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子裡的女孩：震驚德國的神祕罪行

利維坦按：

雖然疑點重重，生活上劣跡斑斑，這樣的一個人可以被定罪嗎？如果這只是一個相對抽象的問題

，相信很多人的答案是否定的。畢竟，沒有確鑿證據前，他（她）只是犯罪嫌疑人而已。

但是，這個問題如果真的發生在現實生活中，卻摻雜了太多幹擾因素，以至於我們或許無法獲取真相。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充滿傷痛的故事還在微妙地繼續。

在德國最南端的阿爾卑斯山麓，有一個名為阿默爾湖的巨大湖泊。

湖岸邊散落著擁有數百年曆史的村莊，來自慕尼黑的富裕家庭會在那裡購買面積很大的第二套住房，遊客們在那的海濱餐館喝啤酒。湖北側坐落著兩個相距不足兩英里的村莊，分別名為阿默湖畔埃興和阿默湖畔雄多夫。兩個村莊之間隔著一片雲杉林，許多獵人、慢跑者、山地自行車手會慕名而來。

而38年前的夏末，一群綁匪也來到這裡，犯下罪行，併成為德國戰後最臭名昭著的罪行之一。

1981年9月15日星期二，這是新學年的第一天，一個名叫烏爾蘇拉·赫爾曼（Ursula Herrmann）的10歲女孩放學後回到了她在埃興的家。烏爾蘇拉是四個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個。她回家後先和大哥米夏埃爾（Michael）一起練習鋼琴，然後在下午晚些時候沿著湖邊小路騎車穿過森林去雄多夫上體操課。體操課結束後，她去了雄多夫的表姐家吃晚飯。晚上7點20分，烏爾蘇拉的母親打電話給姑姑說要女兒回家。儘管此時樹影在變長，但天色仍很亮，且騎車回家只需要10分鐘。

半小時後，烏爾蘇拉還是沒有到家。她母親再次打電話給姑姑，姑姑說烏爾蘇拉25分鐘前就走了。她們倆立即明白出事兒了。烏爾蘇拉的父親和叔叔分別從埃興和雄多夫趕往森林找人，二人在路中間相遇。他們在漆黑的樹林裡喊著烏爾蘇拉的名字，但沒有人回應。

不到一個小時，鄰居們、警察和消防隊也加入了搜救行動，手電筒的光束掃過湖面，試圖穿過茂密的灌木叢。夜幕降臨，大雨落下，一隻嗅探犬引著它的主人離開湖邊，來到灌木叢。就在距離小徑20米處，發現了烏爾蘇拉的紅色小自行車，但仍然沒有找到烏爾蘇拉。

10歲的小女孩烏爾蘇拉·赫爾曼。© Lka Bayern/EPA

天光微亮，搜救行動立即加強。數十名穿著雨衣和橡膠靴的警官四散在茂密的森林中尋人【森林邊界坐落著一所昂貴的私立學校——順道府高級文理中學（Landheim Schondorf），學校始建於1905年，備受巴伐利亞州政界和商界精英的青睞】，一架直升機在低空盤旋，一艘警艇載著潛水員們搜尋湖面淺灘。當地電臺播報了這則令人震驚的消息：一小女孩在田園詩般美麗的地界失蹤，她身高1.43米（4英尺7英寸），留著金色短髮，身穿灰色羊毛開衫、深綠色燈芯絨褲子、紅棕色涼鞋；父母分別是教師和家庭主婦。

星期四早上（此時烏爾蘇拉已失蹤超過36個小時），赫爾曼家的電話響了。烏爾蘇拉的父母接通電話，電話中先是一片寂靜，接著傳來一陣短促又熟悉的叮噹聲，他們認出是拜仁3號電臺的交通公告中的聲音。接著又是一片寂靜，而後鈴聲再次響起，隨即電話掛斷。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又有三個類似的

第二天中午，郵遞員給烏爾蘇拉的父親送來一封信，信封上面標明“緊急”。這是一封勒索信，用從小報上剪下的字母和文字組成。“我們綁架了你的女兒，”信以蹩腳的德語開頭。“如果你想讓女兒活命，那就付200萬德國馬克（45萬英鎊）贖金。”綁匪預計這封信在前一天（電話打來之前）會送到烏爾蘇拉父親手上。他們在信中交代，他們的來電將以叮噹聲為信號。“只需要在電話中回答是否會支付贖金……如果報警或拒不付錢，我們會殺了你女兒。”

