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科創中心在中國異化成同構中心，未來大多數都將是“墳場”，小部分高地又將如何脫穎而出？
伴隨創新驅動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科創中心建設持續升溫，多地按下“加速鍵”。
北京作為全國科創中心，2018年224項重點項目和工作任務完成率超過96%；
再看上海，從2015年5月“科創22條”到2016年4月上海的頂層設計出臺，再到2017年“科技創新行動計劃”、2018年初繪就張江科學城藍圖，上海科創中心突飛猛進，2018年張江科學城全部開工了首輪73個“五個一批”項目。
這邊廂，2019年作為科創深化推進之年，上海已瞄準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生物醫藥三大領域準備大幹一場；
那邊廂，《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明確粵港澳要建成國際科創中心，不單廣東告示“科創12條”及配套政策，多個聯合實驗室也應運而生。
大江南北的“科創中心”更是突然滿天飛。武漢有東湖高新區，杭州有未來科技城，貴州有大數據硅谷，昆明要打造區域性科創中心，西安則以硬科技產業為重點打造絲路科創中心；
就連三四線城市，都將科創作為地方發展的引擎，崑山要建電子產業科創中心，僅是“農業+科創”就弄出了南京、太谷、成都、廣州四個農業科創中心，更別提各地的科技園區，無不想搭上科創中心的快車。
照某專家所言“中國的硅谷快多如牛毛了”，但如此一哄而上，美其名曰的科創中心究竟是高地還是“墳場”呢？
各地借科創打造未來產業高地
首先，當下之所以對科創中心“一窩蜂”：一在國策調整，抓住了牽動我國發展全局的牛鼻子，即科技創新。
因為十八屆五中全會確定以創新為首的五大發展理念，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深入實施創新驅動，大力優化創新生態，要求地方加強核心技術攻關和科創中心建設。
有了中央指揮棒，各地無不以此馬首是瞻，“大眾創新、萬眾創業”如火如荼，自然讓科技園區擠破了頭。
二是搭上了科技革命的快車。
2018年中國在基礎前沿和戰略高技術領域上開拓了人類歷史上多個“首次”：首次在半導體量子點體系中實現三量子比特邏輯門，首次人工創建單條染色體真核細胞，“嫦娥四號”探測器首次成功登陸月球背面……
中國正引領下一波技術創新，奠定了國內從園區到企業在科創層面的萬馬奔騰。
三則，科創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也是調結構的最佳底牌。
曾經消耗資源、透支生態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可持續，從鋼鐵到化工，大量傳統產業面臨去產能的洗牌，需要新興戰略性產業接替。
而不管是馬雲的“五新經濟”對傳統產業的提升，還是AI、智能製造等無不借助於科創的力量，自然讓科創成了地方培育和壯大新動能的重要抓手。
去產能的出路似乎就在科創，儼然成了從國家到地方的共識，以致各地都想搶佔“科創中心”，打造未來產業高地，進而拉開與其他地區的差異。
軟環境之於科創更為重要
然而，從企業到產業，從園區到地方，如此一致性地指向科創，引發前所未有地氾濫，導致“科創中心”在中國異化成同構中心。
而且，中國的一哄而上往往體現為地方政府以政策之力來主導和推動，問題是科創又豈是單憑政府藍圖就能規劃形成？
美國的硅谷就純屬“無心插柳柳成蔭”，若非斯坦福大學遭遇資金緊張，又受制於創始人“學校土地不得出售”的遺言，只能拼命在學校的技術轉化和土地出租上動腦筋，哪會孕育出世界第一個高校工業園區？
也正因將大學人才引入公司，打通了教學、科研、產業的高科技轉化通道，才讓這大片荒蕪的農田趕上了IT技術革命的風口，到1980年集聚了90家公司、25萬名員工，1996年斯坦福創業企業的收入佔硅谷總收入的60%。
隨之而來的風投在沙丘路形成基金小鎮，源源不斷地注入資金，將硅谷推向頂峰。儘管當下硅谷因摩爾定律失效而黯然失色，但其依然傲視群雄，獨佔全球科創鰲頭。
畢馬威在《2019全球科技創新中心》中預言4年後硅谷或將失去領銜地位，最有可能接棒的是紐約。
而紐約之所以能夠藉助曼哈頓的“硅巷”逆襲，不止於互聯網應用的風口，更借了城市工業數字化的東風，在風投的煽風點火下開闢出一片科創天堂。
美國作為科創領頭羊，科創中心的脫穎而出尚且如此艱難，更何況善巧方便的中國，僅在“雙創”中就能百花齊放？
即便靠著行政之手想要什麼給什麼，若無適合創新的制度和環境，再好的樹苗也長不高！
