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業發展是我們經濟結構轉變的重點之一，要想發展好，要消除傳統計劃經濟以及過去統計體系遺留下的對服務業的歧視，和涉及到這種歧視的管理方式。”11月12日，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在“《財經》年會2020：預測與戰略”上如此表示。
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
周小川表示，服務業作為經濟轉型的努力方向，存在歷史歧視問題，以及統計學上的低估，而這可能造成中國GDP的低估，和對GDP結構轉型的低估。
談及金融服務業在GDP的比重大概佔多大合適？周小川認為，金融業佔GDP比重的統計應該使用收入法。此外對金融佔比過高是否意味著泡沫化、而且會形成自我循環的擔心是有必要的，但還要做深入的分析，不能簡單看待。金融與實體經濟是共生關係，且金融有助於收入再分配。
服務業發展存在歷史歧視
周小川指出，2018年中國服務業佔GDP的比重為52%，從全球橫向對比來看，還有很大增長空間，也是我們應對經濟增長下滑壓力的一個可以主要做出努力的方向。
談及服務業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周小川表示，作為從計劃經濟轉軌過來的經濟體，中國歷史上存在著對服務業的歧視問題。如用國民收入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程度的指標，但國民收入、MPS統計體系等都對服務業有所歧視。全國許多地方提出“重振製造業”的口號，也需要推敲是否有傳統經濟遺留下來的所謂產業偏向。
有人分析，製造業的生產率提高比較快，服務業生產率提高比較慢，當國民經濟轉向服務業的時候，整體經濟的增長速度就會下來。周小川對此並不贊同，並指出這裡涉及統計問題。
服務業還存在價格管制和難以統計的問題。例如如果某個服務業的子行業，例如醫療行業，有一部分是被當作公共品，處於價格管制的狀態，另一部分是由民間提供，這個行業最後產出將為統計帶來很多困難。周小川表示，一些服務行業管制的越多，可能暗渠道里的支付越大，也會給第三產業帶來侵蝕。
根據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可貿易品和不可貿易品的變化，決定了國民經濟的結構，同時決定了匯率，也涉及到發展中國家增長戰略。如餐飲、理髮等相當多的服務屬於不可貿易品，要認識到不可貿易品價格存在的規律，減少對價格的過度管制。
周小川指出，中國是全球製造業強國，服務貿易還存在逆差，逆差的數字較大且上升較快。當前全球正在進入貿易談判、WTO改革，強調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秩序重構階段，服務貿易是現代貿易談判裡的主要焦點，值得進一步探討。
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 周小川
服務業生產率統計難 GDP結構轉型被低估
與已逝經濟學家馬丁·費爾德斯坦的觀點類似，周小川認為，服務業的國民賬戶統計是存在很大問題的，理論上說GDP統計應該反映生產率的變化，但是服務業的生產率卻很難反映，可能導致低估。這就可能造成對GDP的低估，以及對GDP結構轉型的低估。這種情況還會導致對城鎮化重要性的低估、對投資回報率的低估等。同時，國際收支平衡和匯率也會受到影響。
對GDP的統計難以反映服務業生產率的問題，周小川以中韓餐飲為例，解釋中韓餐館服務員忙碌程度可能差不多，但韓國菜單簡單，中國菜單豐富，且營業時間更長。但如何衡量生產率？中國服務人員平均月工資2000元，在韓國則是2000美元。
所以，我們的政策需要進行深層次的調節，以扭轉過去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模糊概念或認識，進而幫助服務業的深入發展。