那天下午，

同一天晚上，綁匪寄出了第二封信，信件於9月21日星期一送達，信中對贖金作出了奇怪的具體指示。綁匪要求他們用面值100馬克的舊鈔票來支付這筆錢。這些鈔票要裝在一個手提箱裡，由烏爾蘇拉的父親獨自駕駛一輛黃色菲亞特600，以低於90公里/小時的車速送到指定地點（信中尚未透露具體目的地）。

一封綁匪寄來的信，全部由報紙上剪下的文字組成。© EPA

不像埃興的其他居民或雄多夫寄宿學校那些學生的父母，赫爾曼夫婦並不富裕。他們之所以能在湖邊建房，是因為烏爾蘇拉的曾祖父幾十年前在那買了一些牧地。一位鄰居幫他們籌集了一部分贖金，剩下的部分由州政府支付。

赫爾曼一家焦急地等待更多的指示，但再沒收到任何信件或電話。警方也沒有任何有力的線索。兩週過去了。警方決定再次搜尋森林。參與搜尋的有一百多名警察和10只嗅探犬。森林區域被分成四部分，每部分又分成若干小塊區域。各組開始用金屬探測棒逐一搜索。

到了搜尋的第四天，這是一個陰沉的星期天，他們已經搜查了大部分森林，此時烏爾蘇拉已失蹤19天。上午9點半，有人大喊。在離湖邊小徑大約800米遠的林中小空地上，一名警察在探測土壤時撞到了堅硬的東西。另一名警察衝過去幫忙，清理掉樹葉，刮掉一層粘土，現出一塊覆蓋著棕色毯子的木板。他把木板移走，又現出第二塊木板，那似乎是一個盒子的蓋子。

發現囚禁赫爾曼的盒子。© EPA

它長72釐米，寬60釐米，有一張小咖啡桌那麼大，被刷成綠色，用七個滑動螺栓從頂部鎖定。他用鐵鍬把蓋子撬開，向內窺視，發現了烏爾蘇拉。她身體冰冷，毫無生氣。警察把她抬出來時忍不住哭了。

兩名警探被派往不遠處的烏爾蘇拉父母家傳遞消息。她母親傷心欲絕，問不出任何問題；她父親反反覆覆地問：女兒死前是否受到傷害？真實答案是否定的。

盒子中被發現的部分物品。© EPA

綁匪似乎打算讓烏爾蘇拉活著。這個盒子深1.40米，裝有一個架子和一個可用作馬桶的座椅。裡面有三瓶水，十二罐芬達，六大塊巧克力，四包餅乾和兩包口香糖。甚至還有一個小型奇特圖書館，放有21本書，有唐老鴨漫畫、西部小說、浪漫小說及名為《恐怖無處不在》（

盒子裡還有一盞檯燈和一臺可以收聽拜仁3號電臺（就是那個播放交通鈴聲的電臺）的便攜式收音機。為了讓烏爾蘇拉能夠呼吸，盒子設有一個由塑料管道製成的延伸到地面的通風系統。但設計者沒有意識到，如果沒有機器來循環空氣，氧氣很快就會耗盡。

根據盒子的大小和重量，警方認為綁匪不止一名。盒子重60公斤，可能至少需要兩個人才能把它運到森林裡。行兇者一定很瞭解這片森林，因為他們選擇了一個偏遠地點，並且在挖掘洞穴和開闢進入叢林深處的路徑時避開了人們的注意。

赫爾曼屍體被發現後，裝入棺材。© Süddeutsche

在埃興和附近的村莊，以前讓孩子自由玩耍的父母現在都不敢讓孩子離開自己的視線。瘋狂的新聞報道也加劇了恐慌。葬禮當天，因為不堪記者的多次騷擾，烏爾蘇拉的哥哥米夏埃爾——這個害羞的18歲男孩，向在他眼前舉著相機的攝影師發了脾氣，把相機摔翻在地。

為了找到兇手，警方懸賞3萬馬克徵集線索，相關信息紛至沓來。犯罪嫌疑人之一是維爾納·馬祖雷克（Werner Mazurek）。馬祖雷克31歲，有一妻二子，住所距赫爾曼家只有幾百米。他15歲輟學，曾是一名熟練的汽車修理工，現在從事電視修理業務，手藝很好。他身材魁梧，有著啤酒肚，脾氣暴躁，在埃興不太受歡迎。他還債臺高築，欠一家銀行14萬多馬克，有行兇動機。

