及其未來發展趨向，成為很多西方學者思考的問題。而清王朝時期的中國在18 世紀時曾表現出強國的氣象，與現代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中國目前的發展已經呈現出當時歐洲列強那種在全世界咄咄逼人的發展態勢，因此不得不考慮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及其給世界帶來的影響。濮德培、米華健在他們的著作中都流露出這樣的意思: 現代中國在疆域上承襲了清代的衣缽，“帝國主義”的內容仍然包含其中。中國對邊疆地區的管理是從清朝開始的，但“中國的西征”不是一個在清代已經完成的使命，而是現在仍在繼續的國家行為。中國雖然不能建構像清朝那樣的普世性政治認同，但仍然像清朝一樣依賴武力統治內亞邊疆地區。這種邏輯推論必然直接質疑當代中國國家建構的合法性。因此，我們不得不說，這種殖民帝國理論背後隱蔽著強烈的意識形態因素。

筆者認為，從邏輯上看，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概念的普遍化、常態化，將殖民帝國理論運用到清朝歷史的解釋上，使帝國無處不在、無時不在，這會導致歷史現象可比性的喪失。

如果按照奧斯特哈默的觀點，從民族國家的角度對帝國主義進行界定，其中的一個原則就是，一個國家的建立，其原住民應當是自願加入的。原住民自願加入並可以順利行使自己的權利，是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個前提;若是由一個位居中央的政權強迫其他夥伴加入，則屬於具有帝國主義特徵的帝國。按照這種標準，我們對國家的界定就會陷入到針對兩個問題的無休止的爭論之中:一是如何確定世界某個地方的真正“原住民”包括哪些人? 否則就無法確定誰是殖民者，誰是被殖民者，也無法確定殖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二是如何判定一個國家的大部分族群都是自願加入這個國家的?

對於第一個問題，在地球上，一直由原住民居住的地區似乎很少，至少在主要的歐亞美非國家，居住民都經過無數次征服與被征服、侵略與被侵略而導致的變化過程。中國北方地區的遊牧民族，在2000 多年的歷史中，匈奴、突厥、鮮卑等走馬燈似地更換了一批又一批，女真人擊敗了契丹人，蒙古人又擊敗了女真人，等等。至於在中亞、北非等地區，這種族群遷徙更為頻繁。按照奧斯特哈默的觀點，他們都是殖民者，也都是被殖民者。誰是真正的原住民呢? 甚至在美洲、澳大利亞，誰又能夠分清哪些人是原住民，哪些人是侵略者呢? 當美國將德克薩斯地區併入美國的行為被視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時，我們是把西班牙裔的歐洲人當作被殖民者還是把原有的印第安人當作被殖民者呢?而且即使印第安人被視為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但印第安人其實有那麼多部族政權，他們之間也都互相征戰、兼併，我們又如何確定哪些人是德克薩斯真正的原住民呢?

對於第二個問題，一個地區如何加入一個國家，是否自願，似乎也是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當內外蒙古各部依次加入清王朝時，他們似乎並不是迫於滿族人的壓力，而恰恰相反，是為了從清王朝那裡得到幫助，以應對來自蒙古準噶爾部的軍事壓力。20世紀初夾在兩個大國之間、尋求獨立的外蒙古，顯然是並非自願脫離中國的，畢竟掌握政治話語權的是當時的高級活佛等政治勢力。而且，在中國歷史的語境之下，中央王朝與周邊民族政權之間並非是完全對立的關係，他們之間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繫，這保證了在清朝結束時蒙藏地區並沒有脫離中國的中央政府，使得清朝的版圖基本得以保留。雖然清王朝西進獲得對內亞邊疆地區穩定的統治權看起來與西方國家在17—18世紀的殖民擴張相似，但在表象背後，西方列強更多地是出於攫取經濟利益的目的，而清朝則側重於國家的戰略安全。相對而言，對西域地區的政治軍事控制，是中國自漢代以來一直努力不懈的國家行為，目的是為了在與北方遊牧民族的對抗中獲得政治和軍事優勢，使之成為側擊遊牧民族的一種戰略力量，同時也可保護河套地區、河西走廊地區的戰略安全。所以只要國家有足夠的能力——如漢唐時期——這種努力便不會中斷。對清朝而言，還有另一個政治目的，即切斷蒙藏之間的直接聯繫，避免這些普遍接受黃教的地區聯為一體。因此，清朝對西部的用兵和建設並不是為了殖民，而是為了貫徹國家戰略，進一步完成國家建構。

