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抗爭：從厄瓜多爾到智利
新一輪大規模的抗爭運動正在席捲一些國家——從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到智利、厄瓜多爾、海地……不過，發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這一波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Versoblog近期發佈了對拉丁美洲研究者、倫敦大學金匠學院的高級講師傑弗裡·韋伯（Jeffrey R. Webber）的訪談，討論和梳理了這些鬥爭的根源和軌跡。
在傑弗裡·韋伯看來，拉丁美洲的這些抗爭運動，雖然每一例都有其特殊的政治動態，但是它們的共同根基都是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在這個區域的迴響。當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立即被捲入了那場危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被深深嵌進美國市場的同時，南美洲受到的影響卻被推遲了。拉丁美洲的南美部分，與新興的全球積累中心建立了更深的聯繫，從而保持了南美關鍵出口產品（尤其是礦產、農產品和石油天然氣）的商品價格穩定。而美國和歐元區仍然沒有真正復甦，因此當經濟增長開始出現緩慢時，沒有新的經濟動力來彌補這一相對疲軟。到2012，大部分南美洲地區深陷經濟危機的泥沼，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這些高度依賴石油出口的經濟體在2014年中期油價大跌時受到了嚴重打擊。從2012年開始，出現了持續的下滑期，無論表面上是左翼政府還是右翼政府執政，都迎來了普遍緊縮的新時代。這是拉美“粉紅浪潮”之終結、加劇的動盪、右翼反叛和新抗爭浪潮的物質背景。所以，拉美的動盪需要放在這一由加劇的地緣政治衝突、難以遮掩的生態危機所表徵的新一輪全球停滯期的國際局面中來理解。
厄瓜多爾
今年三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同意向厄瓜多爾提供42億美元貸款，作為102億貸款計劃的一部分——其中拉丁美洲開發銀行（CAF）出資18億，世界銀行（World Bank）出資17億，美洲開發銀行（Inter 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出資17億，餘下的由一些小型多邊組織提供。依照慣例，這些貸款的附加條件是借貸國家的“結構性改革”，主要集中於減小財政赤字、勞工改革、增加外匯儲備，以及要求採掘部門給出跨國公司更好的開發條件，等。雖然表面上是指向赤字問題，但真正的問題是厄瓜多爾經濟的美元化，使該國失去了任何正常的貨幣政策能力，並使得進口過分便宜，而工業加工品的出口則貴到無法維持。儘管厄瓜多爾產油量僅佔全球石油產量的0.5%，但該國經濟仍然嚴重依賴於這種出口商品的外匯。2014年中期，油價暴跌是一個全球經濟危機傳輸到厄瓜多爾的關鍵機制。GDP在2010年，2011年，2012年和2013年以較高的區域標準分別增長了3.5％，7.9％，5.6％和4.9％，然後急劇下降至3.8（2014），0.1（2015），-1.2（2016）， 2.4（2017）和1.4（2018）。
前厄瓜多爾總統拉斐爾·科雷亞（Rafael Correa）的左翼政府執政長達十年（2007-2017），執政的前一半時期，厄瓜多爾經濟高速騰飛，石油租金保障了重要公共和社會支出的增長。與此同時，在跨國資本的控制下，礦業和石油部門的“採掘資本主義”愈演愈烈，這意味著科雷亞與原住民及其象徵的社會生態運動之間的對抗也日益加劇。同時，科雷亞堅決反對工會，他執政的兩屆政府，都不遺餘力地對付公共部門的勞工運動。