警方繪製的裝有烏爾蘇拉屍體的盒子草圖。© The Guardian

在烏爾蘇拉的屍體被發現一週後，警方對馬祖雷克進行了審問。他最初無法回憶起烏爾蘇拉失蹤當晚自己的行蹤。24小時後他才提供了不在場證明：他一直在和妻子及兩個朋友玩棋盤遊戲“大冒險”。警方對他家和工作間進行了搜查，並沒有發現任何有關犯罪的線索。

當月晚些時候，鑑證小組在檢查盒子時發現了膠帶上的指紋，這使得案件突破又有了希望。包括馬祖雷克在內的數千名當地人都被警方採集指紋，但無一匹配。

警方仍懷疑馬祖雷克與此事有關。1982年1月底，他們逮捕了馬祖雷克及其兩個朋友，審問幾天後釋放。一個月後，馬祖雷克的另一個熟人被審問。克勞斯·法芬格（Klaus Pfaffinger），一名酗酒的失業技工，還欠著房東的房租。

房東告訴警察，案發前幾周，他看見法芬格騎著一輛電動自行車，車側綁著一把鐵鍬。法芬格起初表示自己是清白的。但在審訊的第二天，當審訊人員去休息，他和警察局長單獨在一起時，說了一句令人吃驚的話：“如果我知道些什麼呢？”

等審訊繼續時，他告訴審訊員，1981年9月初，馬祖雷克讓他在森林裡挖一個洞，許諾的報酬是1000馬克和一臺彩電。法芬格承認他已經挖好洞，後來還看到裡面埋著一個盒子。

偵探們確信已經破案，於是驅車把法芬格送到了埃興和雄多夫之間的森林裡，要求他帶他們去藏屍點。令他們沮喪的是，法芬格找不到那裡，甚至連大致範圍都無法確定。回到警局後，法芬格宣稱：“我要撤銷這一供詞，我說的不是真的。”在隨後的幾個月裡，他至少經歷了10次審訊，但他始終拒絕再次供認，最終被無罪釋放。

1982年夏天，因名譽受損，馬祖雷克準備與家人離開埃興。追捕他的首席警探被撤換，追兇網撒得更廣了。在全國範圍內下發了約10萬張請求協助調查的彩色海報。一檔電視節目“懸案XY（Aktenzeichen XY ... Ungelöst）”——類似英國BBC的“犯罪觀察（Crimewatch）”和美國的“最高通緝（Most Wanted）”，用了很長篇幅報道烏爾蘇拉·赫爾曼案件。

新的警察團隊發現了更多有關綁匪作案方法的證據，包括一條沿著湖邊小徑穿過樹林、用作警報系統的電線。但對其他嫌犯的調查卻毫無結果。到20世紀80年代末，調查逐漸結束。在德國，大多數人仍然記得那個10歲女孩被活埋在箱子裡的令人震驚的懸案。

與此同時，烏爾蘇拉的父母和哥哥姐姐們正在盡最大努力繼續生活。烏爾蘇拉是一個聰明、精力充沛、喜歡唱歌和畫畫的女孩，儘管他們深感悲痛，但私下卻從未對媒體說過什麼。在最小的孩子死後不久，她的父母做出了明智的決定，既不要讓追查兇手毀掉他們的家庭，也不要讓悲劇定義他們的生活。在沒有兇手可追責的情況下，他們試圖把這看作一場可怕的事故。

對烏爾蘇拉的母親來說，這是最艱難的，她覺得自己應該去姑姑家接女兒回來。她的父親和姐姐依靠基督教信仰來獲得內心的平靜。她的小哥哥最終在衝浪中找到了慰藉。

奧格斯堡地方法院展出的盒子模型。© Karl-Josef Hildebrand/EPA/Shutterstock

案發時，大哥米夏埃爾還有一年就畢業了。烏爾蘇拉失蹤當晚，他正在朋友家裡演奏樂器。當母親驚慌失措地打來電話，告訴他小妹失蹤後，他迅速衝回家，加入到森林搜救的隊伍中。發現屍體時，他悲痛萬分。他最近才告訴我：“悲痛的情緒很快就變成了：我現在該怎麼辦？因為我知道永遠沒人能回答‘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2005年左右，巴伐利亞州刑事調查辦公室著手認真審理積壓的懸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烏爾蘇拉·赫爾曼綁架案。那起綁架案已在“懸案XY”節目中出現過三次，仍然是當地警方和司法部門的聲譽汙點。檢察官希望過去20年DNA分析的發展能有助於破案。原始調查的大量證據，包括勒索信和盒子，都被仔細地重新檢查。大量毛髮被發現，法醫專家從中建立了幾個人的DNA圖譜。現在只需要找到相匹配的人。