可見，從奧斯特哈默到新清史的濮德培、羅友枝等人，他們評判清朝帝國主義的出發點還是要回到現代民族國家的特性，並且是那種自願的、非強制性的、保證公民行使合法權利的國家屬性，這無疑是建立在歐洲經驗基礎之上的。在提出帝國主義理論時，他們已經將帝國置於現代民族國家的對立面，這種做法本身又回到按照主觀意志裁剪歷史的老路上，並且帶有西方學者那種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

第二，以“國家”為路徑的研究。

可以看出，以上學者在談到清朝帝國主義時，至少是基於兩種語境的:一是全球史觀下的比較，它以一種宏大的視野，使我們能夠將18—19世紀世界各大帝國發展的共同特徵看得更加清楚。二是必須有明確的“國家”概念。可以說，越是要貫徹全球史的理念，越是要進行全面的比較，就越是要有明確界定的政治實體以供比較。否則，比較也就無從談起。在一定程度上，奧斯特哈默分析了作為帝國的清朝和其他國家如何對不同的地區進行征服、管理，他將強制性征服描述為帝國的主要特點，為此，帝國需要動用各方面的力量來實現征服和征服之後的長久穩定，這是帝國的核心問題。這就需要對一個帝國進行整體性的研究，需要了解影響帝國征服與穩定的各種因素及其相互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奧斯特哈默等人的研究表現出結構主義的特點，認為國家權力組織在國家建構中起著關鍵性作用，強調國家的整體性，把國家作為路徑，分析一個帝國內部各種因素相互作用及其結果。簡言之，奧斯特哈默在其著作中展現的還是要建構一種“國家”發展的必然路徑，即由過去的強制性、非理性的“帝國”，向理性的現代民族國家轉變。這種研究不僅屬於殖民主義研究譜系中的一個環節，也是以“國家”為基礎單位，構建人類在19、20 世紀世界政治秩序所形成的一種研究路數。

在奧斯特哈默看來，19 世紀曆史演變的主要趨勢是從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變，是一個國家建構的重要時期。他認為雖然19世紀還是一個帝國的時代，民族主義運動還沒有獲得決定性的成功，但在一些帝國主義國家內部，已經產生了向現代國家轉變的新的因素，奠定了20世紀以國家為單位的世界政治秩序。

面對帝國這種在 19 世紀從歐亞大陸到美洲到非洲，佔據絕對優勢地位、普遍存在的政治秩序，奧斯特哈默通過與現代民族國家作對比，分析了帝國的特徵。帝國是一種在既有的技術和地理條件下實現地域最大化的政治單位。多民族性、文化多元性以及政治上的集權化，是帝國的特徵。每個帝國從本質上講都是強制性的，鎮壓叛亂的能力是維繫帝國生存的基本前提。帝國的整體性社會是不存在的，帝國的融合模式是一種不具備社會融合前提的政治融合……有利於融合的認同感的構建來源於兩個方面，一是君主，二是軍隊。因此，帝國不是一個受到萬眾擁護的政體，而是一種眾多實行自治的夥伴和一個位居中央的政權共同組成的霸權式的聯合，猶如北約一樣。

