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夢旦（1870~1936），原名鳳謙，號夢旦，福建長樂人，商務印書館元老，近代中國最富實績和最具聲望的出版家之一。
在商務印書館近代館史中，公認有“兩興”：首興於張元濟，再興於王雲五。但在這兩個炫目的名字身後，卻有一個常被人忽略卻又不可或缺的“賢臣”——高夢旦。
“五四”運動後，51歲的高夢旦自認對新學“所知不多”，主動辭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職務，並親赴北京，邀請不滿30歲的北大教授胡適前來擔綱。胡適雖未上任，但推薦了他的老師王雲五。
王雲五當時毫無名氣，懷疑他才能的人，“商務書館內外皆有之”。高夢旦卻用了3個月時間，幫助他熟悉館中各項工作，在王接手後還盡力輔佐。有商務元老感到不解，高夢旦解釋道：“公司猶國家也。謀國者不可尸位，當為國求賢……國方得以長久。”
果不其然，1932年“一·二八”事變，商務印書館遭日機轟炸，幾成廢墟，王雲五僅用半載，便使“商務”恢復元氣。
多年後，胡適回憶起這段歷史，說道：“他看中了一個少年書生，就要把畢生經營的事業付託給他：後來又聽信這個少年人的幾句話，就把這件重要的事業付託給了一個他平素不相識的人。這是老成人為一件大業求付託人的苦心，這是大政治家謀國的風度。”
高夢旦識才，亦愛才如命。他提升青年沈雁冰任《小說月刊》主編，後者卻向他提出3條苛刻要求：一是現存稿子都不能用；二是全部改用五號字；三是館方應當讓其全權辦事，不能干涉編輯方針。高夢旦全部應允。
翻譯家林琴南曾寫信給高夢旦，稱過去十幾年來，商務印書館支付稿費，計算字數不夠精確，前後少算了許多。言下之意，希望能找補一些。以商務印書館當時地位，“一般作者若有此要求，只當放屁”。高夢旦卻特意派一實習生，從圖書館借出一整套林譯小說，逐字重新核算。果然，漏算字數超過10萬，最後補了林琴南大洋600餘元。
高夢旦在“商務”30餘年，做事精細。每成一書，都要對成本逐項加以估計，並算出定價，其精確程度，“無人能匹”。其時，北洋政府出資，要求商務印刷《四庫全書》，高夢旦將數千萬字的印刷費用和方案詳細算出，此後70年中，《四庫全書》影印數次，竟無一次能超出他的預測。
在周圍友人為高夢旦所作傳記中，均不約而同提到高的好性情，稱其“性方行圓，待人誠懇”。商務眾人，出身、經歷、利益、性格均不相同，高夢旦以理遊說折衝其間，
30餘年始能無大沖突，被人稱為商務不可少之“潤滑劑”。1920年，高因公幹前往北平。此時，經理張元濟與總經理鮑鹹昌因店務爭吵，後憤而辭職。張性格倔強，南北友人均勸說無效，等高從北平回滬，左右周旋，張元濟才主動復職。
此後，商務印書館職員要求與資方談判薪酬，全所罷工。高夢旦為資方談判代表，其女婿鄭振鐸卻是“罷工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翁婿在談判桌上唇槍舌劍，會下依然相敬如常，在商務同仁間傳為一時美談。
高夢旦信奉“成功不必在我”。其研究10餘年“四角號碼”檢字法，後發現王雲五也有興趣，便把所有原稿都提供給王氏參考。王雲五在此基礎上加以改進，終於在1926年獲得成功。《四角號碼檢字法》單行本出版後，高夢旦為其作序，讓稿一事，序中隻字未提。
高早年還與勞乃宣共同研究漢字改革方法，“往復討論，積書成盈”，但勞的簡字研究成功，他也不曾署名。此外，如度量衡制度之改革、電碼省便之方案，他都有新創，卻既不向他人提及，撰文時亦多不留底稿。他在商務印書館工作25年，但刊行自己著述，僅有《十三個月曆法》、《泰西格言集》兩小冊。
不知這是不是這位“賢臣”唯一一次“佔人便宜”。商務印書館曾出版中國最早的《童話》叢書，編輯每編寫一本後，書還未上市，高夢旦便帶回家去，讓他的子女先讀為快。編輯再根據高反饋回的信息修改，出版後深得小讀者歡迎。
在“忘年交”胡適的日記裡，記錄了高夢旦與愛子高仲洽的一幕溫馨場景：“……他們用福建話背詩，讀文章，作笑話，作長時間的深談，‘像兩個最知心的小朋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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