2007年，他們找到了其中一個。

從盒子的螺絲釘上找到的基因樣本與在慕尼黑一頂層公寓玻璃上發現的基因相符。公寓的所有者是一位富婆，於2006年5月在家中被殘忍殺害。但這一突破給警方帶來的興奮是短暫的。因慕尼黑謀殺案受審的是受害者的侄子，但烏爾蘇拉被綁架時，他才幾歲。經過大量的法醫調查，法官們裁定這兩起刑事案件之間沒有任何聯繫，受害者侄子因慕尼黑謀殺案被定罪。

至於他的基因是如何與赫爾曼綁架案中的樣本相匹配，至今仍然是個謎——儘管非常罕見，但在基因分析中確實會出現錯誤。

對於審理赫爾曼綁架案的檢察官來說，他們的時間不多了。烏爾蘇拉的死並沒有被定為謀殺，而是有致命後果的綁架，有30年的訴訟時效。再過5年，兇手就可以徹底逍遙法外了。

州檢察官們回顧了上世紀80年代的案件檔案以調查主要嫌疑人。無業者克勞斯·法芬格，曾短暫地聲稱挖過那個洞，現在已經死了。但維爾納·馬祖雷克還活著，他和妻子生活在德國北部，做著船舶配件生意，並在每週二晚上和朋友一起經營一家小吃店，小吃店的廣告標語是：“諾伯特（Norbert）的豬肉和維爾納的啤酒，海港碼頭最佳的選擇。”

2007年，警方開始監視馬祖雷克，並部署了一名便衣警察與他交朋友。警察在他的車和房子裡安裝了錄音設備，還竊聽了他的電話。同年10月，警方搜查了他家，並要求他提供唾液樣本。

烏爾蘇拉的哥哥米夏埃爾在2009年的謀殺案審判中出庭。© Dpa Picture Alliance Archive/Alamy

檢察官們還有最後一個希望。從馬祖雷克家裡搜出的物品中，有一臺老式的盤式磁帶錄音機。在烏爾蘇拉失蹤後的幾天裡，綁匪給她的父母打了幾通電話，電話裡有叮噹聲。這臺設備有沒有可能是當年綁匪用來錄下廣播電臺的叮噹聲的？

2008年5月28日，在烏爾蘇拉死後27年，馬祖雷克被逮捕，並被押往埃興附近的奧格斯堡市。烏爾蘇拉的父母（他們仍然住在埃興的那幢房子裡）已於幾天前接到通知，嫌疑人逮捕在即。他們還被告知可以參與審判。根據德國的法律制度，某些重大罪行受害者的親屬可以作為共同原告正式加入訴訟。這樣，他們就有權查看證據，請求證人，向法官提問。

過去了這麼多年，烏爾蘇拉的父母不想再面對女兒死亡的可怕細節。代替他們以共同原告的身份出席審判的是他們的長子米夏埃爾。其時，米夏埃爾已經40多歲，在奧格斯堡的一所女子中學教宗教和音樂。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已婚男人，但也是一個“不滿足於半真半假”的人。他的老朋友米夏埃爾·霍夫施泰特爾（Michael Hofstetter，烏爾蘇拉失蹤那晚，他們在一起）最近在接受《南德意志日報》（

2009年2月，該案在奧格斯堡開庭時濟濟一堂。馬祖雷克（一家報紙用“鬍鬚巨人”描述他）坐在他妻子前面，他妻子也作為綁架案的從犯接受審判。馬祖雷克宣讀了一份長達20頁的聲明，他堅稱自己是無辜的。“我知道我肯定不算一個好公民，有時很粗魯，很多人試圖把我描繪成一個壞人。但綁架案與我毫無關係。”

法庭上的維爾納·馬祖雷克。© Christof Stache/APN

檢方毫不費力地找到了他品性惡劣的證據。馬祖雷克的女兒和繼子對他這個父親沒什麼好話。他在法律上也有些劣跡，包括2004年因偽造文件被判欺詐罪。還有關於狗的故事。

1974年，馬祖雷克從慕尼黑啤酒節回來時發現，家裡那隻名叫蘇西（Susi）的混血狗把廚房裡的垃圾桶掀翻了。於是他把小狗抓起來，鎖在地下室的冰箱裡。第二天，他當時的妻子（不久後就和他離婚了）去冰箱拿肉，卻發現蘇西凍死在裡面。馬祖雷克後來說，他只是以“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方式懲罰寵物。