奧斯特哈默對19世紀全球歷史的研究，屬於西方政治學中國家構建理論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僅挑戰了馬克思、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同時也對查爾斯·蒂利的國家建構理論提出了批評。例如蒂利關於國家本質的主要觀點認為，國家是通過對集中暴力的壟斷來實現對民眾的保護勒索。但奧斯特哈默認為國家不是“暴力壟斷”，暴力壟斷似乎並非現代國家定義的一個自然屬性，而是歷史發展的一種極端狀態，只是被暫時地謀取或獲得。

奧斯特哈默認為世界政治終究要回到以民族國家為主的秩序之下。但直到19 世紀，民族主義運動雖然得到發展，但並沒有真正打破帝國的控制，更沒有建立真正的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的黃金時期，必須要等到20 世紀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後，原有的帝國秩序徹底崩潰，隨著去殖民化過程的發展才能到來。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在於居民自願加入，“國家”建立的本質是以為居民行使權利為目的的。這就使奧斯特哈默關於國家建構的理論帶有較強的民主政治色彩。其論證的目的是要突破西方中心論，但其結果仍未能擺脫以西方的標準來看待早期現代帝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所以，奧斯特哈默對帝國屬性的概括，終究還是以現代民族國家為參照標準，這種視野值得我們借鑑。

對任何國家的歷史研究來說，“國家”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國家建構的理論有助於形成一種整體史觀，對於我們理解清朝歷史的發展會有諸多啟發意義。對此，即使是滿洲殖民主義的倡導者濮德培也表示，國家建構才是理解 17—18 世紀世界各大帝國早期近代性的

“核心因素”。

三、以“國家建構”為路徑推進清代政治史研究

第一，國家建構理論的必要性。

近幾年國內學者對新清史、“滿洲殖民主義”理論的討論，破多立少，批評對方多，構建自己的學術體系少，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國內清代政治史研究在理論建構方面的不足。

近年來，很多學者意識到與極為興盛的社會史、文化史等相比，清代政治史研究受到冷遇，研究國家權力的宏大敘事缺失，研究內容呈現出碎片化、去中心化的特點，曾經被視為理所當然地居於核心地位的政治史研究被邊緣化，或者停留在書面條文制度層面的研究，沒有找到國家權力進入社會層面的研究路徑。“忽視了國家和政府，特別是國家權力運作的研究，將政治史隱身於社會史之中，從而導致了政治史顯學地位的喪失”。研究晚清史的一些學者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羅福惠先生在談到辛亥革命研究時強調，學者們不但要科學、客觀，而且“要在儘可能瞭解細節和過程的基礎上再審慎地從宏觀上總結”，呼籲迴歸宏觀歷史研究。

另外一些學者注意到，造成清代政治史研究碎片化、無法構建宏大敘事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國內清史研究中的前後脫節問題。國內史學界的學科劃分，將清代歷史以 1840 年為界攔腰斬斷，前清研究重視王朝歷史，而晚清研究則成為近代史的一部分，清朝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幾近消失。相對而言，對前清史的研究還能夠注意到清代國家政治權力問題，晚清史的研究則受到革命史觀、近代化史觀的影響。正如茅海建先生所言: “中國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強調的一直是變化，日新月異;而中國近代社會史的研究結果卻經常說明，中國近代社會沒有太大的變化，有些變化只是一種表象，而不是實質。這兩方面的研究結果放到一起去，就好像是在說兩個國家。結果是各開各的會，各說各的話，學術上自成體系。”李細珠先生也指出，新世紀以來對辛亥革命史研究運用革命史範式的研究者在減少，用現代化範式研究的研究者在逐漸增多。彭衛先生認為，讓晚清史迴歸到清史研究的整體之中去，在清代史的框架中思考晚清七十年曆史，探尋其與前清史的內在聯繫，已經逐漸成為很多學者的共識。⑥ 可見，對清代政治史進行整體性研究還存在很多困難。