以科技發展與服務業關係為例，周小川表示，我們的政策文件強調IT對於傳統工業改造和新興工業的作用。但實際上運用IT最大、成果也最突出的是服務業。
服務業發展對解決就業問題也有很重要的意義。“究竟我們更希望鞏固在第二產業中就業的比重？還是更加看重未來就業的傾向更多在服務業？”周小川指出。
金融服務業GDP佔比過高了嗎？
去年一季度時，金融業在GDP的比重超過10%，曾引發擔憂，進而引發出一個討論：金融服務業在GDP的比重大概佔多大合適？是不是比重多了，就是一種泡沫，比重低了，就是金融深化還不夠？
周小川指出，金融在GDP中佔比的統計存在技術問題，金融GDP只能通過收入法才能夠看清，但季度統計一般是用金融業的產值乘係數、M2增長、市場交易量等來統計。
周小川表示，金融作為一種服務業，產生的價值包括支付類、存貸款類、交易類（比如幫助大家買股票、債券、理財產品）、顧問類及其他（投資顧問，理財顧問）。因此，金融佔GDP的比重很大程度上跟一個國家的儲蓄率有關，與實體經濟也是共生的關係。
因此，周小川認為，對金融業佔GDP比重提高是不是這意味著泡沫化，意味著自我循環，脫離實體經濟的擔心是有必要的，但還要做深入的分析，不能簡單看待。
周小川認為，金融業起到了收入再分配作用，一個重要的做法是在住房抵押貸款項目上。高收入的人存錢多，低收入的人借錢多，特別高收入的人買房直接拿現金，低收入的人必然要依靠抵押貸款。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社會福利和財富分配的分配效應，在這種分配效應中，住房抵押貸款大幅度提供了分配效益。
《財經》年會2020：預測與戰略
服務業投資空間潛力大
周小川提到，當前很多民營企業家會感到在製造業投資已經投不出去，因為有產能過剩的現象，也有整體投資的機會在減少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一種可能性是投向服務業。
但在服務業投資上有一些空白市場存在准入問題。周小川坦言，確實有一些服務業的發展需要考慮到產業發展和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但產業發展和安全之間應有一個平衡，這個平衡能夠使我們權衡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具體產業的發展，從而穩定GDP的增長，在多大程度上考慮安全。不過這確實很難用絕對的標準來劃分。周小川同時表示，部分行業在國內不能依靠市場經濟得以順利發展，有可能會導致資本的外流。
周小川總結表示，服務業有很大發展空間，但前提是不可貿易品生產效率的提高，它會帶動服務業的增長。服務業發展是我國經濟結構轉變的重點之一，要想發展好，要消除傳統計劃經濟以及過去統計體系遺留下的對服務業的歧視，和涉及到這種歧視的管理方式。要認識到不可貿易品價格存在的規律，要減少對價格的過度管制；要關注科技發展所產生的影響，要在經濟中消除某些價格扭曲現象，給服務業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要關心服務貿易，關心服務貿易涉及到的服務品價格以及涉及到的匯率問題。此外，也要關注統計，以及過去統計方法上可能產生的失真現象。
以下為周小川發言實錄：
周小川：女士們、先生們，各位來賓早上好。很高興再次參加《財經》年會，同時，也預祝《財經》年會取得圓滿成功。
讓我做一個講演，少講空話套話，找一個題目講一講。我猜想格林斯潘和朱民會把宏觀問題主要的內容都討論過了，所以我就選了一個經濟結構上的問題，講講服務業發展的問題。
都知道，當前經濟結構轉變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加快服務業的發展，為此黨中央、國務院，特別是國務院下達過多次文件，促進服務業的發展，也是我們補短板的一個重要方面。到了去年年底，2018年，統計數據顯示，中國服務業佔GDP的比重為52%。從全球橫向比較來看，這是一個相對較低的數字，同時也預示著，服務業的發展還有巨大的空間，是我們結構改革的最主要的內容之一，也是我們應對經濟增長下滑壓力的一個可以主要做出努力的方向。