檢方提供了對馬祖雷克不利的間接證據。他需要錢，所以有作案動機；他有自己的作坊，可以秘密地製造盒子。烏爾蘇拉失蹤時，有人看到他在收聽警方廣播。盒子裡使用的皮革就是從一個像馬祖雷克這樣有著啤酒肚的人的皮帶上割下的。2007年，警方搜查並竊聽了他的房子，他們聽取了他和一位來自埃興的老朋友的電話，兩個人在電話中討論了烏爾蘇拉·赫爾曼案件的訴訟時效。

但是，這個案件的關鍵要素是那臺盤式磁帶錄音機和法芬格撤銷的供詞——他應馬祖雷克的要求挖了那個洞。檢察官認為法芬格的口供是可信的。正如警方的舊有檔案所顯示的那樣，從幾個方面來看，法芬格的供詞都是準確的：他詳細描述了藏屍點，從森林空地的大小、洞的尺寸到土壤條件等細節。1982年，警方的首席調查員確信，法芬格在森林中是故意誤導，以造成他無法找到盒子埋藏點的假象。多年後，當時的警員出庭作證，稱法芬格是一名“優秀的演員和老道的騙子”。

錄音機是最重要、最有爭議的證據。2007年，馬祖雷克接受警方審訊時說，錄音機是幾周前他和妻子度假時在一個跳蚤市場買的。但是他無法證明是誰賣給他的，而且市場上沒有人記得那天出售過這臺錄音機。

巴伐利亞州專門研究語音而不是音頻的專家講述了為何在勒索電話的錄音中能聽到咔噠聲——那是在播放叮噹聲時按下錄音機按鈕的聲音。用她的話說，當她按下這檯盤式磁帶錄音機上的按鈕時，會有一個“啊哈”的聲音出現，這個聲音和勒索

警務長德特勒夫·普赫爾特（Detlef Puchelt）展示了一張盤式磁帶錄音機的照片，這臺錄音機曾被用作證物。© Christof Stache/AP

綜上所述，2010年3月，

審判開始時，法庭上幾乎無人注意到米夏埃爾·赫爾曼。儘管他外表與眾不同——灰色的頭髮梳成馬尾辮，下巴上蓄著連鬢胡——但他並不張揚，不是那種愛出風頭的人。高中畢業後，他就到奧格斯堡學習教學，然後開了一家音樂用品商店，出售包括錄音機在內的樂器和設備。他已婚，有三個孩子，還領養了一個。他喜歡看著孩子們長大，看他們分享對音樂的熱愛，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

瞭解烏爾蘇拉遭遇的人有時會問米夏埃爾是否會因此擔心自己的孩子，但出於某種原因，這並沒有影響他。他也沒有想過要自己尋找兇手，因為那是警察的職責。雖然他覺得生活很平靜，但妹妹的死對他來說仍然是一個“未閉合的圓圈”。以共同原告的身份出席這次審判給了他閉合圓圈的機會。雖然法庭上大多數共同原告都是被動的觀察者，但米夏埃爾決定更認真地對待自己的角色。他不允許家人再次成為受害者。

審判開始之前，令州派律師感到驚訝的是，米夏埃爾要求查閱全部案件檔案，這些檔案足有數萬頁。審判的前幾周，他晚上把自己鎖在書房裡，停不下來地讀完了6000頁。

他對烏爾蘇拉的記憶很深：他記得妹妹很活潑，但同時也很謹慎，有時很敏感，當一些同學屢次行為不端時，她會變得心煩意亂。但通過閱讀警方的打印報告，他意識到自己忘記了1981年9月那段恐怖日子的許多細節，甚至忘記了在烏爾蘇拉被綁架前的幾個小時裡，他曾輔導她練習鋼琴。他覺得那段時間的記憶在大腦中斷了檔。

對米夏埃爾來說，有很多跡象表明馬祖雷克可能犯了罪，但也有一些事情困擾著他。他不明白為什麼法芬格撤銷的供詞之前一直被駁回，現在卻被認為是可信的。從警方的檔案中可以清楚地得知，法芬格酗酒嚴重。在拘留期間，他聲稱出現過幻覺。他一直不喜歡工作；他的前妻在2008年接受訊問時稱他為“懶漢”，說他絕不會同意挖一個大洞。

法庭審理時發現法芬格的供詞甚至沒有署名；是幾周後調查員憑記憶寫下的。而且，和馬祖雷克一樣，沒有DNA證據證明法芬格與綁架案有關。審判前，警方挖出了法芬格的屍體，但與幾年前在證據中發現的基因圖譜不符。

