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和平年代的中國且經歷長達30年的快速增長，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我們是幸運的。
歷史的主旋律並非繁榮與發展，而是戰爭與饑荒交替，動盪與蕭條並存。蕭條並不可怕。大蕭條之後，全球體系從歐洲中心轉向了美國為主的全球時代，看起來春暖花開，欣欣向榮。
蕭條，真正可怕的是最終不知道究竟需要“誰”來付出何種“代價”。
1929年大蕭條，兩任總統的的刺激政策都收效甚微，極端主義思潮風起雲湧，貿易摩擦導致熱戰成為最終選項。大蕭條的核心在美國，可是實際上衝擊波卻覆蓋了整個世界。
隨著時代再次轉向亂序，一切就再度進入巨大的不確定性。為此，我們嘗試覆盤1929 ，並與今天比較分析各個階層的命運和資產的變化，希望未來即便面對黑暗，大家也能看見微光。
歐洲體系轉向全球體系
大蕭條觸發貿易摩擦
一切都有因果。
近代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問題，多數要從歐洲文明擴張說起。
從十字軍東征，到大航海時代，到工業革命，在長達800年的連綿擴張中，歐洲通過宗教的遠征、帆船的遠航、和蒸汽機的輸出，極其偶然地將全世界連成一個經濟體系，奠定了全球化1.0版本。生產力和擴張為歐洲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和殺戮，擴散了文明但也反噬了自身。
亞洲就是歐洲擴張的滑鐵盧之一。在西亞，盤踞著很多老大帝國夢的殘餘勢力，比如曾經的奧斯曼帝國。在東亞，中國和日本有相對獨立信仰體系和經濟體系，易於攻打卻難以征服。北亞快速崛起的蒙古帝國甚至一路殺到了多瑙河畔，差點改寫歐洲史。
全球化深刻影響著國運。一直以來，除了有限的對外貿易，明中後期的中國對外部都是離線狀態，拒絕接入，拒絕應答，一直到俄國的東擴。
相比之下，美洲大陸則是嶄新的，一上線就是全球化1.0版本，活力四射。從早期的黑奴、棉花、礦產和茶葉等貿易的鏈條中賺的盆滿缽滿。相比2.0網絡之後才接入的中國，
美國在1900年左右已經成為全球第一。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被打殘，全球的文明主導權和貿易中心開始全面向美國傾斜，帶來了舉世驚歎的繁榮、投機和持續百年的主義之爭。
1920年是百年罕見的黃金年代。人口急劇增加，財富急劇膨脹，科技高速發展。1900年還是遍地馬車的紐約街頭，1920年已經是全是汽車，連生產線上的藍領工人們都在探討如何買自己的第一臺汽車，100年後的很多國家都還沒有做到。
當時美國的汽車工業如火如荼，一戰前，汽車還是一種極端奢侈品，10多年後，福特已經賣了1500萬輛T型車。巨大的汽車需求更推動了美國基礎建設的加速建設，公路里程不斷刷新全球記錄，電力網絡建設突飛猛進，電話開始進入普通家庭。
美國製造業突飛猛進，歐洲快速復甦需要進口大量原材料，美國獲得了來自歐洲的巨大貿易順差。
為了平衡匯率，美國採用低利率政策，導致各種金融創新層出不窮，投機客們大搞配資、借貸和分期消費（除了沒有App，其餘與2015年中國的互聯網金融完全一致）。當時大部分的美國人沒有一分錢存款，並且拿著銀行的便宜貸款去消費，買車，投資樓市、股市及其他生意。
所有的一切都極其美好，上至總統下至平民，都對未來抱有極高的預期，哪怕到了1928年大蕭條的前一年，一切都是歌舞昇平。沉浸在幸福之中的美國人相信，20世紀的美國將會“永久繁榮”。
所有的金融投機活動都極其繁榮，券商和地產都是4-10倍槓桿起步。在美國的海南——佛羅里達甚至出現了有史以來第一次房地產泡沫。
7.5萬人口的小城市，有33%的人口（2.5萬人）是房地產中介，所有的房地產都一年3-5倍的漲幅，當時中介們喊得最響亮的口號是：今天不買房，明天買不起！一年漲N倍的房子加上地方銀行借給你的10倍槓桿，當時覺得不炒房的還算是人嗎？著名的小說/電影《偉大的蓋茨比》描繪的恰恰就是當時的財富爆發年代的眾生相。