按照我們現在的GDP和國民經濟發展的狀況，服務業有很多人估計可以到60%，甚至更高一點。因此，我們看到這個空間可能比其他許多行業高。其他許多行業都有發展的空間，比如電動汽車，但那個空間是多大的百分比，這個空間又是多大的百分比，大家可以看到空間的大小。為此，我們也需要看，尋找原因，做一些分析，做一些理論上的思考，從而實現服務業更快速的發展，帶動國民經濟更好更健康的發展，也減少過去對製造業依賴過多，對貨物出口依賴過多，以及對環境上造成壓力過大的問題。
我們說從計劃經濟轉軌過來的經濟體，存在著歷史上對服務業的歧視，這是計劃經濟留下的遺產，在座可能有很多年輕人，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那時候我們學經濟學，從統計上來看，用的不是GDP，GNP，用的是國民收入，國民收入是從前蘇聯體制上遺傳下來的。國民收入表示經濟發展的程度，增長等等，國民收入裡不包括服務業，認為服務業是不產生價值的。
另外一個差別，就是對於固定資產折舊的處理，過去我們叫MPS，物質生產統計體系，後來轉為了國民賬戶體系。這個轉變過程服務業、製造業、農業都處於平等的地位。
我們有些歷史上的比較，說到GDP跟解放初、解放前怎麼比，其實你要知道解放初30年，我們執行的就不是GDP，要想把那時候的GDP找出來要做很多折算，而這些折算有相當大一部分是不可靠的，因為那時候不是那麼統計的。
因此大家追求的目標必然是歧視服務業發展，其實這種歷史遺傳的東西，我們是不可小視的，雖然我們已經改革開放40年了，很多東西已經糾正了，但這個東西多多少少還在某些方面有所遺留。它涉及到人們所追求的最終目標是什麼，也涉及到就業的選擇，大家就業選擇會有什麼樣的偏向。此外，聯繫到價格體系，受歧視的部門的價格往往處於一種扭曲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還聯繫到稅收，就是國民經濟的稅收究竟依靠什麼。
假如今天晚上給你演一臺節目，不是為了你欣賞這個節目，而是為了你休息好，放鬆一下，以便明天能夠更好的進行物質生產。以物質生產為目標的導向，是這麼解釋的。話說回來，服務業有可能超過GDP的一半了，在國民經濟中，如果是一半一半，兩邊說都可以的，可以說追求服務業的發展是為了更好的物質生產，也可以說更好的物質生產是為了服務業的發展。
我們看一下第三產業的比例關係。
應該說中國的服務業，這些年發展還是很快的，但也是有短項的。從幾個主要的服務業行業來看，比如餐飲，中國的飲食有豐富的文化，我們飲食業的附加價值是很高的。我們的教育普及程度是相當不錯的，受教育的水平是相當不錯的。我們的醫療衛生，雖然大家還有很多意見，但你觀察平均預期壽命，我們的上漲是相當快的，特別是最近這些年，現在大概是平均預期壽命77歲。我們的交通、金融、IT和社交網絡、批發零售，如果做一個橫向比較，人家會覺得好像中國服務業佔GDP的比重不像52%，是不是有可能低估，後面會談到為什麼統計可能會有經濟理論上的問題。
另外，也存在一個問題，就是有可能存在著價格管制。理論上說，如果某個服務業的子行業，有一部分是被當作公共品，處於價格管制的狀態，另一部分是由民間所提供的，這個行業最後的產出應該怎麼統計呢？根據聯合國統計委員會和IMF對統計的定義，就應該按市場一軌的價格統計，我們是不是真正能做到這些呢？技術上還是需要探討的，還是有些做不到的。比如看醫生，動手術也需要給紅包，雖然大家都力主說不應該給紅包，但真正過日子的人都知道，這個現象還是存在的。這個紅包是統計不進去的，所以現在的統計方法是有困難的。
從教育來看，教育是服務業的一個大項，現在的小孩上各種各樣的補習班，而且好多是家庭式補習班，可能費用都是相當不菲，但統計起來也有問題。