米夏埃爾最關心的是錄音機。因為有音樂背景，他對聲學和聲音工程學有較多瞭解，他不理解如何能確切地將一臺錄音機與多年前的勒索電話聯繫在一起。就像檢方指控的那樣，即使使用這檯盤式磁帶錄音機來錄製廣播中的叮噹聲，綁匪仍必須將錄製的內容轉移到另一個更便攜的設備上，因為勒索電話是從付費電話亭打過去的。電話亭和綁匪家裡的聲音環境也會影響警方最終在電話線另一端聽到並錄下的內容。

米夏埃爾的律師勸他不要把事情鬧大。米夏埃爾告訴我：“律師說‘作為共同原告，你不應該這麼做’。但我沒有考慮慣例，我只是做了我認為正確的事情。”

這是一次非常不尋常且轟動的干預行為——起訴小組的成員、受害者的哥哥竟然支持辯方。法官宣佈對馬祖雷克的判決後，米夏埃爾當庭發表聲明。他說：“我不相信他有罪，但我也不相信他是清白的。”圓圈不但沒有閉合，反而進一步打開了。

2010年底，審訊結束六個月後，米夏埃爾開始注意到左耳裡有一種奇怪的高頻噪音。到了晚上，嘶嘶聲會吵醒他，讓他再難入睡。更糟糕的是，這噪音在白天也時常折磨他，尤其在他打算教音樂時。他以前從未有過耳鳴，覺得這可能與審判有關。心理醫生（法庭指派以協助受害者親屬）對他進行了檢查，也認同案件的壓力確實可能是誘發耳鳴的原因。

審判期間，馬祖雷克給米夏埃爾寄過一封信——不是感謝他對錄音機證據的質疑，而是暗示他們在某種意義上站在了同一邊。

那時，米夏埃爾越來越懷疑馬祖雷克有罪。庭審結束後，他出現耳鳴，但仍夜以繼日地閱讀他已儲存在電腦裡的案卷，細緻地將證據分門別類。這給他的婚姻帶來了壓力，他在2012年與妻子分居。但他不能就此放手。他覺得他欠父母，欠自己，甚至欠德國公眾一個真相。他告訴我：“驅使我的是道德——做道德上正確的事。如此了結此案就是錯誤的。”

所以他想出了一個計劃。2013年，他提出民事索賠，要求馬祖雷克為其耳鳴賠償2萬歐元。

2016年，律師約阿希姆·費勒（左）和米夏埃爾在庭審期間。© Christof Stache/AP

自2012年以來，約阿希姆·費勒（Joachim Feller）一直擔任米夏埃爾的律師。我們在他位於萊希河畔蘭茨貝格（一座距埃興20分鐘車程的古鎮）的辦公室見過面。他告訴我：“法官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他們很生氣，且多次試圖阻止此事的進展。” 法院堅持要求由獨立的精神科醫生對米夏埃爾進行檢查，並裁定其耳鳴是否由審判引起。在精神科醫生給出肯定的答覆後，該案終於在2016年進行審理，屆時已拖延了兩年多。

與媒體關注的馬祖雷克刑事審判不同，現在的焦點是米夏埃爾。他發現自己不得不在音樂和宗教課上向學生們解釋，為什麼他們心中內向善良的老師會出現在各種報紙和電視上。他把記者帶到埃興，帶進烏爾蘇拉被綁架的森林。即便如此，除了赫爾曼家的親朋好友，很少有人理解他為什麼要追查此案。

一位報道刑事和民事案件的當地記者告訴我，他的新聞編輯部同事經常問他，赫爾曼為什麼“不能就這樣放手”。這位記者說：“我自己也在努力弄清楚米夏埃爾·赫爾曼為什麼要這樣做。他是個從容冷靜的人，但在看案件檔案時……有點執迷。”

隨著民事審判的進行，可以很明顯地發現他不是唯一對原判有懷疑的人。出庭為被告辯護的人名叫貝恩德·海德爾（Bernd Haider），他是一位退休的物理學家和業餘聲學專家，曾在20世紀60年代徒手製造了自己的第一臺錄音機。他住在離埃興只有幾英里的一個村莊裡，清楚地記得198

今年春天我去拜訪海德爾時，借來的錄音機仍在他的閣樓裡。我們中午吃了維也納炸肉排和土豆，午餐後他告訴我：“米夏埃爾·赫爾曼是初審中唯一知道證據有什麼問題的人。他說‘這不可能’，但他坐在原告方一側！”