《偉大的蓋茨比》劇照，真實還原那個財富爆發的年代
新富人群就像1980年後亞洲的暴發戶一樣，瘋狂的追逐名錶名車豪宅。報紙最讓人關注的是各種“股神”的專欄，金融機構的投機貸款讓所有人為之瘋狂。
1920年代後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信託投資公司”，其職能就是幫你加槓桿配資炒股。證券公司給的4倍槓桿不夠狂野，信託投資公司給你槓桿乘槓桿，連保證金都借給你，再給你10倍槓桿交易，高峰時期參與配資的用戶有超過450萬人，金額超過100億美元。
此外，個人信用消費分期也極其流行，買衣服都可以分期付款，更別說冰箱洗衣機和汽車。急劇的信用擴張帶來了加速的繁榮和超過1000億美元的個人債務，個人支付能力大量透支為後面的大蕭條的債務崩盤埋下伏筆。
所有的危機來臨之前，都有一些異樣的信號出現。
1929年大蕭條來臨之前3年，1926年佛羅里達的房地產崩盤了。起因是一場颶風橫掃了佛羅里達，摧毀了13000座房屋，415人喪生。
本來買房度假的人群發現原來這裡不是樂土，不接盤了。炒房的人更鬱悶，房子沒了，房貸還在，本來手裡10套房本就想玩個槓桿短炒，沒想到變成了終身套牢。佛羅里達的房屋成交量迅速暴跌90%，很多人槓桿放的太大，一輩子沒緩過來。
佛羅里達的泡沫破裂的太突然，99%的責任歸老天爺，其他市場還依然歌舞昇平，很快忘記了不和諧的聲音，更大更廣泛的危機在股市和工業企業身上繼續發酵等待3年後的爆發。
金本位的宿命
意識形態路線之爭
所有巨型泡沫的出現和破滅，通常會出現以下幾個里程碑：
巨大且長期的基本面利好積累樂觀情緒
金融機構的推波助瀾和政策的錯誤引導，違規信用擴張宏觀環境出現緊縮超出預期債務槓桿斷裂導致局部崩盤崩盤通過大類資產或者金融機構放大導致進一步信用緊縮貨幣政策（比如金本位的弊端）或貿易因素導致進一步緊縮1929大蕭條是必然發生的。僅僅金本位就是一個重要的貿易系統漏洞，美國生產力這幾年得到了巨大發展，本土的豐富資源更加劇了這個漏洞的對於國際收支平衡的影響——理論上，美國不需要別人的東西，但是幾乎所有國家都需要用黃金找美國換產品。
如果黃金是無限的，美國會永遠貿易順差，可是，貿易無限，黃金有限。黃金循環迅速走向了中斷。
歷次衰退中美股的表現，1929大蕭條道瓊斯指數下跌85%，下跌了整整40個月，該來的終究會來。
1929年10月23日，道瓊斯指數當天暴跌40%，主流輿論將這一天視為大蕭條的起點。在整個大蕭條中，累計破產企業8萬多家，倒閉銀行11000餘家，失業人口逾超過1400萬，流離失所者近200萬。
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美聯儲是否毫無察覺呢？並非如此，聯儲加息了，但是結果更糟了。
為了控制泡沫，美聯儲於1928年加息，參與投機的黃金快速流出美國，為了阻止黃金的流出，美聯儲又進行了兩次加息，黃金流出卻沒有緩解，通縮卻加劇了，大量企業因為債務而破產。
據統計大蕭條最高峰時，有3400萬美國人沒有任何收入。為了保護本國企業，迫於壓力，美國國會史無前例地放棄了自由主義精神，通過了共和黨人提出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將進口平均關稅提高到47%，到達歷史最高。
這一法案隨即引起了多米諾骨牌效應，世界各國紛紛提高關稅予以回應。
首先發難的是美國的好鄰居加拿大。加拿大報復性的出臺了緊急關稅法案，將關稅提高到了50%。隨後是意大利和西班牙，意大利和西班牙報復性的對美國進口汽車徵收150%的關稅，對半導體產品徵收100%關稅。由於鐘錶業關稅上升到260%，瑞士全國展開了抵制美貨運動。
法國直接對美商品採取了進口配額制。就是每年從美國進口的商品定好一個數量，不準增加。法國的做法促進整個歐洲對美國的對抗，有十個國家緊隨其後對美商品採取配額進口。英國雖然也有巨大的黃金流出，但好歹有大量的殖民國家和自治領，有足夠的騰挪空間。