在信息科技方面，大家享受到了很多信息服務，但這些信息服務有很多都是免費的，也涉及到當前對這些免費的服務應該怎麼進行統計，估值。這些免費，有的是真免費了，有的是交叉補貼，也就是從別的方面賺來的錢，比如從廣告費用賺來的錢來補貼信息服務，這些都帶來了統計的問題。
存在價格管制，如果管的越多，可能你看見的暗渠道里的支付越大，有時候有一個互補關係。同時，它也可能帶來對第三產業的一種侵蝕。我們看到全國各地，有些地方主要的口號是重振製造業，但我覺得要區別看的，有些地方確實製造業有很好的基礎，而且有重振的機會。但也要稍微推敲一下，是不是還是有傳統經濟遺留下來的所謂產業偏向。
中國作為全球製造業強國，服務貿易是逆差，而這個逆差的數字比較大，而且上升的比較快。當前全球正在進入貿易談判、WTO改革，強調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秩序。服務貿易是現代貿易談判裡的若干主要焦點，因此這個問題是值得進一步研究討論的。
下面我想講一下關於經濟學理論方面的一個問題，我過去也在其他場合提過，叫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貝拉·巴拉是一個比較好的經濟學家，他們早期做研究的時候另外有一種劃分，出了一二三四產業以後，把經濟分為可貿易品和不可貿易品，不可貿易品主要是服務業，因為多數服務業在那時候是不能進入貿易的，但這個劃分確實跟一二三四產業稍微有一些差別，在早期差別不是很大，一二產業絕大多數都是可貿易的，但也有個別不可貿易的，比如電力，跨國邊境，如果沒有電網是輸不過去的。熱帶水果，運輸條件不行的時候，拉過去就爛了，也變成不可貿易品。服務品多數都是不可貿易，這種情況在變化。可貿易品和不可貿易品的變化，決定了國民經濟的結構，同時決定了匯率，也涉及到發展中國家增長戰略，所以這還是一個有意思的題目。
後來交通發展和電信網絡改進，90年代下半期出了一本書，叫《世界是平的》，過去“世界不是平的”，好多東西是沒法交易的。世界是平的，首先說到服務有好多開始變得可貿易，其中一個就是生產作為一種服務，挪到了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醫療，片子可以傳到其他國家，看完了再把結果傳給你。舉了很多這樣的例子。但那時候看，還沒有大規模、比較全面的影響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的格局。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看到仍有相當多的服務是不可貿易的，比如餐館服務，不可能在北京吃到世界其他國家當時做的菜餚，理髮，雖然可以在互聯網上約某個其他國家的理髮師，但理髮最後是不能在那兒實現的，服務業仍在很大程度上看成不可貿易的產品。
這就產生一個問題，服務業的發展究竟效率怎麼樣？我們有的同志做出分析，製造業的生產率提高比較快，服務業生產率提高比較慢，當國民經濟轉向服務的時候，整體經濟的增長速度就會下來，其實這裡也有統計的問題，究竟如何衡量服務業實際效率和名義效率，實際上服務業價格往上漲的速度一點不比可貿易品的物價上漲慢，基本上是一種同步增長，甚至有時候上漲的更快。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是說，在經濟增長率越高的國家，工資實際增長率越高，實際匯率上升也越快，當貿易產品部門生產率迅速提高的時候，該部門的工資增長也提高，所以儘管在非貿易部門生產率的提高也許並不大，但這些其他行業也會以大致相同的比例工資上漲，也會引起非貿易品對貿易產品相對價格的上升。如果我們假定貿易產品的價格水平是一定的，這種相對價格的變化在固定匯率情況下會引起非貿易產品價格上漲，進而引起總體物價水平的上漲。如果為了穩定國內物價而採取浮動匯率，就會引起匯率的上升。所以，無論怎種情況，都會使得實際匯率發生變化。