在民事案件接近尾聲時，米夏埃爾有了另一個盟友。一位住在倫敦、名叫芭芭拉·齊普澤（Barbara Zipser）的德國學者在網上閱讀了一篇文章，文章講述了米夏埃爾為弄清真相所做的努力。當年烏爾蘇拉被綁架時，齊普澤還是個孩子，住在德國。她仍能回憶起當時感到的恐懼。我們今年見面時，她告訴我，就其影響而言，烏爾蘇拉綁架案相當於德國的馬德琳·麥卡恩案件（震驚世界的英國女孩麥卡恩失蹤案件，譯者注）。她說：“當時我想，不管是誰幹的，我都希望

齊普澤畢業於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分校語言分析專業，她能夠運用現代分析技術來識別古希臘醫學文本的作者。她決定將綁匪寄來的勒索信與海德爾在互聯網上發佈的馬祖雷克的文字樣本進行比較。齊普澤從用詞和寫作風格的角度進行了分析。她說，寫勒索信的人一定受過良好的教育，是一個故意用蹩腳的德語來偽裝外國人的德國人。“我確定不是馬祖雷克，”齊普澤這樣告訴我。

她去德國見了米夏埃爾，並花了很多時間和他一起查閱案卷，而後更堅定了自己的看法。她說：“我知道這難以置信，但我看到了證據，米夏埃爾已經做了非常出色的調查工作，我支持他的調查結果。”在刑事審判後的幾年裡，米夏埃爾認為馬祖雷克仍然有50%的可能性是綁匪。現在他認為是1%。

2018年8月，民事訴訟結束，法院下令馬祖雷克向米夏埃爾支付7000歐元的耳鳴賠償費。這場勝利對米夏埃爾來說是個損失，因為要做出這一裁決，法官們首先需要與刑事法庭達成一致，認為馬祖雷克與一個身份不明的同夥確實是綁架烏爾蘇拉的人。

在致巴伐利亞州政府和媒體的公開信中，米夏埃爾寫道：“我妹妹的死亡已經困擾了我37年，直到今天，仍不清楚到底誰是真正的兇手。難道實際上奧格斯堡的法律系統對解決烏爾蘇拉·赫爾曼綁架案，也就是我妹妹的死不感興趣？……如果法院決定蓋棺定論，就應該充分意識到，不能把真相拒之門外。”

自2008年馬祖雷克被捕以來，一直是瓦爾特·魯巴赫（Walter Rubach）擔任他的辯護律師。魯巴赫是巴伐利亞州最著名的辯護律師之一，他的世界非黑即白。如果有客戶問他是否相信他們是無辜的（就像馬祖雷克在2008年所做的那樣），他會迴避這個問題。魯巴赫在奧格斯堡的辦公室裡對我說：“我會告訴他我不相信任何客戶。我的工作是弄清楚是否有足夠的證據來給他們定罪。”在馬祖雷克的案件中，他從一開始就確信沒有。

“很明顯，馬祖雷克是一個可能會犯下類似罪行的人。但沒有確鑿事實——這是一個最好的間接案例。

儘管魯巴赫與米夏埃爾私交甚少，但他一直在法庭對面看著他，欣賞且欽佩他。“作為共同原告，他所做的一切違背了法院的判決——這在德國從未發生過。”

在德國北部的監獄裡，馬祖雷克仍在試圖洗清自己的罪名。今年我給他寫了信，他回信說已經僱了私家偵探來追查2007年賣給他錄音機的那個人。他寫道：“我只是很生氣，我即將迎來入獄11週年紀念日。”

四月一個溫和的週日早晨，我在奧格斯堡見了米夏埃爾。就像在法庭上的大部分時間一樣，他穿著休閒——運動鞋、藍色牛仔褲和黑色夾克。儘管在法律上遇到了挫折，耳鳴也一直困擾著他，但他依然平靜溫暖，而且還保有幽默感。當我們駕車穿過巴伐利亞鄉村前往埃興時，他試圖解釋“超負荷”（他在1981年曾用這個詞形容警方）的含義：“這意味你要做的任務超出了你的能力範圍——比如英國脫歐。”