當初無錫傾一地之力搞光伏，耗盡政府補貼依然徒留一地雞毛，以致市場哀嚎“全能主義地方的失敗”！包括新能源汽車也是如此，政府補貼反倒削弱了企業創新的動力。
而若再對比東京、倫敦等對創新的金融支持、稅收安排及知識產權的保護與激勵，中國顯然還有極大差距，卻又面臨當下的萬馬奔騰，軟的不行就來硬的，也只是砸了“科創中心”的招牌罷了！
顯然，中國式科創中心的泛濫，勢必導致大多數淪為“墳場”，只有小部分才能成為真正的高地。
科創中心形式上的八大基本要素
當科創中心都同構化了，又如何勝出成為高地？
從現實看，當下諸多地方的折騰僅是從形式上堆積科創中心的基本要素：
一是學科帶頭人，作為科研攻堅的核心主力，以其工作室或實驗室為雛形展開梯隊組團式集聚。
僅是針對海外的千人計劃就分13批引進7000餘名高層次人才，其中就包括施一公、潘建偉這樣的領軍人物。
二是重大項目的組織者，重在推進科技成果轉化。從基礎研究到創新平臺乃至國際合作都需要專業的組織策劃，而這往往是由一個集合政府、企業、園區等各方力量的組織團隊進行操盤。
這種專業團隊一手有項目，一手有人脈，以致各地無不對重大項目的策劃組織方趨之若鶩。
三是儘可能多的科研人員。各地無不為引才動盡腦筋，僅中關村實施“海聚工程”入選者就達590人，佔比66%（截至2018年5月）。
深圳擁有全職院士41人，累計認定高層次人才12480人。說到底，只有科研人才的集聚才能形成科創思想碰撞的高地。
四是充足的科研基金。畢竟，資本是科技成果轉化的催化劑，僅是國家為支持芯片突圍組成集成電路產業基金就號稱有萬億元。
各地從區縣到園區競相成立科技引導基金，以10%的財政資金撬動90%的社會資金以求帶動基礎研究促成科研成果轉化。
五是推動整個科創中心運轉的企業家群體。因為企業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科創自然離不開企業家驅動。
也正因任正非等優秀企業家對科技的孜孜以求，才有了中國的5G突圍，僅華為一年研發投入就超過100億美元。
正因企業家的前赴後繼，大疆、科大訊飛等企業的有所作為，才推動了科創車輪的前進！
六是形成產學研市場化、產業化的生態。“科創中心”不是以大學為核心，匹配創業孵化器，向產業化方向延伸，就是以某個高科技巨頭為核心，一手抓實驗室，一手推市場化，實則都是想打通產學研一體化的奇經八脈，進而形成從實驗室到生產工廠各司其職的完整生態。
七是具有化學反應的科創環境，硬件的齊全並不意味能產生科創的火花，關鍵還在於營造一種低成本、便利於創新的現實土壤，不止於包容失敗的創新文化，從資金支持到思想碰撞，大量要素的集聚都能產生化學反應，如此才能真正讓科創開花結果。
八是與同類競爭中能確保勝出的差異度。正如大數據之於貴州，人工智能之於合肥等，不少地方為避免重複競爭一般都會選定突圍方向，有些乾脆以自身擅長的優勢專業直接掛上科創之名，就連科技園區都抓著風口點燃各式各樣的“科創中心”！
五方力量匯聚科創中心內在神韻
那麼，集齊以上八個要素，是否就是科創中心了呢？
這顯然只是科創中心的“形”而已，儘管給出了召喚科創“神龍”的條件，但要名副其實還在於利用這些要素進行模塊組合、建立磁場，這就涉及科創中心的超級聯繫。
因為科創中心的比拼不再是單純比較擁有什麼（現在大家都有），而是比較誰的朋友多，誰的磁場強，誰的影響更深。
這不單是在眾多科學家、組織者以及各類實驗室、孵化器、企業集群“眾人拾柴”的基礎上，讓具有雄厚實力且良好運行機制的科創基金放一把火，而是需要政府、企業、科研、平臺和市場這五方力量的共同作用：
既要有政府的規劃引導，又要有企業的運作主導，也要有科研的星星之火，還要有平臺助其可以燎原，更要有市場的最終兌現，才能在各司其職中扭成一股勁集中於科創中心的打造。
畢竟，當下不少所謂的“科創中心”也只是打著科創名號“掛羊頭賣狗肉”罷了！
終極博弈在於三個關鍵詞
一旦如此之多的科創中心合併同類項之後，其終極博弈就看三個關鍵詞：
先是勾兌，看誰能勾兌科創的基本要素，並形成以上五力合一的良性循環；
再是複式，即能根據自身資源稟賦條件，形成不可替代的核心競爭力——而這往往是在共性的基礎上體現個性的複式結構。
最後就是重構，圍繞著複式的新發展優勢，進行各類資源的重塑與再整合，繼而在科創中心上脫穎而出。
說到底，中國太非典，大國崛起與之匹配的科創中心也非一枝獨秀，當下北京懷柔、上海張江、安徽合肥就已是三個綜合性的國家科學中心，再加上深圳科創的崛起，將逐步構建百花齊放的格局！
如果說上海面向世界，北京面向全國，安徽後起勃發，深圳面向未來，那麼未來N個區域與產業科創中心，就看誰能率先勾兌，形成複式結構，重構核心競爭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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