實際上，清代政治史研究的裹足不前，還因為受到另外一種思維的影響，那就是“專制主義”。對此，筆者以軍機處的研究為例稍加展開。

作為清王朝的核心權力機構，軍機處是繼明朝以內閣制度取代在中國延續1500年之久的丞相制度之後，對傳統社會政治中樞機構的最後一次變革，也是滿人入關後，對其原有中樞機構議政王大臣會議的自我超越，在中國傳統政治制度變遷中具有“終結者”的重要地位。凡關乎清代政治制度的研究，必言及軍機處。有一種結論已成為學界的廣泛共識，以至於被寫入從大學到中學的歷史教材，即“軍機處是封建專制主義中央權高度發展的產物”，“這標誌著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從此到了高度發展的階段”。這已在清代歷史乃至整個中國歷史的敘事中成為一種標誌性話語。

顯然，這樣的研究是以中國曆代皇權與相權、內朝與外廷關係為視角，把軍機處放在中國古代皇權專制逐漸發展、不斷走強的過程中進行審視，我們不妨稱之為“專制思維”。在這種思維中，皇權是主體，軍機處是“附庸”或“附屬者”，專為論證“專制集權強化”這條主要歷史線索而服務的。這導致以往史學界對軍機處的研究表現出兩個方面的不足:

一是重最初起源、輕後期發展。學者們熱衷於爭論這個機構何時設置、為何設置，這些問題主要集中在清代的雍正、乾隆時期，而對乾隆以後從18 世紀後半期到19 世紀直至清末，軍機處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學者們幾乎沒有涉及。美國學者白彬菊在其對軍機處專門研究的著作中指出，在雍乾時期已經發揮過巨大作用的軍機處直到嘉慶時期才被列入會典之中，由一個內廷機構轉變為一個外朝的政府機構，但仍佔據中樞機構的主導地位，“皇帝和國家都已離不開它”。然而，白彬菊並沒有研究進入 19 世紀以後的軍機處到底在如何發揮著巨大作用。

二是重視軍機處與皇權的關係，缺少對其在國家層面作用的分析。在這種有皇權無國家的“專制思維”之下，軍機處被當作皇帝的心腹機構和皇權附庸機構看待，對於它在清代“國家”政治中作用缺少關注。雖然嘉慶、光緒《清會典》中有專章介紹軍機處的各種職責，學者也時而引用，但很少有人分析軍機處為什麼會有哪些職責、它又是如何獲得這些職責。進一步而言，我們看不到乾隆以降軍機處在國家發展中的政治作用，也看不到它作為一個政府中樞機構的主體性，不知道19 世紀的軍機處是如何運轉的，也無法理解《清史稿》“職官志”中為何將軍機處視作清末責任內閣的前身，而原來的內閣則被合併到翰林院之中。

不僅對軍機處的研究如此，對清代其他重要制度、機構、事件的研究也都存在類似問題。迄今為止，國內還沒有對清代內閣、南巡、西師等重大問題進行精深研究的著作，即使有的問題得到初步研究，如奏摺制度、理藩院等，但大多或失之簡略，或者還拘泥於以證明清代的皇權專制達到何種程度為目的，缺乏貫通整個清朝國家建構的整體性視野。

“專制主義”是過去近百年中外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政治體制的稱謂，是一個習以為常、根本不用思考為什麼會這樣稱呼的當然詞彙。雖然這種將“專制主義”概念同中國相聯繫的做法是否起源於歐洲啟蒙時期有關中國的大討論，有待於進一步確定，但顯然，將傳統中國視為一個專制社會，具有很強的共識性。這種思維慣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政治史中的各種專題研究，都不自覺地帶有以論述“專制主義”為目的的色彩。而對清朝專制制度的論證，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一種以推翻舊王朝為目的、否定其合法性的革命史觀或隱或現地在起作用影響著我們對清朝國家整體性歷史的認識。

