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是以買賣的方式使商品進行流通的經濟活動。在我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商業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剛剛過去的“雙十一”這個被國人從“單身節”硬核轉變過來的購物狂歡節，就淋漓盡致地“顯擺”了商業在當今國民生活中的地位。

然而，一旦將商業與我國古代社會相聯繫，就會有一個始終罩在商業和商人群體頭上的陰影，令多數商人揮之不去，愁從中來，那就是在我國古代社會中被忠實地奉行了近兩千年之久的“重農抑商”政策。那麼問題來了，重農抑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個事情要分幾方面來看。

農業與商業是否天然就對立？

首先，在重農抑商當中，重農是本，抑商是末；重農是目的，抑商是手段，是“重農”基礎上的衍生。這本來是沒問題的，但人們在這樣理解時，往往會陷入一種思維上的定勢，即在潛意識當中就將農業與商業自然而然地對立起來。

實際上，我國雖然很早就進入了農業社會，但商品經濟的產生也不算晚，商品和商人中的“商”字，便來源於我國曆史上的第二個朝代的建立者——商族人（詳見 ）。在世界範圍內，這個起源時間即使不是最早，恐怕也不會排在“三甲”之外了。

學界一般認為，當以商品交換作為自己的生存方式的人（即商人）成為一個群體時，商業就作為一種行業而誕生了。在以井田制為基本經濟形態的西周時期，經商和務農一樣，都是社會上的“正當職業”，政府並沒有因為要特別強調一個而打壓、抑制另一個。《周禮》還明確地將商賈、三農、園圃等並列為民眾可以從事的“九職”之一。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六曰商賈，阜通貨賄……”——《周禮·太宰》

位於靠海地區的齊國，因為有魚鹽之利，不但商業起步相對較早，人們對商業也更為重視一些。春秋時期，齊相管仲不但肯定商業作為一個經濟部門而存在的必要性，而且還鼓勵人們經商。

“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管子·輕重甲》

不僅齊國發展商業，在齊國隔壁的魯國，孔子的弟子自貢便是當時著名的商人，孔子曾誇他生意做得好，“億則屢中”（《論語·先進》）；春秋時期越王勾踐的名臣范蠡，在助力勾踐滅掉吳國之後及時隱退，後來竟被尊為我國商業的“祖師爺”，他本人也被人們敬稱為“陶朱公”，還演繹了一段與西施泛舟太湖的佳話。

陶朱公畫像

可見在春秋時期，商業並不是一個被刻意打壓的行業，商人也並沒有被貼上某些道德標籤而受到人們的歧視。商業和農業一樣，都在各自的軌道里正常發展。

“抑商”究竟為哪般？

既然商業的發展與農業並不矛盾，而且在歷史上它們也曾經和平相處過，那麼後來的歷代政府為什麼都要抑商呢？

這還要從戰國時期原有社會結構的鬆動說起。戰國時期，隨著列國實際掌權者的不斷更替，原有的社會結構被打破的同時，各個階層之間，以及各階層上、下兩端之間也都面臨著“洗牌”。新上臺的列國掌權者們，無論為了自保，還是為了吞併鄰國以自我壯大，都不得不彼此爭強。在這種大背景下，農業便成了國家財富最為可靠和穩定的來源。畢竟有了穩定的農業，也就意味著有了穩定的食物，穩定的人口，乃至穩定的兵源。“重農”思想呼之欲出。

意識到這一點的列國精英們，便開始通過一系列舉措保障農業生產。早至李悝在魏國實行變法時，他就在強調農業生產的重要性的同時，一方面提出平糴法來穩定糧食價格，使農民樂於種地；另一方面提出禁絕“女紅”以外的一切手工業，來保證農業生產的人手和時間。

李悝變法

明確提出打擊工商業的是商鞅——插一句，商鞅在我國曆史上的出鏡率實在是太高了，我國後來的很多政策“傳統”都是拜他所賜。商鞅把農戰提到了關係國家存亡的極高位置，認為農戰是使國家興旺的基礎，民眾都從事農業，國家就會富有；國家人多了，就沒人敢來進犯；民眾的爵位、利祿都來自農業一個途徑，國家就會天下無敵；來自兩個途徑，則國家只能獲得一半的好處；如果民眾通過各種途徑都能獲得爵位和利祿，這個國家就守（wan）不（dan）住了。