傑弗裡·韋伯把科雷亞時代的特徵總結為：一個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採掘工程”，一種誇張的自上而下的技術官僚治國取向，不同階層間有針對性的石油租金再分配，以及對於社會生態鬥爭、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原住民運動（尤其是其最重要的組織——厄瓜多爾土著民族聯盟，CONAIE）的壓制和罪化。而當科雷亞的發展矩陣中的再分配部分，在經濟停滯的情況下開始減弱，一直在場的政權的反動力量就不斷強化，科雷亞就開始越發不受歡迎。
科雷亞的右翼繼任者莫雷諾（Lenín Moreno）在2007-2013年期間擔任科雷亞的副總統，與科雷亞同是PAIS Alliance（主權祖國聯盟運動，中左翼社民黨）的成員。他在2017年選舉作為PAIS候選人獲勝，然而上任後，他立即猛烈地反對其前任，以反腐為名清洗政府。隨著大國之間地緣政治競爭的加劇，莫雷諾背離了科雷亞，而表現出對美國的效忠。他縮短了阿桑奇在倫敦厄瓜多爾大使館庇護，將厄瓜多爾重新開放給美軍，並支持美國扶植的區域一體計劃（Prosur），這一計劃的推出旨在取代更為獨立的、排斥美國和加拿大的南美國家聯盟（Unasur）。傑弗裡·韋伯總結道，莫雷諾政權在任何意義上都可以被視作一個面目清晰的右翼政權，無論莫雷諾曾在科雷亞政府中扮演何種角色，無論最終我們如何描述科雷亞時期的複雜面貌。
而這次抗爭的爆發的催化劑是莫雷諾政府對汽油和柴油補貼的縮減，導致汽油價格和柴油價格急劇上升。這將厄瓜多爾自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以來持續的社會動盪推致高峰。政府的數據報告顯示，這項縮減可達成其結構改革計劃中的年度20億總節約任務的15億。柴油主要用於重型運輸貨車和公共交通，在這15億總節約中，縮減柴油補貼為能源部門節省的資金將佔據11.7億，縮減汽油補貼節省的資金將佔據3.3億美元。縮減汽油補貼影響的是這個國家的私家車使用者，他們約佔人口的25%。而柴油價格上漲則會體現為公共交通票價上漲和基本消費品的運輸成本上漲——將轉嫁給消費者。於是，厄瓜多爾貧困的75%將承擔削減財政補貼78%的代價，而最富有的25%人口將承擔22%的剩餘負擔。除卻考慮削減本身的不合理問題之外，實施削減的具體政策還構成了針對窮人的公開階級戰爭。
從10月3日開始，全國性抗議活動持續了11天，揭露出莫雷諾政權的壓迫與軟弱無能。當貨車司機發出了第一聲怒吼後，運動的前鋒被厄瓜多爾土著民族聯盟（CONAIE）接管。鑑於厄瓜多爾土著民族聯盟自1960年代以來的模範位置，當前這個局面在這一整個區域可以被視作一種的左翼-原住民抗爭的曙光。激進的原住民抗爭隊伍從那些最貧窮的地區（土著地區和貧困地區的重疊並非偶然）匯聚到基多，穿戴者原住民斗篷（ponchos）的激進隊伍在一次成為了厄瓜多爾階級鬥爭和原住民鬥爭的紐帶。原住民遊行的其中一條橫幅很好地體現了這點：“IMF滾出厄瓜多爾”。
原住民抗爭的複雜毛細管從國家各個地區湧入首都基多，學生、失業者、不穩定勞動者、工運人士陸續加入到隊伍中，與武裝部隊和警察發生激烈衝突。接下來的幾天裡，基多四處可見路障和被燒燬的汽車。政府所在地不得不暫時移至沿海城市瓜亞基爾（Guayaquil），莫雷諾宣告了緊急狀態，中止移動和聯合的憲法權利。
原住民領袖和政府間的談判在聯合國和天主教會的代理下完成，以撤銷這項對柴油和汽油的補貼削減而告終。最重要的是，激進的原住民運動和廣大人民群眾的聯盟在一次揭示出其作為IMF所象徵的緊縮、生態破壞、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傲慢的有力敵人。這種自我組織、密集的網絡化、自下而上的激進運動的斑斕形式，是拉丁美洲的先鋒。
智利
1973年，在美國CIA支持的推翻左翼民選總統阿連德的軍事政變，帶來了皮諾切特的軍事獨裁。在“芝加哥小子”的推動下，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全球範圍內首先被強加於智利。整個後-獨裁時期，智利被視為新自由主義增長和政治穩定的典範。然而，在多種修正案後，1980年代獨裁時期的憲法仍然大行其道。傑弗裡·韋伯給出的數據顯示，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後的幾年中，按地區標準衡量其GDP，處於較高的增長水平——分別為5.8（2010），6.1（2011），5.3（2012），4.0（2013）。大宗商品蓬勃發展期的結束帶來了其GDP漲速的放緩，在2014-2017年間，分別是1.8，2.3，1.7和1.3的增長率。2018年經歷了猛進（4.0）後，2019年隨著世界經濟的惡化漲速再次放緩。