米夏埃爾對案件材料瞭如指掌——他花在案件研究上的時間比任何辯方或控方律師都要長得多，所以比起親屬，他講話時更像是個特別調查員，精準又客觀。我們把車停在埃興和雄多夫之間的路邊，他注意到那可能就是綁匪把盒子帶進森林時停的地方。一條越野車道通向森林。“我們需要走141米，”米夏埃爾說，而後看向左邊20米遠處，才找到烏爾蘇拉被活埋的地方。他說：“我們不知道她是被麻醉後抬到那裡，還是被迫走到那裡的。但我們知道她是在專門穿過森林的小路上被帶走的。”

幾年前，米夏埃爾的父親去世；2016年，他母親從埃興的家搬到奧格斯堡。但他弟弟漢內斯（Hannes）——那個衝浪愛好者仍住在埃興的房子裡。還有兩名敘利亞難民租住在底層。米夏埃爾打電話給漢內斯（米夏埃爾不想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和記者一起出現在他家門口），漢內斯邀請我們進去喝咖啡。我們一直沒提過烏爾蘇拉。同他姐姐及母親一樣，漢內斯從未向媒體談及妹妹的死亡。儘管米夏埃爾說，私下裡，家人們、孩子們以及現任妻子都支持他調查妹妹的綁架案，但至少在公開場合，他是唯

湖邊有一家餐廳，帆船在遠處搖曳。我們在那裡吃過午飯後，沿著一條小路向森林走去，這條路是近40年前烏爾蘇拉去上體操課時走的路。雲杉樹比那時高得多，灌木叢不再那麼茂密，但小徑是一樣的：三米寬，鋪滿礫石。騎電動自行車的人從旁疾馳而過。

幾分鐘後，我們走近一個小碼頭（碼頭通往供游泳者使用的木屋），米夏埃爾停在了小路上。他說：“烏爾蘇拉就是在這裡被綁架的。這是發現她自行車的地方，也是警鈴線的終點。”警鈴線是綁匪用作警報系統的140米長的絕緣銅絲線。儘管警方在尋找烏爾蘇拉時注意到了這條電線，但直到一年多後，調查人員訪問雄多夫的私立寄宿學校，與學生們談論這起案件時，他們才瞭解到這條電線的重要性。兩名學生站出來說，綁架案發生七八個月後，他們在森林裡追趕一隻貓頭鷹時，發現湖邊小路旁的樹上繫著警鈴線。男孩們接著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他們把電線取下來，在學校田徑跑道上測量，然後把它鎖在宿舍的盒子裡，直到警察來訪。

在檢查電線時，調查人員意識到綁匪一定在實施綁架過程中使用了它。其中一名綁匪在案發地等待受害者，另一名綁匪大概是在遠處的小路上望風，他們的手指放在按鈕上，這個按鈕可以點亮電線另一端的燈泡或者觸發電線另一端的蜂鳴器。

米夏埃爾認為，這根電線是能夠幫助確定真正綁匪的關鍵證據之一。除了獵人、慢跑者和騎行者外，寄宿學校的學生也很瞭解這片森林。然而，警方在調查時似乎沒有采集學生的指紋。

另一個證據也暗示可能有年輕人參與了綁架：勒索信的某張紙上有個印痕，從痕跡來看是教給青少年的那種數學概率樹。米夏埃爾還注意到，盒子裡發現的一本漫畫，其主角之一駕駛的車是菲亞特600，就是勒索信中提到的車型。這種車在當時的德國很少見，這說明綁匪可能看過那本漫畫。

去年年底，為了重審此案，米夏埃爾向奧格斯堡州檢察官辦公室提交了一份包括所有新證和推測的卷宗。今年4月，我採訪了公訴方發言人馬蒂亞斯·尼古拉伊（Matthias Nickolai），他承認許多人對刑事審判的判決仍有疑問，但他堅稱法官已在2010年作出了正確的判決，那就是“最終的、絕對的”判定。

米夏埃爾通過律師告訴當地媒體，他將不再就此案發表任何公開聲明，也不會接受採訪。媒體將其解讀為他終於放棄。然而，我最近給他發了電子郵件，他說並非如此。他寫道：“我並沒有說不會再進一步追查了。”

9月15日，即我收到郵件幾天後，是烏爾蘇拉的第三十八個忌日。同過去幾年一樣，米夏埃爾和他的兩個弟弟妹妹及母親一起，前往烏爾蘇拉在埃興的墓地。只有母子四人，再無他人。

© Christof Stache/AP

在那裡，他們悼念那個小女孩，她在一個夏天的晚上騎著紅色自行車離開了表姐家，而後再也沒有回到家。

譯/Amanda

校對/Yord

原文/www.theguardian.com/news/2019/sep/24/ursula-herrmann-germany-kidnapping-mys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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