“民澤畢農，則國富……其國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國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國不守。”——《商君書·靳令》

在商鞅看來，統治者能夠事本（極度重視農業）而禁末（禁止農業以外的所有行業），國家才會富有。從此以後，“重農抑商”成了我國整個君主專制時代雷打不動的基本政策。雖然各個朝代“抑商”的形式和程度都有所不同，但“重農抑商”四個字，卻成了我國古代社會最有辨識度的標籤之一。

只是，與商鞅和戰國時期國家應戰、求強的需求不同，在後來的兩千多年中，朝廷其實早就認識到了工商業的發展對於國家財政的重要作用，畢竟誰會嫌錢多呢？但是從社會穩定的角度考慮，朝廷更擔心的是商人資本一旦大規模兼併成勢，就能成為攪動社會這口大鍋的“鏟子”，甚至威脅到朝廷的正常統治。

從更深層次的倫理層面考慮，一方面，自從儒學，尤其是宋明理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之後，“重義輕利”成了社會上被廣泛宣揚的價值觀念，而“商人重利輕別離”正好與之相悖，對朱子“存天理滅人慾”的誤解更使商業幾乎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另一反面，商人以及商業，在某種程度上，都對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結構下的尊卑關係構成一定威脅，容易依仗其財富而僭越禮制，打破既有的尊卑等級秩序；同時，相對於天性淳樸的農民而言，商人重利的特點，在統治階級看來，極易導致社會風氣的腐化，無奸不商也成了古代社會對商人最深的傷害。

以上這些原因，都使得統治者對商人和工商業“愛恨交織”，愛的，是他的錢，恨的，是他竟然比統治者自己還要有錢。

如何看待“重農抑商”？

現在，人們說起古時候的重農抑商，多少帶一些惋惜和同情，彷彿那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糟粕，不但使中國錯失了一條能夠使國家和國民迅速致富的商業化道路，更是極大地阻礙了中國，尤其是明清以來的近世中國與外部世界順利接軌的進程。

但是通過上文我們不難看出，統治者不是傻子，不會專門做些損人不利己的事，任由自己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歷代的史實也顯示，歷代統治者在“重農”方面雖然無比一致，但“抑商”方面，實行的彈性就非常強了。

在常規的經濟方面通過禁榷制度、對商人課以重稅和改變幣制等手段“困商”、政治方面通過諸如“七科謫”、商人子弟嚴禁參加科舉、商人不得為官等手段“辱商”之外，甚至還出現過短時間的“禁商”、“重商”等今天看來不可思議的極端政策。

比如秦始皇在統一六國之後，就受到商鞅“農戰”思想的影響，鬼迷心竅地宣佈“上農除商”，要把商業整個給禁絕了，這在商業本身已有一定程度發展的大環境中當然是不現實的。這一政策只實施了不到一年就被匆匆廢止；西漢建立之後，為了恢復元氣而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對商業和商人竟然也格外開恩，甚至連稅費都免了，漢初的工商業因此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到漢武帝時代，已經形成了一個活潑潑的市場，為征討匈奴的軍事行動提供了物資上的巨大支持。其實，把這看作對秦始皇“禁商”政策的一個反彈也未為不可。

從積極的方面說，“抑商“在很大程度上的確是有助於“重農”的。在自然經濟條件下，當農民能夠勤懇地在土地上勞作時，不僅意味著政府的人員管理方便了，更意味著政府賦稅收入是穩定的、可期待的。這種可期待當中，自然也包含著社會大環境的穩定性，一切都在可控範圍內。

當然，

今天的我們應該更容易理解，從整個世界範圍來看，也正是商業和貿易的溝通，使得處於地球各地的人們之間的心理距離空前縮小，地球成了名副其實的“地球村”。

參考閱讀：

劉玉峰《中國傳統重農抑商政策評議》；

葉茂《略論重農抑商的歷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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