中左和中右翼共享的意識形態前提是，技術官僚孤立決策和社會的去政治化，這樣市場非人格化的暴政可以自由充當社會衝突的最終仲裁者。儘管增長還算穩定，但智利社會的不平等狀況駭人聽聞——十個智利億萬富翁擁有的資產佔其總GDP的16%。同時，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靠信用卡生活，為了生活中鉅額開銷負債累累。這些開銷包括：私有化的教育、醫療、養老金、高速公路、供水服務以及針對窮人的隱形嚴厲稅收（例如高價的公共交通費用）。智利的家庭債務在拉丁美洲國家中最高，佔其GDP的45.4%。現實中最令人心酸且諷刺的劇情是，總統塞瓦斯蒂安·皮涅拉通過向智利平民階層介紹信用卡業務，賺取了其自身預估總資產28億美元中很大一部分。不平等同樣擴展到司法系統，主流政黨與這個國家的巨型寡頭的非法勾結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即使在極少數情況中經濟犯罪得以充分曝光並且被給予有罪的法律認定，這些大佬們也不會入獄，而是被判處很小的罰款——小到都比不上腐敗交易過程中所產生的利潤。同時，在主要城市的小巴路線上，私人安保（在最窮的街區則是武裝警察）監視工人階級，企圖逮捕那些逃票者。罰款可能是鉅額的，有時高達幾百美元，甚至伴隨著入獄。這一次團結的階級意識事實上，是對於逃票者的廣泛同情，和同時生髮的對於公司逃稅者和其政治聯盟的強烈憎惡。
傑弗裡·韋伯指出，這波運動明確地指向智利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秩序。如果說柴油和汽油的價格上漲是點燃厄瓜多爾反新自由主義革命的火花，那麼在智利，這個火花就是地鐵票價的上漲。聖地亞哥擁有全世界最貴的公共交通系統，在2010至2015年間，票價累計上升了40%。學生們在地鐵裡組織了一次“大規模逃票”示威，參與者以逃票作為集體抗議的方式。而警方回以無端的暴力鎮壓，這激起民眾的憤怒和對於逃票行動的支持。伴隨著總統迅速宣佈的緊急狀態，國家安全部隊展開了更多的暴力，中止了各種憲法賦予的權利，宵禁首先在聖地亞哥實行，然後擴展到很多其他城市，軍隊和裝甲車抵達街道——這是1990年以來的第一次。皮涅拉進一步呈現出皮諾切特的黑暗時代的特徵，它宣佈了這個政權正與其內部敵人展開“戰爭”。多數人的反獨裁情緒收到了鼓舞，智利人活躍了起來，開始違反宵禁和嚴厲的緊急狀態所試圖壓制的流動權和集會權。負債累累並正在向下流動的中產階級與普羅大眾團結了起來。兩週時間裡，運動席捲了整個國家。運動早已超越了30比索的票價上漲，就像一個傳播甚廣的口號所言：不是30比索，是30年！
在這個意義上，整個新自由主義壓迫的後獨裁模型已經受到了質疑。事實上，這個國家的任何政治機制在民間都失去了信譽。聯合國發展計劃署近年來關於公民對國家機構的感受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2017至2019年間，這個國家80%-9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國家、政黨和政客沒有信任感。代表性危機已達絕對值。這場空前激烈的運動在階級邏輯的主導下，對準了地鐵站、大型連鎖超市、商場、高端零售店和能源公司總部，進行搶掠和縱火，小商店則在運動中被保護得很好。據估計有120萬人在聖地亞哥街頭，這可能是智利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示威。大約有3000人被捕——很多媒體報道了警察和軍隊對拘留者的酷刑、強姦、性侵行為。國家報告的死亡人數為20人，社會活動家和人權組織預估的死亡人數則遠高於這個數字。
目前，塵埃似乎已經落定。皮涅拉——他目前的支持率為14%，是自由民主制恢復以來，支持率最低的總統——中止了國家的緊急狀態和宵禁，並撤銷了公共交通的漲價。政府被迫取消原定於11月舉行的APE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會），和原定於12月舉行的COP25（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總統宣佈了一項12億美元的社會刺激計劃，旨在緩解民眾的不滿。國會將會討論養老金和薪資的改革，總統承諾了將向富人徵收更高的稅，並將各種私有的社會服務的價格固定在可負擔的水平。