有國內學者開始把國家建構理論應用於探尋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問題上，認為國家建構是介於近現代史研究中的現代化範式與革命史範式之間的一種研究方向。這種研究也表現出對兩種典型的國家能力的重視:一是國家能否直接控制賦稅體制的汲取能力，二是國家能否直接掌握對基層的管理。這種考察多以清朝作為背景，研究時段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晚清至民國時期中國“國家”管理基層能力的提高，即警察制度建設、以及賦稅直接徵收能力的強化。但顯然，這些研究仍是在一種近代化視野下展開的，對清朝的國家性質相對忽視，至少並沒有把清朝作為一個國家整體來看待和研究。所以，我們要用國家建構理論來解釋清朝歷史，就必須把清朝視為一個國家，整體地解讀其近三百年的歷史。

第二，回到國家構建。

“把國家找回”是 20 世紀 70 年代以後，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學者開始提倡的一種有關“國家”的研究路徑，以糾正過去過於注重以社會為核心的政治學研究。她通過比較研究法國、俄國和中國的革命後，認為“國家”應當被看成一套行政和強制組織、在階級控制和階級利益面前具有潛在的自主性，因此，在解釋社會革命時，必須把國家置於核心地位。她認為，清代中國君主專制的國家能力並不是太強，而且在 19 世紀晚期時被大大削弱，導致革命爆發。國家自主性的結構要素是國家行動和能力的體現，即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國家能力主要包括汲取能力、調控能力、強制能力、合法化能力，尤其是以稅收作為政權能力的核心，而戰爭則是促成國家能力的最主要因素。

查爾斯·蒂利也極大地推動了回到國家建構的這種研究趨勢。他認為國家是對暴力的控制，影響國家形成的兩個主要因素分別是戰爭和資本，強化對基層社會的管理和順暢的賦稅汲取能力對國家來說至關重要。但蒂利側重研究歐洲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對非歐洲國家經驗的考察相對缺乏。弗朗西斯·福山對這種民族國家民主制度的最終效果在全世界範圍內到底如何，有過深入反思。他認為冷戰以後直到 21 世紀，中亞、非洲等國家歷史的發展證明，民主制度無法征服全世界，歐洲民族國家的經驗並沒有在其他地區的民族國家內得到複製，相反，亞非拉的很多國家仍處於戰亂、貧窮狀態，並且對民主國家的秩序構成了威脅。他意識到國家的能力才是保證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繁榮的重要力量，因此他修正了歷史已經終結的觀點，認為國家建構，即強化一個國家的統治能力，加強政府的權威對其發展至關重要。即使是歐洲國家法律秩序的建立，在相當大程度上產生於自上而下的強制或干預，王權的強大並非民主的對立物。福山提出的國家構建 (State Building)，是指通過強化國家權威、解決由於“國家”權力衰落而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國家構建並不是指建立一個新的國家，而是強化國家現有的體制，使政府能有所作為。“國家構建”意味著創設新的政府體制，並強化現有的體制。”這種理論關注的是如何集中權威和資源建構一個強大的國家，以實現政治安定、國家增能、行政有效的過程。雖然福山並不是主張要加強諸如中國等國家古代的專制權力，他甚至提出中國古代國家的權威不是過弱，而是過強，但它還是為我們如何更深刻地理解清朝國家政權在其疆域拓展過程中集權制度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比較恰當的角度和路徑。

綜合這些政治學家所闡釋的國家建構理論，有兩個重要觀點有助於我們考察清代歷史:一是國家的整體性，這個特點提醒我們要走出社會史研究的碎片化，看到國家作為權力整體性運行機制的作用，社會的發展狀況終究是要受到國家政治的影響。二是國家發展的歷時性。國家建構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國家為了適應國內外社會發展新形勢，有可能不斷調整國家的制度、戰略和運行機制，如果國家政權喪失了自我調節、自我強化的能力，往往會面臨衰落的命運。