可能說的有點繞嘴，所謂匯率決定理論，其中有一個說的是可貿易品和不可貿易品的比價關係，這個東西決定匯率，這是一種解釋，當然匯率的解釋有多種，也有一種從國際收支平衡，也有人說商品的綜合評價比較決定匯率，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裡頭涉及到這樣一種匯率的觀點，同時涉及到勞動力流動的情況下，服務業生產率沒有提高的情況下，工資也照樣上去，因此在統計上最後進GDP，雖然大家說GDP是實際的，不是名義的，但實際統計來看，很多由於可比性的問題，大量的服務業在這個過程中進入了GDP。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在經濟上升的過程中，服務業比重都提高的非常快，可以說是驚人的快，中國也許也會進入這樣一個階段。
我們今年6月份不幸看到一位著名經濟學家馬丁·費爾德斯坦去世了，他在去年還是前年，曾經專門討論了一個問題，服務業的國民賬戶統計是存在很大問題的，理論上說GDP統計應該反映生產率的變化，但是服務業很難反映，這跟我們的觀察有很相近的地方。我記得2010年G20在韓國召開，我們去韓國很多趟，韓國餐館的忙閒程度跟中國餐館忙閒程度差不多，一個人能夠管幾十個人吃飯，但它的菜單很簡單，塑料薄膜壓的一頁紙，有的餐館好點，正反面，有的還帶照片，中國的餐館都是一本，幾百種的菜都能做出來，而且寫的都挺密的。生產率怎麼樣呢？中國餐館的服務人員平均工資每個月2000元，在韓國是2000美元，而且很多城市晚飯沒多少人吃，主要是中午，解釋的一個方向是，主要看顧客是什麼類型，顧客都是三星、現代的，收費就可以高，自己收入也可以高，既可以從勞動力流動選擇和工資水平的變動來看，也可以從顧客收入越高、肯付的錢也越多，就像你去理髮，一個月掙50的時候，你可能只願意掏幾毛錢去理髮，如果現在是5000的收入，可能也願意拿出1%左右的錢去理髮。如果衡量理髮員的效率，不說質量上的差別，投入品的差別，一天大概能給多少人剃頭，得出的結果，可能你發現生產率變化是相對不太大。
這種解釋有什麼意義呢？有可能造成低估GDP，也可能還造成了我們對服務業生產效率提高的低估，因為絕大多數生產率提高必須用名義生產率來衡量，有可能會抑制我們對GDP結構轉型的估計，這種情況還會導致對城鎮化重要性的估計程度，因為我們知道，城鎮化在很大程度上給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更高的空間，如果大家都住在農村，很多服務業確實沒有太大的發展條件。同時，也會低估投資回報率。因此，這方面還是有很多問題需要研究的。
還有，我們當前的國際收支平衡和匯率也受這個的影響。國際收支平衡，服務貿易的赤字數量比較大，究竟是什麼原因？在多大程度上對我們的匯率產生影響？也就是說，有些政策需要進行深層次的調節，扭轉過去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或認識，這樣有助於服務業的深入發展。
大家可能希望我講一點金融，把金融作為服務業的一個例子稍微提一下。金融作為一種服務業，前段時間有個討論，就是金融服務業在GDP的比重大概佔多大合適？是不是搞多了，比重高了，就是一種泡沫，比重低了，就說金融深化還不夠，金融還可以發展。中國金融業佔GDP的比重今年在8%左右，每年上上下下不一樣，有時候季度的統計給出一些讓人不太相信的變化。因此，存在著一種說法，比如去年一季度的時候，金融佔GDP的比重超過了10%，有人很擔心。實際上，金融佔GDP比例的統計只能靠收入法，只有收入法能夠看得比較準，從供應的東西來講，比如收貸款利率，必須考慮到對方還有一部分利息付給存款者了，是要扣除的，金融服務多種多樣，這種扣除變得非常困難，收入法能夠看的比較清楚。而季度的統計，我們一般沒有用收入法核對，只是按照去年年底金融業的產值，乘幾個係數，有時候選個M2增長，股票市場股指，哪塊市場的交易量，這個東西很容易不準確，是有具體技術上的原因的。