接下來，傑弗裡·韋伯分析了運動的參與基礎。運動的動員聲勢浩大，並且以不同的方式與早期工人行動、馬普切人和其它原住民解放抗爭，以及社會生態運動連結了起來。集會形式的大眾民主被重新引介到智利的政治文化中，婦女和青年佔據大眾運動的前沿，群眾運動在廣泛的社會中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在抗爭最高峰時，皮涅拉的支持率一度下降至26%——是現在的兩倍，獨裁結束以來最低水平。
其次，和阿根廷一樣，智利近年來出現了激進的、大規模的、由不同族裔構成的左翼女權主義運動。受到阿根廷2016和2017年的事件啟發，在智利組織了2018年3月8日的國際女權主義罷工。女權主義活動家們活躍於農業-生態、住房、教育、衛生、勞工、退休金、反性別暴力和墮胎運動之中，在2018年的“三·八”罷工組織過程之中確保了這些領域的交叉彙集，從而使智利28個城市、10萬人在那一天聚集在了聖地亞哥的主要道路上。取得了成功後，她們立即開始組織2019年“三·八”的罷工。在一年之中，她們的目標是將女權主義的視角擴展到社會各組織的活動中，因而擴展了女權運動的基本意義；讓不同組織之間的連結充滿活力；並且提出反抗不穩定生活的共同動員議程。到2018年5月，“8M女權主義者協調人”雨傘機構成立了。2019年5月8日，智利的女權主義者罷工成為了智利歷史上最大的示威活動，至少是在這一波準起義浪潮爆發之前。在最近的鬥爭中，“8M女權主義者協調員”是第一個呼籲總罷工的組織。激進的碼頭工人工會和一些銅礦工會緊跟其後。碼頭工人可以讓國家20個港口關閉。各級學生聯合會則確保學校的關閉。之後，10月23日，銀行和企業關閉，全面停課，20個港口癱瘓，75%的工業部門關閉。根據“8M女權主義者協調員”領導人之一Karina Nohales，她們還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死亡、失蹤和受傷的真實人數，並揭露警察和軍官對於女性拘留者的強姦和性侵。
第三，各政黨在這場起義中均處於邊緣地位，包括那些左翼政黨。目前在大眾中仍然擁有信譽的只有兩個左翼政黨，包含智利新左翼的各種思潮，也是2011年爆發的運動的一個結果。儘管這些政黨中的激進成員深度參與了這場抗爭，而群眾的反政黨情緒似乎也延展到了他們身上——儘管程度較輕，但也使得任何組織都無法起到領導和協調的作用。
智利的新自由主義綠洲神話已經破裂，儘管目前的運動正在平息下來，但是不同階層的廣大民眾已經不再懼怕國家暴力，並且對於國家權威的尊重也消失殆盡。智利主流政客那一套技術官僚和“市場說話”的暴力已經被揭露。異質化的智利工人階級開始有了階級鬥爭的意識，而負債累累的中產階級也開始左傾。但是讓傑弗裡·韋伯擔憂的是，街頭政治缺乏明確性並且變化無常。街頭政治在不同階級組成的無差別“反政治”情緒之中，可以輕易地轉變。他舉出巴西在2013年的例子，工人階級不穩定勞動者走上街頭帶著左翼政治議程反對加價。然而兩年後，一個倡導反腐敗、安全和恢復秩序的極右翼政治就“劫持”了街頭，並讓這裡逐漸成為了博爾索納羅議會外的群眾基地。
滴滴順風車新政是否“歧視女性”？
滴滴順風車於11月6日宣佈將在本月20日重返市場，卻在公佈消息的同一時間招致口誅筆伐，原因是順風車在試運營期間對男女用戶實行差別化的服務時段，男性為5：00-23：00，而女性則是5：00-20：00，比男性少了3個小時，引得網友驚呼滴滴對女性實行“宵禁”，是“赤裸裸的性別歧視”。一年多以前，接連發生兩起女性乘客搭乘滴滴順風車遇害事件，是滴滴順風車下線的直接原因，而滴滴近期矯枉過正的新政，似乎也是對去年的不幸事件及隨後的輿論危機的某種回應。
針對網友鋪天蓋地的譴責，一些媒體評論並沒有將滴滴順風車新政簡單地歸為“性別歧視”。界面新聞署名“敬一山”的評論認為，將滴滴限制女性晚上八點後乘車歸咎於安全考量的“用力過猛”，而這種“無意識的甩鍋舉動”，一定程度也反映了滴滴的尷尬境地。只是，“過於放大企業犯的一個低級錯誤，反而會令嚴肅的安全問題失焦”。因此，敬一山建議，對於順風車這種開放性的社會業務，僅靠企業內部努力，其實沒辦法將安全風險降至最低，在最關鍵的門檻設定和應急響應方面，還需要公安等職能部門的配合。