此前，全球並沒有如此大規模的貿易摩擦，所有人都沒想到此舉令全球貿易總量減少了2/3，更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命運。
德國本來就揹負著戰爭賠款，各種條約限制貿易，又沒有黃金儲備，貿易摩擦導致雪上加霜。
大蕭條短期看是經濟問題，中期看是政治問題，長期看是路線問題。它在三個方面深刻的考驗著經濟體和領導人：
能否在需求衰減時，重新建立收支平衡？
能否在民意洶湧時，維持政治力量平衡？
能否在呼喚干預時，堅持所信仰的路線？
大蕭條的原因和週期都非常容易理解，但是，民意本身往往容易本末倒置。
對於政客來說，順應民意進行貿易摩擦和加關稅制裁確實是最直接最省事的，卻是代價最高的，無論是90年前的胡佛總統，還是90年後的川普總統。
加關稅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整個國際收支循環的Bug 是美方自己，塌陷的需求方又得不到反哺，關稅法案不會有任何效果，反而引起更多的連鎖反應：
危機國家都選擇了脫離金本位，以貨幣貶值來應對關稅壁壘，自由貿易的終結了，本就困頓的歐洲陷入了巨大的動盪，外匯結算和貿易都陷入混亂。（正因為此，冷戰結束後，誕生了歐元）
全球貿易銳減，失業者轉而支持極權主義和民族主義，很多國家意識形態的發生根本轉變，貧窮的人們不相信自由主義會讓生活美好。
歐洲的思潮策源地——法國、德國、甚至俄羅斯，進一步爆發了各種各樣的“革命思潮”，各種主義和極端宗教影響了未來100年。
美國是幸運的，面對動盪的局面，美國和英國一樣，走向光榮孤立，美國拒絕簽署《凡爾賽條約》，拒絕參與歐洲大陸的力量角逐，拒絕加入各種國際聯盟，雖然短期擱置了自由主義的路線，沒有因為深陷於經濟和社會動盪而走向政治光譜的極端的另一頭。美國也是不幸的，自由主義政府的短暫搖擺，影響了全球，並孕育了更大的危機，將自己拉入戰火。
生產力飽和攻擊
新貿易失衡的難題
災難發生都是必然的，可以預見。
等到危機發生了，民意洶湧呼喚調控，但是“調控”基本上都是逆天而行。花著納稅人的錢怎麼能不幹事不滅火呢？不斷“調控”的努力，無非是積累風險，等待一場無可阻攔的大火而徹底燒光。
今天的世界體系就像堆滿了枯枝敗葉的茂密森林。技術進步和產業鏈重構，完全打破了二戰後建立的多邊貿易協定體系。過去，原材料相互依賴，今天中國完備的工業體系和高度發達的服務貿易讓大多數工業產品全產業鏈都可以在中國境內完成定價和交易。在中國完成新能源升級之後，連能源都可以不再依賴外部石油輸入，從而實現更獨立更強悍的工業體系定價能力。
今天的貿易摩擦是2008年危機的延續和升級，但矛盾的主次發生變化，美國的過度消費讓位於中美之間的失衡。恰如90年前歐洲和美國之間的貿易失衡，已經到達一個不撕破臉就可能無法解決的地步。一方面，美國需要發展和貿易盈餘，另一方面，全球貿易外部失衡，全球金融體系根本無法適應未來的大通縮的局面。
目前制約著中國的上限，可能還是國內的問題。全球貿易在失衡，我國內部也在失衡。一方面，中國群眾過度透支，個人儲蓄漸空，負債高企，另一方面，中國過度投資，海量的基建支撐了快速的生產力升級，加大了對於外部需求的依賴，同時，過剩產能也會將通縮傳遞給金融機構，造成內部系統性風險。
對於美國來說，能夠做的除了在談判桌上不斷威脅，還有守住高端研發能力的陣地，同時，將Libra 這種看似虛無但更加自由主義的大殺器釋放到全世界。只有守住信用+結算貨幣這個陣地，將自由主義的價值傳播到更高的層次，無論是互聯網世界還是現實世界，就依然具有半個身位的競爭優勢，否則被拉下馬就不是一句空話。
道路決定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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