服務業供給產生價值的都是哪些呢？有支付類、存貸款類、交易類（比如幫助大家買股票、債券、理財產品）、顧問類及其他（投資顧問，理財顧問），應該可以看到，金融業佔GDP的比重在很大程度跟一個國家的儲蓄率有關，儲蓄率越多需要金融服務就越多，沒有儲蓄，或者儲蓄很低的國家，既然沒什麼存款，大概做不了多少貸款，既然沒什麼儲蓄率，恐怕也不會有多少人買股票、買債券和其他交易，也不需要做顧問。當然這是極端的例子。一般國家儲蓄率有特別低的，中國在十年以前，大概達到了50%左右，現在降低了一點，仍有45%左右的國民儲蓄率，是屬於全球最高的。既然儲蓄率高，就有更多的存款、貸款、理財、投資、顧問等等的服務，所以一定要看到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會和儲蓄率相關的。當然那個國家也需要有支付服務。任何國家，哪怕是發了工資馬上就花，有的國家居民確實有這個特性，他沒有多少儲蓄的服務，但有支付的服務，大概支付的服務佔整個GDP的比重，最多不會超過2%。比如中國佔GDP8%的金融服務附加價值，可能不到2%是支付，其他是跟存款、貸款、金融市場投資、交易、顧問及其他金融服務有關係。
因此，我們說金融業和實體經濟處於共生的關係，不會說金融業佔GDP比重提高到10%，從服務業發展來說是一個好事，但你可能關心的，是不是這意味著泡沫化，意味著自我循環，意味著脫離實體經濟。這個擔心是有必要的，但還要做深入的分析，不能太簡單的來看待。
在全球金融危機以後，很快就出現了佔領華爾街，大家關注的一個問題是，收入分配的效果，其實我們也可以從另外的角度來看一看這個問題，金融業的發展，從商業銀行來看，內部有一個經濟核算，儘管我們非常重視零售業務，中小戶的居民的業務，但基本中小戶銀行是不賺錢的，真正賺錢的是10%到20%的相對金額比較大的客戶。這有點像坐飛機，七、八十年代的時候，飛機賣票有了一個重大的變革，票主要賺頭等艙和公務艙，公務艙賣完了以後賣經濟艙，經濟艙可以降價，因為錢主要是靠高價值的客戶掙來的，剩下的就補給旅遊業發展了，反正坐滿為止，總體來講，每個座位進行核算，肯定是虧損的，所以金融業在這種程度上起到了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所謂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一個主要做法是在住房抵押貸款，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起到的作用越來越大，可以大致的解釋，高收入的人存錢多，低收入的人借錢多，特別高收入的人買房直接拿現金，低收入的人必然要依靠抵押貸款，這也是一個收入再分配的角色。當然在統計上是統計不入基尼係數的。從社會來看，大家有沒有自己的住房，住房是否是合理的，宜居的，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社會福利和財富分配的分配效應，在這種分配效應中，住房抵押貸款大幅度提供了分配效益。
補充說一點，從金融角度看，我們確實看到一個缺口，什麼呢？就是說統計局會從家居來看，每個家庭支出在哪個方面，比如在教育上花了多少錢，在醫療上花了多少錢，交通上花了多少錢，但由於價格管制，以及私下交易，可能有些東西我們沒看到，但從金融來講，也可以做這種統計，金融統計對支出方向不太敏感，但可以比較清楚的看到家居統計裡的支出結構。這裡面有一個缺口，像醫療、教育，實際家庭的支出會大於統計局統計的支出水平，這樣的話，會導致統計口徑的重新估計問題，同時反過來涉及到我們的經濟分析，我們對發展戰略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和意見。
科技發展與服務業的發展有很大關係，從中國來講，我們比較強調所謂IT產業對工業現代化所起到的作用。從分工來講，我們也是把工業和信息放在一個部裡，叫工信部，過去是信息產業部和經貿委，合起來叫工信部。我們在各種文件中特別強調IT對於傳統工業改造和新興工業的作用。但實際上運用IT最大的、成果也最突出的是服務業。