清朝是一個由滿族領導的、多民族統一的國家政權，其政權的建立、國家建構的發展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動態過程，至少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滿人入關後，聯合漢人，借鑑明代的制度，承襲了中國傳統大一統的政治格局，統一中原、江南等明朝所轄各省，設督撫藩臬，分管一省之庶政。同時，在順康之際，蒙、藏藩部地區先後歸附清朝，蒙藏各部之爵制、劃界、司法等庶政，完全由入關前已經設立的理藩院統轄。這是在入關之前政體的基礎上，建構新的國家制度。第二階段是經過康雍乾三代皇帝的努力，完成對西北、西南等邊疆民族地區的統一，將蒙、藏、維等各族比較穩定地納入政權體制之中，並調整國家機構，完成對多民族統一的國家建構。第三階段是從晚清19 世紀 80 年代開始，以新疆、臺灣建省為標誌，進一步強化對邊疆地區的管轄和治理，推動國家內部的“同質化”過程。

因此，清朝政權的建構和發展，並不是為了推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摒棄殖民主義的思維，會使我們更加客觀地將國家建構理論運用到對清代歷史的解釋上。清朝的國家建構經歷了一個不斷將新的力量組織到國家之中的過程，每個階段都是在原有體制之下的擴展，這是一種歷史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認為政治在根本上是歷史性的;政治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是在此前存在的體制結構中運行，新的政治體制是建立在舊體制之上的。從這個角度出發，國家建構，包括國家的形成、發展和變革，就成為歷史制度主義考察的關鍵問題。因此，我們對清代歷史的研究，也有必要回到國家的視角，探討其國家建構的歷程

一沫陽光的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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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說是封建帝國主義。因為清朝是以皇帝統治，崇尚皇家威嚴，施行嚴格法律制度，奉行一言堂。皇帝說話就是聖旨，國內的一切（包括人的生死）都是皇帝一句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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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史的觀點來看，大清王朝對西北的開疆拓土，以及對西南的改土歸流，不僅與同時期的英法等殖民者沒什麼兩樣，都是“近代早期”特別是18世紀全球殖民主義浪潮的一部分。

一般來說帝國主義泛指資本主義國家對外侵略擴張的傾向，一般被稱作帝國主義或帝國的國家，都是在某個時期疆域廣大，綜合實力尤其是經濟和軍事實力強大的國家。也有些國家自身疆域不一定廣發，但它佔有的土地或殖民地幾倍或幾十倍自身的面積，而大清王朝在巔峰時期國土面積已達到1316萬平方公里，人口四億四千萬。

大清帝國與西方的奧斯曼帝國很相似，它們都統治了很多的民族和廣大的疆域，只是兩個帝國的結局不同，它們都是在19世紀末陷入崩潰境地，但奧斯曼帝國的疆域分裂成為幾個民族國家，而大清帝國則被整合為單一的國民政權。

通常中國學者會沿襲古代中國“大一統”的歷史觀念和“中央-邊疆”的視角，其次也會受到晚清以來“五族共和之中國”與“中華民族”這種國族意識的影響，甚至還會殘留古代“華夷”與“文野”的歷史記憶和文明進化論。因此，古代中國的漢族與非漢族，主要也是“平等基礎上的互助關係，這是民族關係發展的主流”。

大清王朝所謂的“文明化”過程，就和“殖民化”的過程一樣，充滿了血與火。近年來由於全球史背景下的歷史新解釋，在國際學界非常流行，這種全球史研究推動了一個新潮流，就包括關於中國邊陲的歷史學和人類學研究。

文字看歷史

帝國主義是什麼，強大的國家，把它的思想強加給人，華夏，也是大帝國，是古文明國，也是從古到今發展最全面，連續強大的帝國，雖然也曾低潮過。清帝國也曾強大過，但我們也有自己的信仰，和思想認識，好多鄰邦都想學習我先進的知識和信仰。曾派出過很多學者，翻山飄洋，不惜一切的來學習，瓢切。我帝霸可從沒強加於他們，所以西方學者說清朝是帝國主義，但我說清朝是帝國，可沒西方人說的主義。西方日落之地

106731378390紅日

清朝已是末路王朝，何來帝國之說。對於帝國來說，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形態。對於當時的清王朝來說自保都成問題，是不存在帝國的任何要素的

關鍵字: 再就是 帝國 帝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