《新京報》署名“梅堂”的評論則認為，“性別歧視論”不是討論滴滴順風車限時令的正確姿勢。梅堂寫道：“某種程度上，這也是種偏‘技術流’的算法：你認或不認，女性受到侵害的幾率確實更高，而晚八點後也是事故更易發的時段。讓女性在該時段內限乘，不是為了限制搭乘權利，也不是著眼於性別歧視，而是基於複雜現實情形的迂迴保障手段，或者說，是理想中的安全保障體系被現實給‘加了碼’。它考慮的，是降低侵害發生幾率。這很難治本，但有些無奈。”
迫於輿論壓力，滴滴很快做出了反應，在消息發佈次日晚上宣佈將所有的用戶服務時間更為5：00-20：00。針對這種“拉向下限”的“男女平等”，光明網評論員評述道：“平心而論，在今天幾乎由女性消費者主導的互聯網經濟、女性話語佔據相當分量的互聯網輿論中，很難想象一家企業有歧視女性的動機。這種‘歧視性’政策，其初衷也不難理解：對於可能出現的風險，滴滴沒有萬全的規避之策，只能徹底中斷服務，說白了就是因噎廢食。現在因為承載了一些女性主義與理想主義交織的輿論抨擊，只能再‘廢’一次，男性用戶的服務時長一併縮短。”
同時，光明網評論員也意識到，公眾對於順風車的期待和不滿，本質上是因為公眾認為滴滴網約車以及順風車服務“不僅是一個可有可無的產品，甚至是一個帶有義務色彩的‘公共服務’”，因此進行極為苛刻的安全乃至道德審視。而“在公共服務相對匱乏的領域，企業的進場反而嵌入了社會治理鏈條，必然要承載商業邏輯之外的社會評價。”光明網評論員認為企業在話語權上相對弱勢，很容易淪為眾矢之的，滴滴在輿論場上已成篩子狀，並且意味深長地提示了公眾苛責滴滴的可能後果：“在無利可圖的情形下，企業退出乃至倒下都是常態。”
但自2016年8月與優步中國合併後，在中國網約車市場上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的滴滴恐怕不會因為輿論的批評就陷入“無利可圖”、“退出乃至倒下”的境地。而正是這樣的市場主導地位，讓滴滴的企業政策不僅是商業決策，而具有了“準公共”的屬性，來勢洶洶的苛責很大程度上也與此相關。去年順風車乘客遇害案很快導向了對滴滴市場壟斷地位的懷疑。順風車下線也曾一度被網友認為是滴滴對輿論的“報復”，由此給公眾帶來的不便，折射出滴滴深度嵌入社會生活“大而不能倒”的事實。在滴滴與優步合併當年9月，商務部稱正在對此進行反壟斷調查，然而三年後，滴滴是否涉嫌壟斷仍沒有一個確切的結論。最新的消息來自去年11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總局稱正在運用《反壟斷法》對滴滴優步合併案進行反壟斷調查。
滴滴在醞釀四百多天後隨性地拋出一個幾乎肯定會引發爭議的企業政策，有人認為這暴露了滴滴決策部門及公關部門的“戰五渣”本質，網友“喬北”卻指出了另一種可能：“這樣一來，立了一個‘涉嫌性別歧視’不大不小的招黑靶子，反而把營造出了‘順風車趕緊無差別、全時段上線’的全網輿論氛圍。看看大家反歧視的論據，不都可為滴滴向監管部門證明安全性可用嗎？女性在乎歧視，監管部門只在乎民意。因為出租車也同樣涉及安全性，案子也不少。順風車現在是試點，正式上線肯定是‘應群眾呼聲’而全性別恢復。”
這只是一種很難證實的猜測，但提示了具有“準公共”屬性的網約車政策制定中，監管、企業與用戶三者之間複雜的聯動關係。只是，這種三方聯動始終缺乏制度性的溝通管道，而處於一種黑箱式的、可隨意更改的不確定狀態。當滴滴的市場主導地位已成事實，且短時間內政府部門幾乎沒有可能提供作為替代的真正的公共產品，除了危機事件中的輿論發洩，普通人無法參與“準公共”政策的制定，甚至沒有政策制定過程的知情權，所以滴滴想下線順風車服務就可以下線，惹不起，我還躲不起嗎”？從“商業”和“市場”的邏輯來看，這似乎沒有任何問題，公眾沒有權利要求滴滴順風車營業，以及在什麼時段營業，對哪些對象營業，也沒有足夠體量的競爭對手在滴滴選擇不營業的時候填上市場空白。
這是掩藏在“性別歧視論”之下公眾焦慮與憤怒的來源之一。只是，公共治理及“準公共”政策的制定問題，最終被轉化為了無傷筋骨的倫理道德問題以及網絡輿論的發洩式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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