這也涉及到就業，究竟就業我們希望鞏固在第二產業中就業的比重，還是更加看重未來就業的傾向在服務業更多，此外的一個變化，跟老齡化有很大的關係，由於老齡化的問題，人均壽命提高了，醫療費用大幅提高。醫療費用分為三個方面：藥、設備（檢驗和治療設備）、診療。我們會發現，隨著老齡化的發展，這方面的支出會越來越多，但在中國究竟支出是什麼比例呢？多年來，從統計年鑑上看到的支出比例是5%左右，進行國際比較，發現各個國家差別很大。用生產法和支出法GDP所得出的比例還不一樣，吃了藥，藥物生產作為製造業算了一遍，各種醫療設備在生產方已經統計了，但現在還有很多是進口的，使用的時候應該支出的是折舊。因此，即便5%的數是有道理的，也表明我們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不要說跟美國比，跟歐洲比，也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因此，我們說科技發展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關於服務業市場準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雖然貿易談判也談到這個問題，但更多的要從國內的角度看。我們有一些產能已經過剩，所以要去產能，要發展新的產能，新的產能就要有人投資，這個產能可能在服務業，服務業有空間，有人去投資，但是不是允許你投資，允許不允許私營企業投資，投資的時候有沒有一些附帶的限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就是說，當前很多民營企業家會感到在製造業投資已經投不出去，因為有產能過剩的現象，也有整體投資的機會在減少的問題，一種可能性是投服務業，服務業也有一些比較飽和的部分，比如餐飲，但還有好幾個空項，如果他想投這個空項，但一般是不讓投的，這樣就減少了投資的機會。也許有很多人說投不了就投到國外去吧，確實有一些服務業的發展是考慮到產業發展和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產業發展和安全之間有一個平衡，這個平衡能夠使我們權衡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具體產業的發展，從而穩定GDP的增長，在多大程度上考慮安全，很難用一個絕對的標準來劃。
同時，我們也看到，有些行業國內不能依靠市場經濟得以順利的發展，有可能會出現這些行業一般不讓外資投，同時還可能導致資本大量外流。從金融業的觀察來講，中國服務貿易的逆差，最大的項目是旅遊，但旅遊裡有一些是出去唸書的，有一些是陪讀的，有一些是為了唸書在外面買房子租房子的，都算到旅遊裡了，一年2000多億的逆差。此外，還有出去看病的，出去買健康保險的，也造成了資本流動。
我點的這些問題歸納一下，服務業是有大的空間的，前提是可貿易品生產效率的提高，它會帶動服務業的增長。服務業發展是我們經濟結構轉變的重點之一。要想發展好，要消除傳統計劃經濟以及MPS統計體系遺留下來的對服務業的某些歧視，以及涉及到這種歧視的管理方式。要認識到不可貿易品價格存在的規律，要減少對價格的過度管制，要關注科技發展所產生的影響，要在經濟中消除某些造成的扭曲，給服務業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要關心服務貿易，關心服務貿易涉及到的服務品價格以及涉及到的匯率的問題。也要關注統計，以及統計上可能產生的失真。
總體來講，我們要面對結構轉變的挑戰，在這個過程中，提供更多的分析、研究、思考，為服務業進一步發展在國民經濟中做出重要的貢獻提供正能量。
我就說這些，謝謝大家！
《財經》年會2020：預測與戰略由《財經》雜誌、財經網主辦，於11月12日-13日在北京舉行。
（文章根據錄音實錄整理，未經本人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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